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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研究]苏轼散文漫谈
作者:张万利

《文学教育》 2008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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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散文以其数量多、题材广、内容杂、影响大闻名于后世。他散文的总体风格是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挥洒自如、奔放不羁。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行文雄奇奔放、语言流利晓畅,说理明晰透彻,且善于随机生变、翻新出奇。这主要表现在他的政论文和史论中。由于他知识广博,故敢于并善于对许多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发表看法,如《平王论》思路开阔,列举历史上因固守旧都而使政权稳定,因避寇迁都而走向衰亡的种种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论证避寇迁都的严重危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明显的现实用心。《贾谊论》一反旧说,翻新出奇。指出“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的论断,促人深思,给人启迪。《留侯论》、《商鞅论》也都是独出己见的翻案之笔。政论文的代表作是《进策》二十五篇。或总论天下形势政治弊端;或设想治国方略、改革措施;或论攻守之势与安边御敌之策,篇篇切中时弊。这些议论文都雄辩滔滔,气势纵横,语言畅达,见解精辟。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性。
       二、随物赋形、表达自由、腾挪变化、舒卷自如。苏文善于将描写、叙述和议论交替使用,结尾部分又能随主题需要而变化多端。这一点上兼有魏晋文的自由通脱,又自似唐宋文的明白简练。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他的亭台记以及游记、碑传中。如他的《超然亭记》用老庄的“游于物内”,“游于物外”的议论引起人们飘忽超然的意绪,文如行云流水,结构精巧严密。又如《放鹤亭记》则把议论放在中间,把酒与国君的好鹤相比较,说明“南面之乐”不如换取“隐居之乐”的道理。《凌虚台记》先写凌虚台的命名修建经过,再以兴废成毁之理的议论作结,诗意、画意和妙理融为一体。再如《喜雨亭记》则把“喜”、“雨”、“亭”三层意思顺写、倒写,分写、合写,虚写、实写,从各个角度发挥得淋漓尽致。同为亭台记,写法不一样,结构也各不相同,而又都那么得体,读来乐趣并生。其他,如《石钟山记》,《潮洲韩文公庙碑》等,无一篇不是写景、抒情纵心如意,叙事、描写挥洒自如的妙文,他的文章的确做到文理自然、随物赋形、舒卷无不如意的程度。
       三、苏轼善于用一种鲜明、又仿佛是不经意的笔墨写出一种情调或一种情景。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他的一些记游小品和寓言杂说中。如《记承天寺夜游》一文,八十余字似信手拈来,略不经意,然溶叙事、描写、议论于一炉,风神隽永,引人入胜,深得庄、禅三味。又如《答秦太虚书》,作者用白描手法,写家常琐事,幽默,风趣,情景逼真。其它如《书吴道子画后》,《书蒲永升画后》,《文与可画筼簹谷偃竹记》三篇品画之文虽写法不同,结构各异,但都写得文笔简净,神采飞动,真切自然。至如《嫁说》以种田为喻,《日喻》以盲人识日为喻,均信笔写出而庄谐杂陈,寓意深刻。表现了苏轼具有惊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苏轼赋成就也很高。尤其是《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一写清风朗月下的秋光,一写水落石出时的冬景,一样风月,两种境界,均声韵铿锵,意境悠扬,被后代文人誉为宋赋之上品。
       苏轼散文之所以具有上述风格,取得如此成就,不仅跟他本人勤于学习、不断吸收前人经验和对文学创作自由境界的不断追求、勇于创新有关,更与他本人那种刚毅敢言的性格密切相关。
       风格即人格。苏轼一生表里一致,信念如一、光明磊落、刚毅敢言。因此,壮年以后,先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得罪新党,后因为新法辨白而得罪旧党,遂屡屡致祸。官所一贬再贬,由黄州而惠州,由惠州至儋州,直贬至天涯海角。但苏轼从未“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且能于最艰难时,从释道处找到立身,解脱之法。于非常艰难中修成了一种旷然超脱的处世精神态度,不至于在逆境、绝境中气死、闷死、愁死、困死,是“一蓑烟雨任平生”,趋于化境。故生活中的东坡,无论在黄州、在儋州,都永远是那么悠闲、那么飘逸、那么旷达、那么洒脱。从这个角度讲,苏东坡活得够潇洒,完全称得上是一个潇洒之人。反过来,东坡也正是以这种潇洒之意、淡雅不经意之心赋诗填词、作画、为文,因此,东坡之散文也完全可以说是潇洒之人所作的潇洒之文了。
       张万利,河北省宣化县第一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