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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克多·谢阁兰是20世纪初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因其长期生活在东方的缘故，故他对中国古老的文明特别着迷。其主要作品包括小说《勒内·莱斯》，及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专著《古今碑录》，《历代图画》，《华中探胜》等。他的异国情调理论与法国历史上具有东方色彩或主要描写东方的法国作家所提倡者不同，强调对不可探测的他者的想象与虚构，表现为对自身缺憾的补偿和抗议，但在实际创作中又往往参杂着意识形态的幻觉以及个人的逃避，和不同形式的想象发生冲突，形成了其文本中的显著张力，成为多年来西方汉学界研究的热点。
       一、法国的“马可·波罗”
       有些研究者对谢阁兰的评价颇高，比如《勒内·莱斯》中译本的校者郭宏安在该书的代序中认为谢阁兰“从不满足于表面的猎奇，而力图真正地深入到另一种文明的内部……他涉足异国异域，并非为了逃避或征服，而是为了获得新的感受和认识，扩大人类知识的版图，同时也把对异国文明的认识当作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一条途径。”[1]1917年4月2日，谢阁兰在一则专门谈“异国情调”的笔记中写道“诗人们，洞观者们，无时不在进行此种战斗：或在他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或是——依我之见——面对认识的高墙：空间和时间，法则和因果。面对认识的极限。对人来说，其中最微小的突破都远比突破兴登堡防线更为重要。”[2]谢阁兰的所谓“战斗”是指已知与未知，肉体与精神，特别是现实和想象的关系。
       谢阁兰虽在法国享有“法国的马可·波罗”的称号，但实际上他远没有后者幸运。紫禁城高高的宫墙成为谢阁兰无法逾越的“认识的极限”，那么，他该怎样圆自己的梦，成为二十世纪法国的马可·波罗呢？留给他的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结合自己所经历的事实在文本中展开想象。
       二、乌托邦视角与东方主义视角的混杂
       在法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于异国情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中之一以彼埃尔·洛蒂为代表，他念念不忘的法国人意识形态化的东方幻觉，总是在作品中表现出西方征服者的高傲姿态和对异国女性的占有与征服；另一代表即为谢阁兰，他向往一种“多样性的美学”，这种美学能产生永远难以接近的相异性。谢阁兰的异国情调是对“他者”的热情赞扬，是对冲击的强烈而好奇的反应；而且其中存在一个悖论，即对无法理解或接触的相异性的想象和描写往往成为他获取快感的源泉。“贯穿谢阁兰的异国情调的核心问题是：传统的异国情调在面临相异性的不可探测性提出的挑战时遭到了失败。谢阁兰的异国情调写作是对它的不可穿透性的（愉快的）承认：它在通向不可及之物的晕眩中进行表演。说到底，对于谢阁兰而言……文学若要保住外国人形象的生命力，只能抱定永远失去其面子的信念。”[3]正因为如此，谢阁兰的异国情调的本质在于探索、想象与虚构，这种探索是在现实和想象的结合部进行的。对于文本中的想象，我们可以参照约翰·维尔在《压力下的想象，1789—1832》一书：在该书中，约翰·维尔试图通过对该时代不同诗人的解读来揭示文学想象作为意识形态中的一种独特的话语是如何表达历史与文化危机的。“将想象作为一种危机的符号而不是一种真理的宣谕，强调其生产而不是其内容，可以揭示一段不同的历史，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想象的要义。……在历史与想象之间寻找一种使人激动，使人惊奇，使人感到动力的关系，……发现浪漫主义内在的不稳定性与不同形式的想象的相互竞争与冲突的关系。”[4]
       在《勒内·莱斯》中，想象是作者对当时一战前夕的欧洲社会丑恶现实的躲避，是种别样的抗议方式。文本中存在着大量对于他者（中华帝国）乌托邦式的想象，尽管这种想象和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相去甚远。作者称当时已经是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清朝政府是一个“明智”的政府，这种判断显然不足为信，他的观点延续了在西方对中华帝国长期存在的乌托邦式的幻想。
       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难免用东方主义的视角去打量晚清时的中国，对国人的蔑视显然是为了满足西方对中国集体想象的需要。在描写勒内·莱斯促成对袁世凯的任命一事时，作者认为“这些满洲人无疑都是政治上狡诈的人；而勒内·莱斯则是他们这座戏院耍手腕人中的佼佼者。”[5]再如小说中对他的老师辞职场景的描写：“抱歉做的彬彬有礼。按照中国的方式，极度虚假而又不失礼。这位老师文雅地打发了我…”[6]虽然作者对中华古老文明充满了痴迷，但是又由于种种原因对中国产生了排斥感。“我”羡慕贾尼欧这样的“中国通“甚至想加入中国国籍，但又心存顾虑：“大概完全彻底地加入中国籍时会带来严重的不变的…一旦入了籍，便隶属于中国司法部门。就有可能被检举，被革职，被车裂，被砍头，其速度之快与花样之新是欧式诉讼法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我在西方的画报上都见过。”[7]在这里，西方人对东方的集体想象—野蛮、残忍、原始，再度浮出水面；而作者表现出对异国文化的“憎恶”之情，反过来又生发出对于西方特别是法国文化的正面的增值，这显然也是一种对本土文化的“幻象”。
       综上所述，由于时代复杂和作者自身的种种原因，在小说的文本中，呈现出了一种乌托邦与东方主义视角的奇妙交融，这增加了文本自身的张力和其研究价值。
       三、从“中国乌托邦”幻象流变中看谢阁兰文本中的异国形象
       谢阁兰对日薄西山的大清帝国作出的不合实际的虚妄的赞誉，不免让人联想到西方自马可·波罗以来的对于中华帝国的孔教乌托邦的想象。
       西方对于古老中国的乌托邦想象大体经历过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马可·波罗把“大汗的帝国”介绍给西方，中间经由明朝利马窦入华直到1840年，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真正打开中国国门为止。这一阶段无数中国器物流入欧洲，无数中国书籍在欧洲传播。欧洲对中国“首先是一种模糊的景仰，然后是生活风格的模仿，中国成为时尚；最后，当中国形象的精神价值越来越真切的时候，欧洲开始从更严肃也更实际的意义上利用中国。”[8]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曾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来改革他们的文官考试制度。第二阶段，1840年后，随着战争以及其他方式的交流，西方更全面地了解了中国；于是仰慕与钦佩逐渐变成了蔑视与鄙薄。第三个阶段，是西方把中国的形象具体化、丑化的同时，又有一种重新把中国美化，虚幻化的冲动。即所谓，当时欧洲的一些学者由于对工业革命后的现实不满，产生了“要异国情调和神秘感就必须回到马可·波罗”的倾向。启蒙运动曾经大力鼓吹过中国的政治、考试制度，并尝试要把它在欧洲变为现实。而当时“作家们却努力使中国虚幻化。出现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是另一种‘孔教乌托邦’。我们要认识到：它的价值不是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现实的力量，而是作为一种逃避社会的、个人的、审美的幻境，这一审美的幻境一直延续到马尔罗、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作品中。”[9]
       从某种意义上说，谢阁兰是失败了的马可·波罗，他的失意只好通过《勒内·莱斯》这样的作品来实现虚假的满足、补偿。作者在1911年1月6日给德彪西信中写道：“…实际上，我来这里寻求的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梦幻中的中国。我抓住它，一口咬住。”[10]当谢阁兰1909年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这个老大帝国外有列强的瓜分，内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谢阁兰追求的中国是存在典籍中，没受欧风美雨侵扰的中国；但是，显然他来的不是时候。
       谢阁兰自幼深感到欧洲大陆传统教育对人精神的束缚，而他又生活在价值观、世界观矛盾冲突的时代，充满世纪末的逃避与世纪初的追求。他自幼渴望能到遥远的东方去漫游，以逃避丑恶的现实，但是他面前的中国同样是动荡不安的，并不能满足他的期望。最后，失望无助的他只好借助小说的虚构性来满足他的乌托邦幻想。谢阁兰希望在不确定的情景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以此来补偿没有结果的行动。他在《勒内·莱斯》中所表现出的正是实践了在他半个世纪前波德莱尔所发出的“到未知的世界之中去发现新奇”的呼吁，是作者为摆脱平庸，丑恶的现实，追求一个新世界而作出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的结果缺乏现实的可能性。
       限于时代的局限，谢阁兰看中国难免带有殖民者的视角，但是和彼埃尔·洛蒂的一味自高自大、追奇猎艳的风格大不相同，作者希望看到的是依然保持原貌的，存在于典籍中的孔教乌托邦，因此对一切可能破坏它的行为都大加挞伐，由此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敌视态度就不难理解。文本中有两个紫禁城，一个是北京的紫禁城，另一个存在于谢阁兰的心中，真实与虚妄在作者内心形成了激烈的冲突，谢阁兰力图把这两者综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此他付出了很多努力，也正因为现实与虚幻的摩擦、碰撞形成的强大张力，成为该文本中的一大亮点。
       注释：
       [1][2][5][6][7][10]《勒内·莱斯》[M]，维克多·谢阁兰著，梅斌译，郭宏安校，北京，三联书店，1991，第2， 3，3，209，180，27页；
       [3]《神话与文学》[M]，布吕奈尔主编，法国，巴黎-索帮大学出版社，1995；转引自《比较文学形象学》[M]，孟华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Imagination Under Pressure,1789—1832: Aesthetics ,Politics and Utility》[M],John Wha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1。
       [8]周宁，《孔教乌托邦，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M]，学苑出版社，2004年，143页
       [9]同上，第143页。
       邓伟，男，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