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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纪后期，在欧洲文坛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这便是感伤主义文学，其鼻祖为英国的作家斯泰恩。1768年他出版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的旅行》（也叫《感伤的旅行》），“感伤主义”一词便来源于此。当时古典主义正在消亡，许多作家，诸如英国的汤姆生、法国的卢梭、德国的歌德等竞相仿效，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运用感伤主义的手法。自此，在欧洲文坛上形成了一股潮流。卢梭的《忏悔录》、《新爱绿绮丝》、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哥尔斯密斯的《荒村》等等感伤主义杰作应运而生。感伤主义作家们通过一系列活生生的形象的刻画来反映当时一部分新兴的资产阶级对现实以及未来的哀怨和不满。
       感伤主义不仅仅局限于欧洲，对于东方文学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日本的私小说以及新感觉派小说有其影响的痕迹。感伤主义也影响了一批中国的现代作家，郁达夫便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诗歌、散文，尤其是小说均具有感伤主义的某些特点。
       一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队伍中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可是他的作品也吸收了感伤主义的某些因素，这绝非出于偶然，而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外来影响以及自身因素所决定的。
       郁达夫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出生了。”（郁达夫《自传之一》）当时正值甲午战争以后，东方的睡狮在经受当头的一棒之后似乎要苏醒过来了，可在这酣梦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已发生了腐溃。战败之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的，是具有神经质和恐怖狂的。在他儿时的回忆里，他“经验到的最初感觉便是饥饿。”（同上）在他留学日本之前，便目睹了祖国深受的劫难以及由此给人民带来的不幸的生活。十年日本漂泊生涯，更由于祖国的贫弱，使青年的郁达夫深深地体味过弱国子民在异国备受的敌视和凌辱，他渴望着回国，可当他一旦踏上久违了的故土，残酷无情的现实又给富有满腔悠悠报国之心的他头浇上了一盆冷水，他感到一阵深深的颤栗和悸动，于是只能发出诸如“祖国啊！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的呐喊。更多的是在浅斟低吟中度日，陪伴他的是落寞和孤冷。在他的一生中，他何尝没想到反抗，又何尝没有反抗过，可是新旧军阀的统治、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外敌的入侵、人民的愚弱，又不能不令他感到悲观和迷惘。
       固然，作为一个富有民族责任感和爱国心的郁达夫，在革命形势好转、革命力量壮大时也激动过、呼喊过、陶醉过，他的一生也始终忠实于五四而没有背叛过五四，可那动荡不安的历史时代毕竟在他的心灵里投下了阴翳，表现在他的作品里，有对世态的感伤，人生的迷惘，青春的苦闷，而呈现出感伤的色彩。
       在日本的十年是郁达夫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在这期间，他广泛地涉猎外国文学作品，他曾说：“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后来进了东京的帝大，这读小说之癖，也终于改不过来。”（郁达夫《五六年创作生活的回顾》）。卢梭、歌德、屠格涅夫、佐藤春夫等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过感伤主义的某些特点，而这也影响到郁达夫的创作。“法国的第一位情感作家”、“自卑狂”卢梭更是他崇拜的偶像，他曾写过《卢梭传》、《卢梭的思想和他的创作》、《关于卢梭》等文章，对卢梭的人格与创作作了总体的评价。他曾译过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感伤主义作品《新爱绿绮斯》、《忏悔录》更使他如痴如醉。他说《忏悔录》：“大自然的秘密，差不多被他阐发尽了。他留给后世的文学上的最大的影响，也可以说就是在这自然发见的一点上。”他说《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沉思》“实在是最深切、最哀婉的一个受了伤的灵魂的叫喊。……孤独的人，读到此书，总没有一个禁得住不为他或自己而落泪的。”（郁达夫《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
       郁达夫是个神经质的作家。“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代使得童年的他变得十分孤独。他出生时奶水不足，使他从小缺少营养、体弱多病，父亲承担一家生活负担，积劳成疾，丢下年幼的他而辞世。两个哥哥在私塾读书，姐姐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因此，那畸形的时代、寂寞的生活是形成他童年时期比较孤癖、内向性格和气质的主要原因。在日本，作为弱国子民的屈辱地位又使他感到孤独，面临着人生的苦闷和青春的苦闷，回国后，生活的艰辛，贫困的威胁，又使他内心十分苦闷，他采取了“饮鸩止渴”的方法试图排遣内心的苦闷，有时甚至于用变态的手段，这又使他患上了神经衰弱、肺病等，更加剧了其忧郁质的性格。他动辄发呆、流泪，老是自怨自艾，“啊啊”似乎是他不称意时常可听见的口头禅，他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是忧郁的化身。”（郑伯奇《忆创造社》）
       不仅仅如此，像其他当时的作家一样，郁达夫也从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借鉴古典的作品中的艺术酵素和元件，从而使他的作品再现出一种古典的美。在他身上表现着极其浓厚的旧式才子的气息。他身上有阮籍的任性怪诞、嵇康的孤高清傲、刘伶的放浪形骸、陶潜的遁世归隐、元明文人的沉弱酒色。他在《骸骨迷恋者的独语》一文中曾有过对他们的向往和迷恋。共同的身世和生活遭遇又使他十分景仰明代的诗人黄仲则，他的《采石矶》便以黄自况，抒写自己的怀才不遇、愤世嫉俗。
       这些无疑是郁达夫吸收感伤主义创作手法的主要酵素。
       郁达夫小说表现出的感伤情调绝不是对于感伤主义作家作品的机械摹仿，而是中国五四时代个性解放、自我束缚的表现，反映的是当时青年对于个性解放追求时的彷徨，它是有别于前贤的，是时代的产物。
       二
       情感性是感伤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感伤主义作家崇尚感情，一切从情出发，一切归属于情。他们的感情并非简单的，而是非常复杂的。然而“感伤主义所强调的情，是现实中的人的情感，而不是古典主义那样穿着古代希腊罗马英雄服装的古人之情；它提倡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之情。”（王明居《关于感伤主义》，《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82.1）。
       阅读郁达夫的小说，自然会感觉到向你潮涌而来的情感之流。
       众所周知，郁达夫所处的时代是要求个性解放、自我表现的时代，他信奉卡尔巴尔·施米特的“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他曾经说过：“悲怀伤感，决不是一个人的固有私情，照托尔斯泰的艺术论看来，则感情的渲染传流，却是艺术作品的主要功用之一。”（郁达夫《达夫自选集》序）他强调作家的个人自我表现。他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五六年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将他的理论付诸创作实践，在他的小说里，他不厌其烦地运用自我表现的手法，诸如第一人称、心理描写、自我写照、借景抒情等等。而这些在他都是自然的，毫无勉强做作。代表作《沉沦》可谓发自作者内心底处的悲鸣。作品向我们揭示了主人公“他”的孤冷心情：或旅馆、或学校、或家庭、或社会，“他”时时感到自己处于受人歧视、受人冷遇的境地。作品没有严密的结构，随意写来，不事雕琢。作者虽用的是第三人称，可掩卷之后，我们仍可从那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情感表达中看出作者自己的身影。正如他自己所说：“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郁达夫《忏余独白——<忏余集>代序》）谈到《沉沦》的结构大家不难看出是松散，不像传统的小说那样追求完整的情节，其实综观郁达夫的所有小说都有这一特点，作者似乎很不注意结构的完整，可是在那表现松散的背后我们也不难感觉到他的小说结构是用感情的线索串连起来的，形散而情不散。
       作者作品中的自我表现也并非自我陶醉，而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主人公的心境，从而去同情主人公的不幸命运。这就是反对虚伪做作。他的《还乡记》这篇小说（也有人视之为散文）似行云，如流水，顺其自然，一气呵成。作者自云：“我的心境是如此，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世上若骂我以死作招牌，我肯承认的，世上若骂我意志薄弱，我也肯承认的，骂我无耻，骂我发牢骚，都不要紧，我只求世人不说我对自家的思想取虚伪的态度就对了，我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
       郁达夫后期的小说虽然对情节结构的完整方面有所加强，但是从中我们仍可感到那扑面而来的浓厚的情感之流。诸如《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迟桂花》、《唯命论者》、《出奔》等等。
       三
       感伤主义作家一般来说，他们本身便是忧郁质的作家，因此他们在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便是忧郁质的人，他们或疑神疑鬼、或神经过敏，因此在他们的思想情绪上往往造成苦闷、彷徨、忧伤、孤独、轻生，这固然与主人公的气质有关，但我们也不应忽略另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他们的敏感也往往由社会上纷纭复杂的生活所引起。
       日本的“魔鬼派”作家谷崎润一郎及其高足佐藤春夫他们笔下的女性常常是变形的——虐待男子，会让男子屈服的女性；而男子，总带有被虐待狂的病征，从而使人物散发出魔鬼式的邪气。他们笔下的男性常患有性拜物症，女性身体的某一部分、衣服、用物等等，都成了疯狂追慕的对象，这是一种性变态的行为和心理。
       歌德名作《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维特、斯泰恩的感伤主义奠基作《感伤的旅行》中的哈里克都是神经质的富于敏感性的人物。维特打心底里爱夏绿蒂，可因为缺乏勇气致使与他情投意合的夏绿蒂属于他人。他失恋了，力图从爱情的漩涡中摆脱苦恼，投身到社会中去。可是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又一次梦想，于是他落落寡合、忧郁苦闷，选择了自杀的道路。而哈里克这个牧师动不动掉眼泪，他性欲冲动，讨好女人，心怀鬼胎，自作多情。
       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同样具有敏感性。他小说人物画廊中的“我”、“他”、“于质夫”、“质夫”、“文朴”、“丫”、“黄仲则”、“诗礼”、“伊人”等多半是神经过敏的人。《银灰色的死》中的主人公“他”便是“维特”式的人物。他爱酒店里的姑娘静儿，可他却没有勇气表白自己对她的爱情，当静儿结婚后，他便郁郁寡欢，最后病死。《茫茫夜》中的质夫偶遇一个女店员，便向她要手帕，且买一个新针换她用过的旧针，而且还编了一套哄骗人的话。两件东西得手后便跑回家吻之，还用针刺颊。《还乡记》中的“我”甚至于设想去偷女人的鞋子放在鼻子上闻。而且当他看到人力车拉了三个女学生时，心里却在说：“你们这些可怜的走兽，可怜你们平时也和我一样，不能和那些年轻的女性接触。这也难怪你们的，难怪你们这样的乱冲，这样的兴高采烈的。这几个女性的身体岂不是载在你们的车上的么？她们的白嫩的肉体上岂不是有一种电气传到你们的身上来的么？虽则原因不同，动机卑微，但是你们的汗，岂不也是为了这几个女性的肉体而流的么？啊啊，我若有力气，也愿跟了你们去典一乘车来，去拉拉这样的如花少女。我更愿意拼死的驰驱，消尽我的精力。我更愿意不受他们半分的物质上的报酬金。”（《还乡记》，百花文艺出版社84年4月初版）从中足见主人公身上的魔鬼式的邪气和“维特式”的神经质。
       在正常情况下，郁达夫小说中人物性格也常常是敏感多疑的。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暗自垂泪，面对流逝的河水也会暗自伤怀。他的主人公也往往是一出场便是步履沉重，满脸愁云，很少有男子汉的朝气。众所公认的《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也不例外。
       四
       感伤主义既然以“感伤”命名，那么感伤性便是感伤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感伤主义的作家虽然对情感有一种顶礼膜拜式的嗜好，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感情的基调往往是哀怨、忧伤颓唐的，而并非是开朗乐观的。他们在描写人民的痛苦不幸时往往哀声叹气。在咀嚼人民的幸福欢乐时，眼角上也往往挂着泪花。虽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表现出对于人生的热爱和留恋，可是在那里面往往是用如泣如诉的调子、不疾不徐的节奏，从而使这种情绪上面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作品里的主人公在你谈心时悄声细语，在孤独徘徊时自怨自艾。
       “凡读过达夫作品的，谁也知道，他是一个感伤极重的作家。”（黎锦明《达夫的三时期》）感伤性也是郁达夫小说的基调。他主张，孤单的凄清就是艺术的酵素，认为人生原不过是一个复杂的迷宫。有着柔弱的性格和纤敏气质的郁达夫生活在那感伤的时代里，他试想改变现实，可又不愿正视现实，于是在他那朦胧的心里自然会产生“极平静极淡漠的伤痛的哀愁感。”（《纸币的跳跃》）面对忧郁窘困的心境，他无力去摆脱它，有时是无意摆脱，甚而迷恋、陶醉，带着几分自怜自惜、自悼自伤与畸形变态美的满足去面对忧郁。虽然表面上他看起来淡漠、沉静，可在“他的心里却确在朦胧地、沉寂地感触着伤感。”（《纸币的跳跃》）正因为此，他的小说中，“贫痛、失意、死亡是他最喜欢表现的主题。”（郑伯奇《忆创造社》）这种主题对于他那种气质的作家来说，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基调自然是感伤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两篇小说，作者虽自称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说，可是纵观全篇，我们仍可从中感觉到那浓重的感伤色彩。《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在失业后，房租付不起、衣服没得换、肚皮填不饱、社会抛弃他，使他非常苦闷，于是他借酒浇愁，麻醉自己的精神意志，糟蹋自己的身体。尽管如此，“我”的心里仍然有着“无限的哀愁蕴藏着。”《薄奠》中的“我”对于车夫不幸的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虽然他有过对黑暗社会沉痛的呐喊，可仍有着唉声叹气。更不用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迷羊》、《迟桂花》、《她是一个弱女子》、《黄仲则》等小说了。综观这些小说，他们的主人公都具有自怨自艾、悲观、颓丧，他们在哀叹社会的困苦和人民不幸的同时，也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对名誉、金钱、妇女的向往而不能得使主人公内心更为苦闷。“名誉、金钱、妇女，我如今有一点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我只有我这一个将死的身体。”（《南迁》）在他早期的小说里，更多的是因为青春的苦闷和性苦闷而带来的伤感。如《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等，在后期的小说里则更多的是由于人生的苦闷和社会的苦闷带来的伤感。如《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出奔》等。
       众所周知，郁达夫不只是个小说家，也是诗人、散文大家。他的抒情文笔辅佐着他在抒写内心哀怨时更加如泣如诉、不徐不疾，他常将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巧妙地结合互相映衬，读他的小说简直像在欣赏一曲感伤的音乐。
       细心的读者也不难发现，他的小说里“啊啊”的叹词重叠更是举不胜举、数不胜数，这同样加强了其小说的感伤色彩。
       五
       感伤主义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的感伤主义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最明显的便是它的人民性，这表现在：唱出了人民的不幸，只不过调子是哀怨的；倾诉出人民的苦难，只不过心情是沉重悲切的。可是和人民的情绪、希望、要求有着某种联系，因而自然是积极进步的。
       郁达夫的小说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创造社同仁郭沫若说过：“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论郁达夫》《人物杂志》1946.3期）郁达夫的小说不仅赢得了当时读者的强烈共鸣，一些作家也从他的作品里汲取养料。《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她的小说很像郁达夫的小说，那里面的情感性、感伤性、敏感性，我们似乎在郁达夫的小说里已经熟悉过。王以仁和叶鼎洛等青年作者更是将郁达夫作为自己效仿的“楷模”，尤其是王以仁，他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但小说的基调明显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的，他自己也承认他的小说是“带有达夫的色彩的；……”（《孤雁·我的供状（代序）》）许杰曾说：“他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但在创作流派上，却更接近创造社同人。”（《王以仁小传》）他的代表作《孤雁》写了一位青年，因为失业和不合时宜，四处漂泊，满怀抑郁牢骚、返回家乡，终因沉湎于酒精和赌场，以致吐血死亡。有不少的评论家还认为王以仁学郁达夫而且超过郁达夫，我们且不必去证实，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确实是对王以仁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读王以仁的小说如不看作者的话，给你的第一个感觉便会是郁达夫的小说。
       同为创造社的张资平虽然与郁达夫在某些地方有相似之处，比如他也写两性关系，但二者却有本质的不同。张氏作品中的主人公一切都从自我出发，为个人而忘记社会，主人公的苦闷更多的是个人欲望满足不了时的苦闷而不是社会的苦闷。这决定了他带着欣赏的眼光去描写三角恋爱，以色相来挑逗读者的情欲。可是达夫作品中主人公的变态性心理却是社会的产物，他描写的性苦闷往往与生的苦闷、社会的苦闷结合起来，他反映的是客观现实——那个造就许多变态心理的变态社会。因此达夫的作品才受到读者的欢迎，张资平的小说只能导致读者的厌恶、唾弃。
       感伤主义崇尚感情为以后兴起的浪漫主义流派的四处横溢的感情之流开辟了先河。郁达夫所以与郭沫若一道并称为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主将，也是不难理解的。
       他的小说有性欲的露骨描写，因此其中也有一些消极的因素。郁达夫作品严重沾染了“维特式的自伤自怜。”（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他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是“维特式”的，但他作品中的这种人物却常常在羞辱、悔恨、自怜里向命运屈服。而维特的死是他对于死亡的反抗，在他看来，失败的成全比妥协的生存更为重要。因此维特便带有更多的英雄主义。对于郁氏作品过多的性欲描写，我们不能作过高的苛求。只要了解作家其人的生活经历，我们是可以谅解的。他自己也说：“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那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谴耳。”（《茑萝集》自序）达夫是不甘消沉的人，“在那灰色的黯淡的幕布后面，我们看到了叛逆的火光。”（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
       抗战爆发以后，郁达夫停止了小说的创作，拿起笔走上了宣传抗战的道路，他带着更为深沉的目光观察社会，写出了一系列抗战的政治性论文。
       感伤主义不仅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存在着，在他的诗词、散文中也同样存在，这方面的讨论不在本文之列。
       郑洪根，浙江常山一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