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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的《上皇帝书》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都是洋洋万言的长篇，都是二人发表自己政治见解的文本。这样两个人，这样两个相似的文本，很值得做一下比较研究。下面，笔者将根据自己阅读所得，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对它们的异同进行阐述，并简析个中缘由。
       首先从思想方面来看，二者都发表了自己对时政的看法，表现出身为人臣的拳拳之心。但在视野、角度这两点上又有一定的差异，以下分述之：
       1、视野
       王安石是在一个政治改革家的视野之下，提出了自己一整套的见解和改革方案。对于自己所提出每一方面的问题，王安石都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从而提出正确的做法。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他所要进行的政治改革的全盘方案。苏轼则主要是在改革过程中发现一些弊端后，主要针对这些弊端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虽然也从“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但只能属于“谏”，是微观上的对时政的针砭。
       2、角度
       王安石是站在辅弼皇帝的高度上，作为这一系列改革的提出者同时又是推行者，而端出这一方案的。苏轼虽然也是朝廷命官，但此时实际上是一个旁观者，指摘正在实行的新政。正因为这样，他从广大百姓的角度、用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去衡量新政的得失尤其是对不利的方面做了很具体的阐述。
       其次，在艺术上，两人都身兼政治家和文学家两种身份，在奏疏这种文体中也都表现出自己的一贯风格。在语言、结构和表现手法方面，二者各有千秋，与各自所要表达的内容形成和谐的统一体。
       1、语言
       王安石文中的语言冷峻、缜密，充满一个政治家的睿智和清醒，有严密的逻辑，使人读之不得不为之所动。在风格上，是典型的政论文章。
       苏轼文中则始终充满不平之气，感情愤激，更富于文学性。他在文章中运用大量文学性的比喻和形象化的描写从侧面阐释自己的见解，从中更能看到作者的个性。
       2、结构
       在文章的结构安排上，二人也有明显的差异。王安石采取先逐条分述，再总结归纳的方式，让读的人在心理上顺理成章地接受自己的观点。在每个部分，又总是先列举当前的情况，然后指出其弊端，再分析原因，最后提出正确的方案也就是自己的观点。先破后立，结构严密而富有逻辑性。
       苏轼的文章则提纲挈领：“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在这三个大的方面之下，又分别针对新政的几个明显的弊端进行指摘，为民请命。在论证过程中，只有破、立的方面不够明显。
       3、表现手法
       苏轼文中有大量的文学手法，如比喻、引用、对比等，尤其是这篇文章也不可避免地旁征博引，可见其一贯“掉书袋”的小毛病。王安石的文章则以典型的议论文的手法为主，主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正反论证，破立结合等，把自己的观点阐述得严密而清晰。
       总的来说，王安石的文章是政论文的典范，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结构合理，破立结合，体现了一个政治家高度成熟的政治修养和与之相适应的学养。而苏轼的文章则更富于文人气质，是一个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自觉性的体现。与此相对应，二人在身份、地位和看待问题的角度上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首先必然地带来上述二者文章思想内容上的不同。
       而二者在艺术上的差异则与二人个性和其本身的文学风格有内在一致性。王安石首先是一个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文学家。其散文创作鲜明地体现了传统的政治思维特点，因此具有浓重的政治气息。而苏轼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其散文创作充满文人的浪漫气息和个人情性。
       徐娥，广东省罗定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