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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与其业师沈从文一样淡泊名利、性情恬静、祥和温厚，可谓“合德之厚，比于赤子”。当他人随时代发展，不断掀起“伤痕”、“反思”、“改革”、“先锋派”“新写实”等浪潮时，他都一如既往地坚守着自己的目的，秉持着“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1]的宗旨，从日常生活、市井百态中发掘和表现着“美”与“爱”。有人将其列入“寻根”文学，但只是按图索骥，迫其入列。其实，汪曾祺未曾为外在时潮所动，始终以一个仁厚长者那历经沧桑的通达，一颗诚挚纯洁、明净灵动的童心，对生活中的“美”和“爱”进行着诗意的抒写。
       一
       汪曾祺作为一个仁厚长者，有着对生活执著的爱恋和深长的情意。他说，“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2]这无疑是要使自己的作品为世间人生增添更多的“美”与“爱”，增添更多的人道主义的基质。这有似于儒家人道主义的审美观，但作者却以民间立场和平民意识将儒家的长幼尊卑、等级秩序等一系列封建腐朽观念予以消解，着力发掘和表现蕴藏于下层劳动者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他笔下的人物多是底层民众，教书的、开店的、画画的、养鸡的，和尚、农夫、渔人、锡匠……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他们人生经历不一，命运殊异，但都有着共同的品性，那就是仁爱、善良、道义。《寂寞与温暖》中，沈沅被打成“右派”，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与非人的折磨，但马夫王全却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和热力。《岁寒三友》中靳彝甫、王瘦吾、陶虎臣三人于困境中互助互爱、同舟共济，谱写了一曲朴素厚实的仁爱之歌。这种普通百姓于苦难生活和黑暗时代中相濡以沫，扶危济困成为了汪曾祺小说表现的核心，甚至是小说内容的主体部分。《故里三陈》中陈泥鳅用冒着生命危险才挣来的钱为陈五奶奶的小孙子看病的高义之举；《徒》中的高北溟不忘师恩，虽然自己仅得温饱，仍勉力周济恩师不争气的儿子的可贵之处；《大淖记事》中众锡匠集体顶香以示抗议的道义精神……无不体现出朴素而博大的人道精神与仁爱思想。而这种人道精神与仁爱思想却是源自民间，来自底层，成为维系时代、民族和历史发展的内在精神与本质情感。这也就是汪曾祺作为仁者的民间立场。仁爱与人道就在日常与世俗之中，就在普通百姓与底层人民身上，是生活最为可贵与可爱之处。与这种仁者的立场相一致，汪曾祺在表现时代苦难、社会黑暗和生命悲剧时，也是以一种超脱和达观的心态予以表现。《陈小手》中陈小手被团长枪毙，《大淖记事》中什一子被打伤，巧云遭奸污，《讲用》中郝有才的悲喜剧……。没有深仇大恨，剑拔弩张，血雨腥风，一切都在平静中进行，因为在仁者心中，有着对于人性美和人性善的坚定信念和博大情怀，苦难和伤痛、黑暗和丑恶只是让人们越发见到仁爱的崇高和人道的博大。其表现的是“美”和“爱”，丑恶和黑暗只是一丝不经意的忧伤而已。
       二
       当然，作为仁者的汪曾祺并未走向直白的说教也未变得老气横秋，而是呈现出清新自然、活泼灵动的生命与气息。一切是如此明净可爱，真淳明澈。这是因为，他不仅有着仁厚长者的慈祥和慈爱、达观博大，更有着一颗未泯的童心，一种赤子之情。他以好奇的儿童眼光打量世界，感受外物，用一种蒙昧儿童视角表现着生活。《异秉》中不仅详细写了卖熏烧的王二如何备料，如何摆摊儿，如何卖货的全过程，而且对货样的作方也做了周至的交代；《三姊妹出嫁》中除了写素志吉如何卖馄饨，对他的馄饨挑担也做了精心的描画；还写了皮匠怎样绱鞋，时福海一家怎样做剃头生意，吴顺福怎样卖“样糖”。《大淖记事》中写锡匠打锡器，挑夫卖力气；《岁寒三友》中写绒线庄的货样，写做草绳草帽，写做鞭炮焰火……。这些所被描写的劳动生活都很平凡，但在一个富于童心且热爱生活的仁者看来都是美丽的展开，是富有诗意充满情趣的再现。而最为典型的则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大淖记事》和《受戒》中可谓绝佳之作。如《受戒》最后的景物描写“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噜噜飞远了……”。无论其笔触的轻灵，还是其意象的明净都来自于一颗自然纯真的童心，来自于好奇诗意的眼睛。这样，仁爱者并没有超逸出世，而是他坦白的“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动感情的人。”[3]从而其小说便是仁厚长者与未泯童心的统一体，一切是如此的明净与和谐。
       仁爱和童心的内在质素决定了汪曾祺的小说不会是广袤复杂，心灵狂奔；也不会是感伤悲戚，曲折离奇；而是“反复沉淀，除尽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4]是恬静淡泊、情韵深长的诗意品味。
       三
       按照史蒂文森的观点，小说结构有三种方法，一是人物，二是情节，三是氛围。汪曾祺的小说无疑是注重写氛围，以氛围作为自己的结构中心。汪曾祺重视“写气氛”，认为“气氛即人物”，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也会在“字里行间浸透了人物”。[5]因此，不追求深刻，而讲究和谐；不追求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和故事情节的严整性，而注重描绘自然风光、民情风俗和人情百态，从中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表现民族的天性，并且努力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化境。《大淖记事》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写民情风俗，从中透露出主人公恬淡自然的天性。《故里杂记》、《故里三陈》、《安乐居》等小说，进一步描绘了市井风情，寄寓着一种和传统文化联结的悠长的人生。在汪曾祺作品中，民情风俗包含着真实的性情，真实的性情包含着真实的人生，因此他钟情于乡风民情，从中发现民间生活的情调与真意，植入传统的诗学境界，显示独特的艺术风格。
       汪曾祺小说的平淡恬静、诗意氛围无疑是靠其独特的语言来完成的。他的语言简洁省净，文白相间，节制而富有弹性。在《受戒》中对荸荠庵的介绍，高地、河流、谷场、柳树、山门、穿堂、厢房、对联等众多事物，写来清爽干净、准确洗练，如同事物本身一样质朴自然。而布局的疏密，结构的层次，笔墨的浓淡，却无一不是极具画意。阅读他的小说，真可谓“诗中有画”，情韵悠长。除此之外，汪曾祺小说还善于捕捉意象。如《复仇》中的一段：
       人看远处如烟。
       自在烟里，看帐蓬远去。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
       也许——
       一船鸟，一船百合花。
       深巷卖杏花。骆驼。
       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
       惨绿色的雨前的燐火。
       整个的视界融入意象的呈现。意象和意象之间相对独立，分行相隔，又并不机械，以联想、想象相连，或色彩，或声响，或一刹那间的意念，静动相谐，共同统一在整个怅然若失的情绪之中。神似意象派诗作，但又无其迷幻繁杂、颓废伤感。其语言在具体的运作中，可说是一种简省的写意笔法，语言所出，志在传达人物的精神品格。如《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写道：“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立，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语言虽然极其平淡简短，却十分传神，飘落着依依的情致与灵气，一种深长的韵味超然而出。
       总而言之，蔼然仁者的胸怀与赤子之心的融合，灵秀笔触与诗意语言的统一，构成了汪曾祺独特的审美世界，也成就了他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卓然神韵。
       参考文献：
       [1]汪曾祺：《关于〈受戒〉》，《汪曾祺全集》第六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2]汪曾祺：《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效果》，见《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3]汪曾祺：《老年的爱憎》，钟山1994（1）。
       [4][5]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罗云飞，男，广东省阳江市职业技术学院语言文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