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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中，师陀称得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乡土小说大都取材于中原故乡的农村或小城镇，他在这些作品里，凭“一颗自觉的心灵”和“不愿与人为伍的独特艺术性格”，描绘了别具特色的中原乡土世界，表达着自己对于故乡和乡土中国的独特体验与感受。
       本文从作家与乡村的关系这一角度入手，通过文本去体察作者在作品里所表现出的对乡村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言说特色，从而了解师陀面向乡土世界时所呈现的独特姿态。
       一、风景与人——独特的认知视角
       读师陀的乡土小说，最让人迷恋的就是他对故乡中原大地上的自然风景的诗意描写。对于读者来说，不管是三四十年代生活在战乱与苦难中的中华儿女还是今天生活在都市钢筋水泥车水马龙中的现代人，师陀小说中的诗意优美的田园风光总是跨越时空，首先触动人的心灵。在他笔下，那大野上的村落、大野后的荒烟、睡在温柔的雪下的河床，甚至马路上腾起的烟尘，都有着浓郁的中原乡野的特殊韵味儿。最让人醉心的是师陀对平原日落时景象的描写，“那时天已将暮，一面的村庄是苍蓝，一面的村庄是晕红，茅屋的顶上升起炊烟，原野是一片宁静。在明亮的辽阔的背景上面，走着小小的阴影：村女怀着婴儿，在慢慢的归去；农夫带着镰锄，在慢慢的归去；牛马也拖着载庄稼的摇摆着的车，在慢慢的归去……”这是多么和谐的一幅乡村晚归图！
       师陀是善于织绘风景的，他笔下的夕阳、秋雾、雨落、雪野，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都是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现象与景观，然而在师陀的乡土世界里，我们却看不到人的诗意的生存，与之相反，读者看到的是自然与人事的巨大对立。诗情画意的背后，往往是悲剧，是人的兽性堕落，自然的美与人事、人情、人性的丑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过客》里有这样一段描写：“温和无风的小阳春天；雪的原野；精光的树；盖着雪的静谧的茅屋；原野上荡起雪烟的车；快活响亮的铃声……”，乡村的正月是这样的美丽和平，然而呼三喝六的来了一群人，要去看暴露于雪原中的无名尸。有关他们争论的简短描写，暴露了这些看客们的内心世界，有人猜测“死尸的腰里也许会有不少的硬货”，另外的人却希望那是一个“年轻小寡妇”，所有的想象，非财即色，都是为了兽性欲望的满足。《头》讲述的是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局长与军队勾结杀害反抗者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里，却穿插了一段引人注意的特写: 客厅院里，柴槿刚谢，芍药寂寞得开着大白花，显出月季的瘦”。《雨落篇》的开头，也是如诗如画的风景描写：“霏雨潇潇，那细的丝，一顺交织着，撒向天井，撒向两株柳。柳枝沉沉下垂。柳叶像瘦巧的黄金的艇，在水洼里航行”。在这如诗、如画的风景里，师陀讲述的依然是两个关于反抗者和革命者被杀戮的故事。
       师陀还非常善于用乡间常见的种种禽兽来比喻乡间的人们，用动物来揭示人的灵魂的丑陋、麻木与残忍：尤其在小说《毒咒》里，把人比作禽兽的情形就更多，村长被比作“大豆虫”，“三姑娘像匹没笼头的马，四姑娘是一口拽过毛的猪”，“毕四爷爷骄傲得像一只斗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毕四奶奶家的狗的描写，这狗“弓着背，露出一段一段的脊骨，歪歪斜斜地走着，它的腿骨永远是软的，长满癞疮……”。这是一条让人作呕的狗，而作者又说“我从没有将它同毕四奶奶分开过，因为一样的瘦小罢，而且又都泼辣刁滑，没有一点人气”。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这分明又不是人的世界，这里的人和动物是没有分别的。
       师陀就以这样强烈的对比为我们揭示了他心目中的中原乡土世界。自然的美好，人事的丑陋形成了两个反差极其强烈的世界。读者在阅读时，不得不跨越田园风光与生命悲剧之间的审美鸿沟。
       大凡写乡土小说的作家，都会关注两个因素，乡村的自然风光和乡土世界里的人。不同的乡土小说作家在他们的小说里展现了不同的乡土世界。沈从文在他的小说里描写了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湘西人自然化的生存状态。废名描写了天人合一的湖北黄梅故乡。而师陀的乡土小说，却好似一组组电影镜头，而镜头聚焦之处，要么是如诗如画的自然，要么是人间上演的悲剧。如此固执地将田园风光和丑陋人事一路比照着写下来的，在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中确实很难见到的。
       二、眷恋与焦虑——复杂的情感态度
       纵观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作家们对于乡土世界总是交织着两种情感态度：批判或眷恋。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乡土写实作家乃至后来的左翼乡土作家对古老的乡土世界是以批判为主导的，他们以现代启蒙者的理性眼光来审视农村，对农村人物抱有人道主义的同情，但重在批判乡民的愚昧麻木，他们的同情往往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京派作家沈从文、废名却深深地眷恋着自己的故土，在他们笔下，乡下是一个纯净、平和的世界。而师陀则在作品里表现出了对乡土世界的复杂甚至矛盾的情感态度。
       对于故乡，他“不能无留恋，因为它具有牧歌风味的幽闲，同时也不能无憎恨，因为它流播着封建式的罪孽。在他的作品里有对故乡所呈现出的落后、愚昧做出严峻的讽刺和批判，他怀着愤激的心情来揭示乡土世界人们对死亡的令人心悸的冷漠，对生命的不觉与麻木。虽然师陀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但文字的背后，是对死亡生命深刻的悲悯和对生者的麻木抑制不住的愤怒，以及两者结合所产生的巨大痛苦。
       然而，在师陀的乡土小说里，最打动人心的，不是他对丑陋人事的批判，不是他对故乡的憎恨，而是他对故土的爱，以及由爱而生出的难以割舍的眷念和留恋。他笔下的那个中原的广大的乡野，总是令人深思和怀念，这不但是他因为刻画得可爱，最大的原因却是他灵魂里，对于那片残破的广大的田园，无时无刻不寄寓着热烈的爱和眷恋。在《果园城》里，作者借回乡的马叔敖之口，倾吐了对故土深厚细腻的情感：“久违了呵！曾经走过无数人的这河岸上的泥土，曾经被一代又一代人的脚踩过，在我的脚下叹息似的沙沙的发出响声，一草一木全献出笑容向我点头。你也许要说，所有的泥土都走过一代又一代的人；而这里的黄中微微闪着金星的对于我却大不相同，这里的每一粒沙都留着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生命。”那过去的年代，那个属于童年记忆的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的声音都成了让人眷恋的美好回忆：“那是个什么时代呀！十字街上有多少好声音哪！”“药铺里药臼鸣唱者”，“锡匠在另一面用木棒敲打锡叶子：梆梆！梆梆！”然而“凡是在回忆中我们以为好的，全是容易过去的，一逝不再来的”，留给人们的只有深深的哀痛。
       如果说诗意的风景使得师陀笔下的乡土世界有了悠闲的牧歌风味的话，对那逝去的一切的眷恋则给他的乡土世界增添了挽歌的凄凉况味。但师陀的情感还不止于这些，在爱与恨的交织背后，隐藏着基于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焦虑与忧思。
       师陀的焦虑首先表现在对时间的思考。在《果园城》里，我们总是看到一些相似的场景重复出现：浮土很深的街道、大摇大摆横过马路的猪、卧着打鼾的狗、永远在和邻人谈话的女人……，对相同场景的反复描绘，让人感觉到时间似乎被拉长了，拉长到了几乎停滞的地步。师陀还在小说里多次谈到停止走动的时钟，以此来暗示时间的停滞，所有这些都表明果园城是一个被时间忘却了的小城，是一个很少有变化更不用说进步的小城。而作者，作为一个见识过都市繁华的“归来者”，想要表达的则是一种对民族发展严重滞后的焦虑：“我们从此感到要改变一个小城市有多么困难，假使我们看见的不仅仅是表面，我们若不看见出生和死亡，我们会相信，十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它似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没有变动。”
       其次，师陀的焦虑还表现在对生命、生存和死亡的思考。无论是在“里门”世界作者的家乡，还是在“果园城”，几乎每一个有活力的生命最终都被扼杀或吞噬，葛天民的改革无疾而终，贺文龙的书稿最终还是那几行字，快乐的油三妹自杀，徐立刚被杀……。在师陀的叙述中，只有时间和自然是永恒的，“在我们四周，旷野、堤岸、树林、阳光，这些景物仍旧和我们许多年前看见的时候一样，它们似乎是永恒的，不变的，然而也就是它们加倍衬托出了生命的无常”。
       三、抒情与写实：复杂的言说风格
       在现代乡土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写实与抒情是两股并行不悖的力量。鲁彦、许杰、台静农等为代表的乡土写实小说和后来的叶紫、茅盾、吴组缃等人的左翼乡土小说继承了写实的风格。乡土抒情小说，则在鲁迅的《故乡》、《社戏》里萌蘖，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上分出旁枝，至沈从文的《萧萧》、《三三》、《边城》已是草木蒙茏，云兴霞蔚了。而师陀的小说，则兼具了写实与抒情两种风格。
       师陀的小说，明显具有乡土抒情小说情节淡化的特征。他的小说里见不到紧张、惊险、复杂、巧妙的情节安排，他和沈从文废名一样善于描摹风景，善于用抒情诗的笔调来写散文化的故事。他的一系列以河南村镇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均呈现出这样的特征，短篇小说和散文这两种文体之间的界限很不分明，可以说师陀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师陀的乡土小说也有着强烈的抒情色彩，师陀总是借助他的小说中的人物来表达对故乡爱恨交织的情感，而“风景”与“人事”的有意对立，也可以让读者想象出作者在回忆书写故乡时内心所面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使作品具有了巨大的情感张力。在他的一些作品里，无论是《过岭记》、《灯》，还是《邮差先生》、《说书人》，字里行间总是流动着一种动人的情绪，这种情绪，或期待或温馨或悲悯或忧郁，正是作者本人对人物、对故乡情感的自然流露。即便在对丑陋人事的描绘中，师陀也常会让人感到文字背后的情感容量：在小说《巫》里，作者是把“下大神”这种题材当作乡间愚昧落后的习俗来批判的，而批判之中却又蕴含着同情与悲悯：女巫是一个害人者，但作者同时也把她写成一个受害者，她用相当的笔墨来写“神”的职业给她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我们不难体会到隐藏在冷静的文字背后的作者的那颗同情的心。
       然而，我们又会发现师陀与沈从文废名的不同：在废名沈从文的小说中，人与风景是浑然一体的和谐存在，人与人之间有着纯朴的人际关系，作者在文本中构建了一种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和社会制度模式。而在师陀笔下，却几乎看不到亲人之间的爱、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和患难相助，“在那里，永远计算着小钱度日，被一条无形的锁链纠缠住，人是苦恼的。要发泄化不开的积郁，于是互相殴打，父与子，夫与妻、同兄弟、同邻舍、同不相干的人；脑袋流了血，掩创口上一把烟丝……”师陀在他的小说里展现的是残酷的现实的世界，他的小说缺少构建理想化社会或理想人性的可能性，他一直在努力走出精神幻觉，冷峻审视现实。与京派对现实的超然不同，师陀在作品里表现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关注，他与京派的不同之处也恰恰是他与乡土写实及左翼小说家的相似之处。
       相似首先体现在题材的选择上。《老包子》和《金子》不管是写无名无姓的长工，还是写饭店的小学徒，作者都表现了他们从充满梦想到被社会吃掉的或长或短的一生，寄寓着他对下层人民艰辛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不合理社会及压迫者的愤怒与批判。另外，师陀和深受鲁迅影响的萧红一样，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和对不合理的吃人社会的谴责。他写乡土世界人们的苦难生活，同时也揭露乡土世界的丑陋人性和病态灵魂。师陀经常用鲁迅惯用的“看”与“被看”的模式来揭示乡土世界人心的冷漠与麻木：《人下人》里年老而又穷困的叉头“每醉一次酒，村坊上就有一次热闹。但谁也不管它，只让他随便在路上滚……《巫》里女巫和六指嫂打架，“两个女人交手，势如母虎，……在灰土中滚着，直如泥猪一般。外边围得人山人海，是一片呐喊。”《过客》里的“过客”究竟是谁，谁也不知道，也不必知道，但他的出现却展示了乡村世界看客们的灵魂。《百顺街》则是一次集中的国民性批判，那里人的“美德”是“避实击虚，硬来软受”，无事生非、不义不孝、爱占小便宜。文中对百顺街人的整整持续了三天的筵宴的描写更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一次集中、彻底的大亮相，作者在对这种民族式的“吃”进行了详尽的描写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作者本人也正在“看”，怀着悲哀、愤怒、憎恶在看这些平日里的“看客”们穷形尽相的表演。
       乡土写实与乡土抒情的有机统一，在其他作家那里并不是没有，但确实在师陀的笔下蔚为大观。这两种审美风格的互补融合确实增强了乡土小说的文体的内在张力，使他的乡土作品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独树一帜。
       总之，师陀是固执的，也是独特的，他以故乡自然美景与丑陋人事的对拟显示了自己对乡土世界的独特认知，他对故乡的情感态度是复杂甚至是矛盾的，是爱与恨、眷恋与焦虑的痛苦纽结，对故乡的爱与眷恋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了强烈的抒情气息，丑陋的现实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又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这使得师陀的乡土小说充满了认识、情感和审美的巨大内在张力，体现了师陀与众不同的艺术追求。
       李红艳，河南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与文化传播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