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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小川的五部长篇叙事诗都创作于20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而这一时期正是国家政治对文学进行强势干预和规范的关键时期。1957年6月，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展开批判，自此揭开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序幕。1957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国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运动。文艺界是当时政治运动的晴雨表，作家协会作为文艺界的重要机构，为了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在内部进行着广泛而频繁的斗争。这场运动不仅剥夺了大批有才华、有思想的作家的创作权利，而且严重影响了当时及后来广大作家的创作心态和生存状况，他们在创作中普遍变得谨小慎微起来。经过这次运动，“主流文艺思想已经没有真正的挑战者”。
       “反右派”运动以后，1958 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但由于经验不足和骄傲自满的情绪，使得“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对各项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这种泛滥的情绪在文艺工作中，也表现出了严重的浮夸和“左”的偏差。把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和奴仆，助长了公式化、概念化、粗制滥造的风气，妨碍了作家创作个性和风格的形成发展。此后的1959年夏季又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文艺界一方面继续号召“创作大跃进”，另一方面又掀起了一个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浪潮。
       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文艺运动，把许多学术问题纳入政治问题，在当时的文坛建立起相对一体化的政治权力话语，许多作家都成为时代的鼓手和政治的代言人，文学完全屈从于政治的风气在当时的文坛全面形成。郭小川作为当时的著名诗人、作协的重要领导人，他的言行、思想、创作不可能不受到这些政治运动的影响和规范，甚至他还成为这些政治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人。
       但是，我们阅读他的长篇叙事诗却更强烈地感受到的是一个作家试图在“共鸣”的时代发出自己异样声音的艰苦努力。虽然这种努力在当时的运动中受到多次批判，但是却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什么一位身居作协要职的著名诗人在面对政治风云陡变之时还敢于写出与当时不合拍的作品，为什么他一边批判别人一边又花很多功夫来创作被别人批判的作品呢？这还要从郭小川的人生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观、人生观说起。
       郭小川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的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郭觉生是一位正直刚烈的进步知识分子，他自行创办学校，为的是在国家危难时刻培养救国救民之材。他的母亲李有方也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曾在丈夫创办的学校讲授历史、兵法和天文课。正是在父母的教导下，郭小川四岁就开始了正规的学习，并在学龄前的四年里背下了近千首古诗，完成了四书等一般私塾的全部课程。“这样的早期教育不仅为他日后诗歌的创作奠定了基础，而且直接影响了他思想个性形成。”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使他迅速选择了为国为民的人生道路，知识分子的气质又使他在面对社会政治风云变幻时能保持人格的独立，坚持进行个人化的思考。而这也正是他的五首备受关注和争议的叙事诗得以创作问世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作协的重要领导，他紧跟时代的步伐，批判的时候他是重要的生力军。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诗人，他对自己所批判的作家也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在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中，他在结论的第一稿中便提出向丁、陈“赔礼道歉”，并且从他后来的请罪般的检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总是希望斗争对象越少越好，只要别人不揭发，我就不提出来作为斗争对象。因为文学还要发展，还需要作家”。从现存的许多郭小川的日记、检讨书等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郭小川在面对和他一样的知识分子作家时内心的复杂和矛盾，因此关心和探讨知识分子命运也成了他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虽然郭小川在作协中表现活跃，但在他内心深处却非常厌倦在作协的工作。他曾在给刘白羽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到作协已将四年，最近越来越感到难以工作下去。说句丧气话，再这样下去，有沦为政治上的庸人的危险。一天到晚被事务纠缠着，弄得身体跨下去，不能读书，不能下去，也不能认真写作。……我并不把无休无止地在作协工作看作刑罚，但我知道这样下去是不会持久的，身体和精神简直似乎要崩溃了。”从中可见几年在作协的工作给郭小川的肉体和精神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和负担。郭小川有意离开作协，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作协领导过于挑剔批评过多，合作起来十分困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作协工具式的繁琐的工作严重束缚了他的创作手脚。“郭小川就是要成为伟大作家，写出不朽的作品”。郭小川在作协的四年，为了搞创作和创作上的准备，几乎用掉了一半以上的星期天和每个没有工作的晚上。也正是这四年，他的创作迎来高峰期。
       郭小川想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他必定会主动地去进行艺术的探索和追求，发他人之未所发，写他人所不敢写。郭小川认为，写东西一定要“新鲜”、“强烈”，陈词滥调固然不行，不痛不痒也不顶事。在《谈诗》中他这样说道：“发展文学根本的问题是走现实主义的路，从生活出发，从描写人的心灵世界出发，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走十分艰难的路”。他还在一篇《关于题材》的文章中说：“一个作品，如果能够通过革命斗争和日常生活的描写中，提出对亿万人民和青年男女的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我们能够说，这不是写的重大题材吗？毫无疑问，这也是重大题材。人民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试想：如果我们的作品描写的都是打仗，或者都是生产，那有多单调呢？”他正是在这些观点的指引下，大胆突破了一个个题材的禁区，冒险进行着一次文学的革命，创作出了与当时的主流文学不和谐的另类篇章。
       郭小川这一阶段的创作也受到了苏联文学的影响。《欧根·奥涅金》、《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作品郭小川都是非常喜欢的。他受奥涅金的启发，发现人性中那种个体性格深处对行动的犹疑其实是很正常的，而这种思想也明确地反映在了他以后的叙事诗中。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社会出现了一种“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战争”、追求“民主自由”的呼声，这种呼声也影响了一些中国的作家，郭小川就是其中的一个。1953—1954期间，郭小川曾经到苏联访问，访问期间，他很快从苏联的文学艺术方面找到了个人提高、个人发展的出路。他还认为：“在苏联当时的条件下，个人的名誉、地位更容易得到满足，所以就觉得中国不尊重作家，不如苏联。”1958年郭小川筹备并参加在苏联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这一系列的活动为郭小川提供了进一步了解苏联文学的契机，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苏联文学表现复杂人性、反对战争、追求和平民主的思想和主题。
       郭小川的长篇叙事诗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语境中被创作出来的。作为一个政治官员，他面对的是主流话语对文学的制约，并且他自己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为这种主流话语的捍卫者；作为一个诗人，他面对的是真实的自我和文学的创新与发展，所以他又在自己的作品中开始思考和探索关于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与艺术等的问题。在这一时期的长篇叙事诗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两种身份的矛盾与撕扯，“一方面，他是遵命地从事行政工作和文学创作的，强调党性、阶级性和共性；一方面，他是将他的主观能动性尽量发挥出来的，这就是独创性、特殊性和个性”。这两个方面在他的长篇叙事诗中溶合在了一起，使这些作品成了一种特殊的文本，客观地反映了郭小川在那个特定时期里的特殊而耐人寻味的个体生命体验。
       参考文献：
       [1]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8
       [2]王庆生 《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9
       [3]郭小川 《郭小川全集》十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1
       [4]郭晓慧主编 《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国工人出版2001
       [5]杨珩 《战士与诗人的足迹——政治运动与文学思潮中的郭小川诗歌创作》河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6.5
       尚炜，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