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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从革命文学的倡导、论争到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它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文学有了其崭新的内容，中国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取得了绝对的领导权。这些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919年5月，李大钊将他轮值主编的第六卷第五期《新青年》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在其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陈独秀也逐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和李大钊等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走上马列主义道路。
       早在1921年7月，便有人提出为了完成文学革命必得有革命文学的出现。[1]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重视宣传工作。1923年6月，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创刊宣言中，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指出中国革命和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在文学方面，1923年后就有一批共产党员提出了建立革命文学的主张。如邓中夏，恽代英，蒋光慈等。稍后，沈雁冰，郭沫若，鲁迅也都就革命文学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邓中夏认为文学是“警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的“最有效的工具”，[2]因此，“须多作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3]恽代英也主张新文学应该“能激发国民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4]蒋光慈的《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沈雁冰的《论无产阶级的艺术》，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等都进一步提出了革命文学的要求。“你们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到革命的旋涡中去！你们要晓得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5]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许多革命作家都先后参加了实际斗争，使得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未能广泛深入地展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一部分经过实际革命斗争锻炼的作家和一些新从日本回国的革命知识份子群集上海，深感现代文学运动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于是打起了革命文学的旗帜，继续探讨革命文学。
       当时倡导革命文学的社团，主要有后期的创造社和新成立的太阳社。前者以《创造月刊》，《文化批判》为主要阵地，成员为郭沫若，成吾仿，李初梨，冯乃超等。后者由蒋光慈，孟超等组成，创办《太阳月刊》等刊物。1928年1月，成吾仿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文中涉及到了文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作家的世界观，革命文学的创作方法，以工农大众为对象等问题，算是比较全面系统地明确了革命文学的理论。接着就展开了讨论，冯乃超，李初梨在《文化批判》上分别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阐述革命文学的基本要求，并互相呼应以造成运动的声势。郭沫若等作家也相继发表文章，参加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于是，一场革命文学运动真正开始了。
       创造社和太阳社在白色恐怖严重、悲观情绪弥漫文坛的时代，起而倡导革命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的文艺观点，确实起了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作用。并使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阶段发展到革命文学的新阶段。这是必须肯定的历史功勋。但是，由于倡导者都还是没有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的缺点，教条地去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很好地把它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对革命认识还很模糊，更没有认清中国文学运动当前的主要任务，没有理解建立文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因此，使革命文学在运动之初也产生了一些偏向。这偏向主要表现在：
       一、机械地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完全否定了当时的一些革命的民主主义作家，像鲁迅，茅盾，叶圣陶的创作。并进而把鲁迅当作主攻对象，讥讽他是“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6]而且批评的态度也不够严肃。
       二、在理论主张上，他们强调“一切文学都是宣传”，而忽视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他们提到作家要获得阶级意识，但对于思想改造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又缺乏应有的认识。
       鲁迅对创造社，太阳社的错误批评和宗派情绪甚为反感，对于他们的某些片面性的观点又有深刻的认识。于是，一场论争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次论争虽然也有些偏向，但其性质是革命文学内部的思想斗争。经过论辩，就使得革命文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给后来的革命文学新阵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当然，新的运动也必然会遇到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人的抵抗。当时最主要的反对者是“新月派”。在《新月》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徐志摩写的《〈新月〉的态度》一文。以反对“功利派”，“偏激派”，“标语派”，“主义派”等为名，攻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他们打出“不妨害健康”，“不折辱尊严”两个“原则”，以卫护资产阶级文学。新月派中主攻文学评论的梁实秋接连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大肆宣扬人性论。革命文学倡导者们认识到批判新月派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应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在内部论争的同时，也已著文驳斥新月派。如彭康的《什么是“健康”和“尊严”》，冯乃超的《冷静的头脑》等，分别批驳了徐志摩，梁实秋。鲁迅也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揭露新月派是为反动统治者“维持治安”的刽子手。特别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给予梁实秋的人性论以致命一击。与新月派的斗争，促进了革命文学内部论争双方的互相认识，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态度有了改变。随后，在党的指示下，一些党员作家开始与鲁迅联系，酝酿成立统一的左翼组织。1930年3月2日，“左翼”在上海成立，从此开始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
       革命文学的倡导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发端。在倡导期经过了痛苦的摩擦达到新的团结与统一。之后，在鲁迅的率领下，粉碎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又与“自由人”，“第三种人”进行了论争，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占领了文艺的阵地。在创作方面，杂文得到很大的发展，报告文学等新的形式开始被大量采用。鲁迅的杂文横扫千军，成为历次思想斗争的利器。茅盾的《子夜》等小说，取得杰出成就。左联还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如殷夫，叶紫，张天翼，沙汀等。他们的作品开拓了题材的领域，反映了比较广泛的社会生活和群众斗争，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前一阶段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以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战斗激情，表明了革命文学创作的新发展。
       革命文学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达到了促进文学领域思想活跃的目的，使得随后的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因此，尽管它存在着偏激等问题，但其历史功勋永不可磨灭。
       注释：
       ①见《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4期西谛的《文学与革命》等文。
       ②③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出版。
       ④恽代英《八股》，《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0月出版。
       ⑤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出版。
       ⑥杜荃（郭沫若化名）《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
       邹小玲，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