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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有关底层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罗伟章就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作家。尽管其作品被人讥为“现实主义过剩而先锋主义不足”，认为他的小说在小说的技巧方面缺少活力，但我认为他的有关底层的叙事小说依然具有独特的情感魅力和思想穿透力，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可欣赏价值。
       罗伟章一贯以现实主义手法、从社会学角度发出自己情感内心深处的感受，他的小说较多描写乡村人进城打工的生活以及涉及成长、教育的小说为主。其小说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叙述者的选取、思考底层所选择的向度和方式上，这都可与同时代作家的底层叙事区别开来。
       一、底层生活的“叙述者”
       底层因为无法表述自己，但知识份子的表述又往往因为缺少直接的经验，会导至歪曲甚至损害底层的真实性，所以作家们在进行自己的创作时，对叙述者的选取往往会费一番思考。
       也许我们还记得方方的小说《风景》，她的这篇有关棚户区底层生活的叙事小说，其叙述者，不是出自底层的贫民，也不是来自方方本人知识份子的视角，方方虚拟了一个人物小八子去表述这一切。小八子出自底层人物的身份，有着对底层最深刻的感受，但又因为他是虚拟的，所以能去表述一切自身的感受。方方的这种做法无疑是成功的。
       同样，罗伟章在选择自己的叙述者时，也颇具匠心。他的小说的主人公，有一种是出自乡村、接受过高等教育后留在城里的新居民，虽然已经生活在城市，但他的思想和感情无不牵扯在自己苦难的乡村里，属于精神思想极为复杂的一类。如《大嫂谣》里的“我”，是大学毕业后留城工作的大学生，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却出自农村，有着与底层割不断的关联；《我们的成长》里的叙述者也是属于这一类型。还有一类，就是其叙述者虽然不是出自乡村的城市新居民，但也是具有知识理性和道德判断力的人，至少也是受过一定的教育的人，有着不同于底层贫民的素质和生活体验。例如《我们的路》里面的叙述者郑大宝，就是一位考上了大学却无钱去读的高中生，他是以自己进城打工的经历去展开对文本的叙述。其实这两类叙述人的身份，在罗伟章的小说里，都是统一的，都是处于城市和乡村交界的地位。
       像这样的叙述视角，对罗伟章铺开他的底层叙事，无疑是相得益彰的。他们在精神上既没有脱离乡村的牵连，也没有彻底融入城市而让人看待事物的目光和城市对齐，因此以他们的视角展开叙述，自然就在文本中埋下了城乡冲撞的因子，也为作品在心灵上贴近底层构成了方便。“这种叙述者背景既不被城市利益集团的目光遮蔽，也不随底层民工的目光而扭曲；既不冷漠地将变革时代底层人物的苦难视为必然，也不狭隘短视地由一些不公平现象而指责变革。”可见，罗伟章对小说叙述者的选择，委实是进行过深思熟虑的。
       二、罗伟章小说对底层苦难的思考与表述方式
       对于底层的展现和思考，罗伟章也表现出与其它底层叙事作家不同的地方。方方和毕飞宇就擅长于从人性的高度上来描写小人物，一般以现代和现实主义交叉的手法，以知识份子独特的眼光去揭示底层人物生存的悲剧。如最近方方创作的《万箭穿心》，就是类似于鲁迅剖析国民性的小说，用深藏不露的悲悯情怀表达了对底层人物李宝莉的生存状态的同情。另外，毕飞宇的三玉系列以及他最近创作的《相爱的日子》，都是这样的例子。《相爱的日子》通过一对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在城市里的找不到工作，为了互相取暖而以“性”取代“爱情”的故事，这是典型的苦难底层生活里的人性展示。另外有一类对苦难的思考，则更多的是通过对苦难事实赤裸裸地展示来表达，温亚军的《孝子》就是这类例子。作品通过一个底层老父亲死后，他寓居城里的女儿倾家荡产为其铺张丧事、也使这个家所有成员都陷入困境的故事，作者把这个底层家庭的种种生活难处都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但作品并没有留给人多少思考空间。
       罗伟章小说则不同于这两类文本，他更多地是从社会学角度和以现实主义笔法，从下面两个维度来表述他笔下的底层现实。
       （一）乡村人精神的失落感被扭曲
       在《我们的路》这篇小说里，乡村青年郑大宝在城里打了五年工，在这五年里，他受尽了工头们的盘剥与侮辱，自尊已经被降低到了极限，他很想回家去抚慰受伤的灵魂。当他回到家乡，看着瘦瘠的家乡，重新陷入无望。还有《我们的成长》里的许校长，他可以忍受女儿在城市里受到的一切侮辱和磨难，却无法忍受女儿最终只能回家乡当一个受人嘲笑的农妇，只因为城市光环的伦落和对家乡的失望使他们在精神上无处安身。
       罗伟章笔下的这些人，本来是想去城市里实现在乡村里没有实现的自身价值，却发现城市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而经过了一番精神的洗礼之后，现回乡村的他们，发现家乡也变得那样面目全非不可忍耐。他们的精神变得流离失所，无所归依。
       另外，在《变脸》这篇小说里，大山区农家子陈太学为了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只为了成为一个小小的包工头，就低三下四地请建筑部经理一行人吃饭，为客人的各种消费买单，故意在打牌过程中输钱，甚至替经理包养的情人出各种花费。只为了一个小小的目的，陈太学的人格和自尊消失殆尽，从一个有良知的乡村老实人，变脸成了一个对手下民工扣血汗钱眼也不眨的人。等到他有了钱，他变态地在乡亲面前挥霍显摆，想为自己丢失的自尊雪耻。罗伟章显然是通过陈太学人格的被扭曲，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摆脱现实的苦难，人是否应该以人性和精神的丧失作为成长的代价？对这种思考的表述，正是罗伟章的底层叙事深刻于其它作家同类作品的地方。
       失落感也好，被扭曲也好，都是罗伟章底层人物表述的某种类型。他从社会学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这些人物的同情和悲悯，他站在与他笔下人物同样的高度，深深倾注入自己的感情，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思考，这正是他的作品深深打动我们的地方，“罗伟章使我的心在一些夜晚突然沉重起来、坚硬起来、疼痛起来，又仿佛回到了过去那种秉烛夜读的神圣境界，流淌的似乎是一股股青春的血液，激情、颤抖、愤怒，内心深处的良知正义突然像突起的狂风。”这种评价正好说明了罗伟章小说不同于凡响的地方，也是读者共鸣的地方。
       （二）城乡对立导致的乡土失落情怀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罗伟章的乡村底层叙事，也可归于乡土小说类型，因为他的小说是有关特定地域的乡村的人和事。但在罗伟章的小说里，今日的乡村不再是沈从文笔下的美好田园式的景象，而是在现代文明的变革之下变得面目肃凉、让人寻找不到传统乡土温润慰人的痕迹。
       鲁迅先生的《故乡》开头有一段著名的乡土风景描写，还有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对田园的描写，都让我们记住了中国传统乡土的美丽。但请看罗伟章在《我们的路》这篇小说里，他这样描写他眼里的乡土：“田野忧郁地静默着，因为缺人手，很多田地都抛荒了，田地里长着齐人高的茅草和干枯的野蒿；星星点点劳作的人们，无声无息地蹲在瘦瘠的土地上。他们都是老人，或者身心交瘁的妇女，也有十来岁的孩子。他们的动作都很迟缓，仿佛土地是活着的伤疤。这就是我的故乡。”（摘自罗伟章《我们的路》）像这样新世纪式的乡土描述在他的小说里屡屡出现，真像对那种“优美、健康、自然人性”的乡土的一种讽刺和对照，有评论家说这是一种田地的失陷。可以说，乡土一直是中国人内心的一条蜷居的道路，从20世纪发展到现在，我们的乡土蜕变成了什么样子？罗伟章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农民工这样的群体在社会现实中的尴尬性：他们的家在农村，寓居在城市，但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无法全面地融入，他们是一群失根的游子，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价值观也无可依附，因为，他们曾经赖以依靠的乡土，已经无法再给他们安全感，它们是那么贫瘠，那么充满无望，再多的劳苦带来的收获，也无法抵抗城市在远方映衬过来的炫目的光芒。
       《我们的路》里的春妹，《我们的成长》里的许朝辉，还有《故乡在远方》里的陈贵春，都是罗伟章笔下有家不能归、有家不想归的和不敢归的人。春妹因为在城市里有了私生子不敢回家，许朝辉更因为沦为了“鸡”更不敢回，陈贵春是因为命运的无情，一个乡村人在城市里谋生的艰难处境使他客死异乡。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上，他们眼中的故乡都已经失落，他们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根，他们的肉体可以忍受苦难的折磨，但他们的精神却飘荡在凄冷的远方。这种对故乡失落的人道主义式的悲悯情怀，使罗伟章的小说具有格外的情感穿透力，虽然没有足够的我们所说人性的深度，但从文学反映现实的角度上来读，的确使我们感到他的作品像一股久违的春风扑面而来，这样紧密关切现实的作品的确越来越少。
       就底层叙事的策略和所达到的效果来看，罗伟章的小说已经具有了打动我们的魅力。当然，他的小说还具有一些明显的缺点，诸如结构太简单，文本的艺术性不太强，主观的抒情和插入手法消弥了作品的艺术深度等等。但他是一个公认的有很足后劲的作家，今后一定会有更多更完美的作品呈现在我们面前。
       邓红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