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初中实验教材主编。著作有《文学创作论》《美的结构》《论变异》《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挑剔文坛》《孙绍振如是说》《怎样写小说》《直谏中学语文教学》《幽默学全书》《幽默逻辑探秘》《你会幽默吗？》等。散文集有《面对陌生人》《灵魂的喜剧》《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文集》等。
起初，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发生争论，我觉得这个争论没意思，用上海人的话说，是飞机上撑篙——划空。纯粹概念之争，于教学实践关系不大。我向来以为，不管你主张工具性还是人文性，你的水平高，修养深厚，哪怕满堂灌，学生也爱听，也兴趣盎然。这本身就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相反你水平低，就是满堂问，工具性和人文性也双双落空。我小学时候，一位语文老师，叫潘祖谨，讲课有吸引力。当时，也没有什么学生主体性之类的教学思想，她也很少提问，但是，大家都盼着她上课，她作文改的也得法，每一次发下来，都有改的精彩的，值得仔细琢磨，每次看自己的作文，都觉得挺好，下次不可能做得比这次好了。可到了学期末了，从头到尾翻阅作文本，还是觉得一次比一次好。她上课教的许多具体的东西，当然早已忘记了，但是她让大家喜欢语文课，都弄不清究竟是喜欢她这个人，还是喜欢语文课。我觉得，这就是最高的、最雄辩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但是，随着工具性与人文性论争的深入，许多一线教师，强烈表示对当前大部分语文课本不满，说是，没有语基，或者语基太薄弱，语法、修辞等等的知识太少，不系统。在许多教师看来，不把语基放在重要的地位上，语文教学简直就是很难进行。但是，不可回避的矛盾是：为什么《语文课程标准》又明确规定重在素质，打破知识体系的传授呢？在这一点上，连许多优秀的老师都不是很清醒的。
语文课本为什么不能以知识体系(语法修辞等)为纲，首先，因为语文课程的特点，它不像自然科学课程，有严密的科学逻辑因果、层次、系统，具有不可中断，不可跨越的递进性。而语文素养的获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不是逻辑递进的，而是反复扩展、回环滚动的。其效果如水中养鱼，不是立竿见影的，不是吃了西红柿脸就变红，吃了乌贼鱼脸就变黑的。其次，就目前我国语法修辞学科的水平而言，许多基本问题、范畴，在学者中，意见相当分岐，不能达到广泛的共识。中学流行的语法修辞表面上是个体系，实际上不成体系，是多家学派表面妥协的产物，自相矛盾之处，所在皆有；尚未达到学科的内在自洽。最后，也是最为根本的，语文课堂上的语法修辞知识并不同于学术研究，并不着重概念原理的严密，而是重在实用。而我们的语法研究，从《马氏文通》模仿西方语法，才一百一十年，尚未达到实用的水平。至今连西方都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实用，只能死记“句型”pattern，通顺与否，并不仅以语法为准，而是以习惯的搭配为准。本来，语法之为“法”，顾名思义，应该是普遍的规律，实用就是类推，中学课堂上，应该有更为简明的操作性。目前的情况是，汉语语法研究越是深化，越是追求科学性，越是复杂，就越是难以类推，也就越不实用。许多老师迷信语法而不知语法之不实用，乃全世界学习母语教学的共同困境。我在美国大学讲课，每逢有些英语句子在语法上没有把握，就问学生，语法上有没有问题，学生答曰：英语语法，你们中国人最精通，我们美国人不懂。
从学术流派来说，目前在中学课堂上流行的，主要是德·索绪尔的结构的语法学和传统的狭义修辞学。其基本特点就是把无限多样的言语和言语现象，归纳成系统、简明的范畴和模式，如主谓宾，动定补，主谓结构、修饰结构、动补结构、连动结构、比喻、借代、象征等等。此类的语法和修辞学，最高的成就，只限于在某种意义上描述语言的结构和某种功能，把无限丰富，变幻莫测的言语现象纳入极其有限的范畴和格式之中，这本身就造成了范畴、格式的有限性与语义的无限性的矛盾，实用操作和不可类推的冲突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正是因为这样，当代语法学术呈现出一种世界性的危机，于是把语言还原到实际语境运用中的“语用学”和广义修辞学，乃应运而生。这本是学术发展的重大突破，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中学语文对于新学科的距离是难以避免的。许多老师热爱语基，却对其历史与历史局限性毫无感觉，这不能不使我经常感到忧虑。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作一些感性的阐释。
我们说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时候，并不是所有汉语语法学家都同意的，有的，如高名凯先生，就认为汉语只能分成实词和虚词，而实词是不能分类的。就连“的”这样一个重复率极高的的虚词，其性质至今仍然纷纭得很。有的认为是形容词的词尾，有的(如朱德熙先生)则认为是名词的词性(你的在这里、我的在那里、这是红的，不是白的)。对于什么是主语，也是有争论的。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台上坐着主席团”。有的认为，这是个倒装句，这是正装句的变体，正常的顺序应该是“主席团坐在台上”。可是有人则反驳，说这是倒装句的时候，就有个先入为主的成见，就是正装句先于倒装句，谁能证明先有正装句，然后才变化出倒装句来？何况倒装句的意思和正装句意思并不相同。“饭，我吃了”和“我吃饭了”，意指相去甚远。前者可能是回答，饭哪儿去了？是我把它吃了。后者则可能是宣告，我现在开始吃饭了。“倒装”，并不是“正装”的变体。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不以学科体系为纲，并不是不要语法修辞，而是并不要求系统，而是不求完整的学科逻辑顺序，更不能作为考试的标准。道理很简单，它不可靠，不够科学，又不太实用。然而，我们的许多老师，不明于此，离开了这一套，就觉得惶惑，无所适从。甚至，前几年，福建省高考取消了试卷开头的二十分语基题，有的老师居然说，不知道语文怎么教了。更有甚者，还气势汹汹地责问，不教语基，你让我上课教什么？作为从事几十年高等师范教育的教师，我听了这样的话，对自己的教学效果感到十分悲哀。
在修辞方面，也同样令人感到伤心。
老师们往往把修辞分析，仅仅归结为将活生生的修辞现象归入固定的修辞格式，并且以此为满足。例如，二月春风似剪刀，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手法？学生：比喻。燕山雪花大如席，用了什么呢？比喻。无边湿雨细如愁，是什么呢？比喻。无非就是把本来各尽其妙，风格迥异的艺术纳进了同样的公式。这样的归结，当然有一点认知的作用，但是，满足于这一点认知，是会产生遮蔽性的。至少，同样的修辞格，并不都是同样巧妙的。这里我举《
世说新语》上一个著名的典故：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續晉陽秋说，这是謝朗的小名)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栁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这个女孩子，就是谢道蕴，在诗赋上挺有成就，后来嫁给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
为什么女孩子的比喻，谢安比较欣赏呢？因为，在联想上，盐是有重量的，往下落是直线的，而柳絮，是轻盈的，方向不定，飘舞的，其中还隐含着女性的特有的、轻盈的优雅感受在内。这里，就有一个比喻的内在心理根据问题。要做一个称职的、而不是混日子的教师，起码应该分析一下好的比喻和不好的比喻。二月春风似剪刀，为什么巧妙呢？因为它写出春寒料峭，春风很尖利吗？为什么一定要剪刀呢？换一把刀，同样是锋利的，如：菜刀，二月春风似菜刀，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前面有一句，不知细叶谁裁出，有一个“裁”字，裁剪，裁剪，是汉语的自动化的、固定的联想机制。这里还有剪裁的精致的心情渗透在其中。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一连用了十四个比喻来形容荷塘之美。余光中就有过分析，说其中一些比喻是不好的，如出浴的美人，一粒粒的星星，等。而最好的则“峭愣愣的像鬼一般”最好。当然，这还可以讨论。至少我们大家还觉得描写荷花的香味的比喻挺好，像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用声音之美，来形容嗅觉之美，感觉的挪移，是比较自如而新异。把荷花和叶子在月光下，光和影的效果，说成是有旋律的，像小提琴上奏出的名曲，用了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通感的方法，是出奇制胜的。但是，这还是比较表面的，可能是工具性的，最深邃的原因还在于内心潜在的情感。朱自清先生觉得一个人踱步，“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可以不理，一个人孤独，可以享受“独处的妙处”，关键是摆脱了日间不能摆脱的丈夫、老师、父亲、儿子的责任，变成了“另外一个自己”，有了另外一种心情。因而原来日日经过的不起眼的荷塘，小煤屑路，有些不知名的小树，白天很少人走，夜晚还有些怕人，就这么个鬼地方，居然就变得充满了诗情画意来了。这是心理的解放嘛。比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而是和人的心理、人的想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春风呀，雪花呀，它不但是表现客观对象的状态的，而且是渗透着人的情感的。语言是心灵的天空，修辞，则更是心灵的飞扬。它并不是单纯是一种机械的工具，其价值全在内心隐秘的活动的显现。工具性的价值全在人文性。离开人文性，再准确的语法修辞格和知识，都可能是庸人自扰的废话。
修辞格，有时有助于表现内心那种可以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情绪、情感，甚至能表达西方文论中所说的，那种潜意识中的“情结”(complex)。但它并不绝对是好的，有时，运用不当，则可能走向反面，如二月春风似剪刀，很有诗意，而二月春风似菜刀，虽然也是比喻，却破坏了诗意，造成一种滑稽。不能把修辞简单地当成手法或者工具的道理就在这里。我女儿七岁的时候，第一次参观菊花展览，回来写作文，表现花瓣的美好，用了几个比喻：其中有“有的像飘带，有的像面条”。作为家长，我没有笼统地赞扬她用了排比修辞手法。我告诉她，有的像飘带，比较好，因为，让人联想起美丽的衣饰，轻盈地飘舞。而有的像面条，不太好，面条的分量是比较重的，和菊花瓣的飘逸的质感不太相当。而且一看到美好的花瓣，就联想起吃，是不是让读者感到文章的作者比较贪吃呢？
手法，修辞，乃至语法，当然可以算是工具，但是工具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拿来做工具才能创造价值。说得不客气一点，工具是死的，人的思想情感是活的。有时，人的情感可能超越工具的性能。只要能表达人的情感，哪怕是语法不通，逻辑不顺，修辞不当，也是生动的。阿Q把政治概念的革命说成“革他妈妈的革”，不能仅仅批评其修饰语不妥；他把自由党误解为“柿柚党”，也是不能当成错别字的，歪曲了的政治概念恰恰揭示了内心的狭隘和愚昧。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长妈妈说迷信故事，女人脱了裤子，敌人的大炮就会自动爆炸，说成是“伟大的神力”，对她产生“空前的敬意”，如果仅仅当成用词不当，就是对鲁迅的幽默感的麻木。
一般地说，老师们对修辞手段比较多的描写和抒情，多多少少会作些分析欣赏，而对于没有明显的修辞附加的叙述，就无能为力了。有一位老师在《语文建设》上发表一篇文章，说是，青少年作文就是要以描写和抒情为基础。这话是片面的，其实，叙述更是基础。在教给学生形容的同时，还应该让他们懂得节制，太多形容词的堆砌，会显得不自然，滥情，甚至虚假。这就要让学生学会欣赏那些看来朴素的叙述。《阿长与山海经》一开头写她的名字，花了不少的篇幅：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客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作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介绍一个女工的名字，本来一句话“她叫阿长”，就够了，为什么要花上两段？鲁迅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二心集》)这两段。全是叙述，没有什么精彩的形容、渲染、抒情，究竟有什么重要性呢？
名字，本来是很慎重的事，尤其是汉族人，往往寄托着政治、宗族、品性、容貌的美好的期望。男性的建国、抗美、卫东，耀祖、宗贵之类，女孩子，名字中普遍草字头的字，什么蕙呀，兰呀、芳呀、薇呀、英呀，是屈原留下的来的传统，香草象征美人，不但容貌美，而且品德美。这一点和日本人是不一样，他们原来没有严格的姓氏，取得比较随便，常常是住在什么地方，就姓什么。什么河边、稻田、池上、村山之类，再加上排行老几，老三，就是三郎等。英语国家固然有来自希腊神话、圣经的名字，像海伦、约翰、玛丽亚之类。但也有莫名其妙的，前一阵美国有一个对我们很不友好的官员，做了一个很武断的报告，说我们偷了他们的什么什么尖端技术。这个人很讨厌，他的姓就有点叫人不喜欢，中文翻译成考克斯，很像个人样，实际英语中是cocks，就是公鸡啊。不过是复数。反正他家族，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是公鸡。还有一点，比较好玩，这位考克斯先生的家族，长期忽略了：在英语俚语里，这个cock，还有(水)龙头的意思，可能是祖上发家，全靠开自来水公司吧。这不是没有根据的，美国人的有些姓，原来就是职业，不是有姓勃来克史密斯的吗，blacksmith,就是铁匠，祖上是当铁匠的，而我当了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了，不靠老爸老妈，全凭我自己奋斗，很光荣。这个cock，当水龙头，也挺神气，水是生命之源呀，源源不断的水，就是源源不断地给你生命，多神圣呀。但是，cock，在英语俚语里，还有一个意思，就不太神圣了，就是阴茎，这是《
水浒传》中骂人的话呀。动不动，兀那鸟汉子，也就是，兀那cock汉子！怎么能设想，一大家子，统统都把这个器官挂在名字上，连女孩子签名，都一个字母不漏。在我们中国人感觉中，真是不雅，可是人家无所谓，这可能与cock作动词用，有“使耸立，使竖起”的意思，很正常，实事求是嘛。我本来以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原则，没有想到那些相信上帝的，实事求是，比我们还彻底！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美国有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的公司，也是个姓，在英语原文中，是fox，这是狐狸啊，狐狸哪怕就是成了精，也是骂人的话，幸亏，这是在美国，要是在中国，他们家姑娘出嫁，福克斯新娘，谁敢要哇！设想，如果把长妈妈，叫成fox妈妈，她听不懂，无所谓，但是把它翻译成狐狸妈妈，她肯定是要恼火的。
鲁迅这两段话之所以不能删节，原因还真有点深邃。鲁迅是在强调说，一般人叫阿什么，都和姓有关，然而，长却并不是她的姓。不是姓，那就是绰号，绰号应该和身体特点有关，但又不是，“她长得黄矮而胖”。原来她的名字是别人的名字，她的前任的名字。在正常情况下，能把别人的名字随意安在自己的头上吗？什么样的人，才会被人家随便安排呢？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人家敢这样对待吗？这就显示了她社会地位卑微，不受尊重。这是很可悲的。这两段文章，说明了鲁迅对卑微的小人物的同情，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哀其不幸”。在一般人那里，名字被人家随便叫，肯定是要引起反抗的。然而，阿长没有，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很正常似的。这说明了什么呢？她没有自尊，人家不尊重她，她麻木，她自己也不尊重自己。鲁迅在这里表现出他对于小人物态度的另一方面：“怒其不争。这里，没有什么比喻、形容，也没有抒情，光是叙述，就揭示了人物的社会地位和心灵奥秘。这是鲁迅常用的手法，在《阿Q正传》里，花了好长一段文字，说阿Q的名字，强调其连姓什么都说不清，说明社会和他自己对自己的漠视。在《祝福》中，祥林嫂没有自己的名字，叫她祥林嫂，因为丈夫叫祥林，在鲁镇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后来她又被迫嫁给了贺老六，贺老六死了，回到鲁镇。鲁迅特地用单独一行写了一句：
大家仍叫她祥林嫂。
读者早就知道她的名字了，这不是多余的吗？这是因为这里隐含着旧理教的荒谬。丈夫叫做祥林，就叫做祥林嫂，可是，又嫁了贺老六，就应该研究一下，是叫她祥林嫂，还是叫她老六嫂好呢？或者叫她祥林·老六嫂比较合理呢？这并不是笑话，在美国人那里，不言而喻，不管嫁了几个，名字后面的丈夫的姓，都要排上去，没有什么见不得人。肯尼迪总统的太太杰奎琳，后来嫁了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她死了以后，墓碑上就堂皇地刻上：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但是，封建礼教使得我们没有这样的想象力，只承认第一个丈夫的绝对合法性。礼教传统偏见根深蒂固，在集体无意识里，荒谬的成见已经自动化，不动脑筋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逻辑。需要注意的是：鲁迅在整篇文章，没有对阿长的肖像描写。光是对名字这么叙述，看来连描写都算不上的，但是，在鲁迅看来，这比之肖像的描写还要重要。
人文性、文学性，并不神秘，并不是抽象的、玄妙的大理论，它和工具性、字词句是不可分割的，水乳交融的。现在有一种苗头，拘泥于工具性的人士，就光讲语法结构，修辞手法等等。其实，语法结构和修辞手段充其量不过是普遍的格式，而文本语句，却是特殊的不可重复的。懂得点哲学的人，一定会知道，普遍性是特殊性的一部分。特殊性大于普遍性，普遍的语法修辞规律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它可能有利于分析出特殊的微妙的精神内涵。好几个初中语文课本中，都选了泰戈尔的《金色花》，写一个印度孩子，在母亲读书的时候，变成一朵花，让母亲找不到。但把影子落在母亲的书页上捣乱。傍晚又变回来，站在母亲面前。这时母亲说：“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这里最为生动的无疑是“坏孩子”。如果作语法分析，坏是形容词，孩子是名词。这是一个修饰结构。这对于领悟文本，有什么用处呢？并不能帮助学生发现语言的生动。我不反对学习一些语法知识，但是，不能到语法为止，而是从语法开始，活学活用，把知识转化为能力。语文老师的真功夫，就在把知识变成可以操作的能力。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文学的，都不喜欢现代汉语语法，但朱德熙先生，却把语法教得比文学课还受欢迎。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把学术性和操作性运用结合起来。他总结起来，有三种方法，一种叫做扩展法，抓住一个肯定是正确简单的语句，在其中插入修饰成分，让句子(定义)逐渐变得严密和丰富。比如，有一个简单句，人是动物，这不严密，所以要扩展，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无毛的两脚动物。当然，这也不是很严密，后来就从生物学上说，人是脊椎动物门脯乳纲，灵长类，人类亚目。这并没有穷尽学术的严密。马克思就说了，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有目的地劳动的动物，而卡西尔，则又说，人是能够创造符号、运用符号交流的动物。这样的扩展，语法结构并没有变化，但是思维却深化了。这不仅仅是语法结构的扩展，而是人的思维的层层深入。由此可见语法结构是用来为人的严密思考服务的，它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价值，语法价值离不开人文性。一种叫做压缩法，一个太长的句子，无法凭直观确定其通顺与否，把其中的修饰成分层层剥离，其核心成分的搭配是否合理，一目了然。最后一种叫做替换法。把要研究的词句，用同样性质的词语替代一下，看看效果如何。例如，这里的“坏孩子”的“坏”字。从字典意义上是负面的，但是，从文本意义来说，主要不是坏的意思，相反有好的、疼爱的意思，但是，如果用“好”字去替代：“你到哪里去了，我的好孩子!”或者，“你到哪里去了，我可爱的孩子!”显然不行。因为，这里还有嗔怪，渗透着欣赏的意味，如果把它加进去“你到哪里去了，我的调皮鬼孩子!”还是不够味。因为其中，还有终于看到孩子时的喜悦和故作生气的姿态，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充满着疼爱的感情。但是，如果改成：“你到哪里去了，我的心肝宝贝孩子”，“你到哪里去了，我的乖孩子!”“你到哪里去了，我的傻孩子。”显然，都不如这个坏孩子的“坏”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特殊默契。要把这一切分析出来，绝对不是语法分析所能胜任的，而且这里也没有什么修辞手段。这正是语法的工具性和无限的语境中无限的语义之间的矛盾，表现人际关系的无限丰富，是语言的生命。如果把语言弄成一套干巴巴的模式，就是对语言生命的谋杀。不懂得这一点，就不可能懂得任何人文性和文学性。
在当前的教学改革中，和上述的倾向相反，还有一种脱离话语空搞看来非常人文的花样。最流行的做法就是把经典的文本，用当代观念加以解构。例如，愚公何必移山，项羽如果杀了刘邦，更有甚者，代表刘兰芝和代表焦母的进行辩论。等等。这些做法，可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思考的功能，但是，也有一种可虑的倾向，那就脱离语言文字。我听过不止一次公开课，双方激辩常常限于愚公为什么不把家搬到山的前面去，这固然不乏机智，但是，辩论往往脱离了文本中的关键词。本来最突出的是，文章从正反两面，歌颂移山的顽强毅力和奋斗精神，可以说是一首英雄精神的颂歌。但在这首颂歌里，正面人物被称之为“愚公”，反面人物却称为“智叟”。情节中的肯定的，在字面意义上却是否定的，而情节意义否定的，在字面意义却是肯定的。如果当时就有标点符号，这两个字，应该是要加上引号的。彻底读懂了这两个字，就不难发现，这首英雄颂歌中还交织着反讽和调侃。这样，才能既领悟其人文精神，又领略其语言的精彩。
当前教改的主要矛盾，无疑就是教师的水准普遍赶不上形势。本来形势逼人，应该急起直追才是，可是，有些老师，却缺乏起码的紧迫感。身为语文教师，不爱读书，不喜写作，不提高自己的文本解读水准，知识结构残缺，写作水平低下，上课就把一些一望而知的“知识”，作死板的重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误人子弟者，比比皆是。 晚报上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目叫做“过了一把当班长的瘾”的文章。说是，老师觉得班长不能老是一个人当，应该让全班同学轮流当，让大家都得到平等的锻炼机会。轮到那一天，对之盼望已久的孩子，一早上第一个到达课堂，拿起班长的教鞭，指指点点，模拟着执行任务的姿态，过了感觉良好的一天。他觉得自己终于“过了一把当班长的瘾。”我知道，在当前，学生的文章交上去，大抵就是石沉大海。而这位老师的评改，相当细致，既有总评又有眉批，还有字词句的订正。我不能不对其敬业精神肃然起敬。但是，认真读完以后，心情却十分沉重。作文的标题有这样的评语：“‘过了一把当班长的瘾’，不妥，瘾是贬义词，如，烟瘾、毒瘾、赌瘾等。当班长是锻炼自己提高为同学服务的能力。应该先查字典。要学会准确用词。”为了准确用词，先查字典，当然有道理，但是，这只是片面的道理。字典是工具书，只有工具意义。这种意义，在无限的语境中，会发生无限的变异。字典上的注释，就是把无限多样的语境意义相同的那部分概括出来，可以说，是无限多样的语义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把不可胜计的可能，都给省略了。作为工具书，它的功能决定了它只能这样。然而，作为心灵的表达，恰恰不能离开那些被提炼掉了的语义。不用这个“瘾”字，用符合字典意义的字，那就只可能是，“体验一天当班长的心情”。那不是大煞风景了吗？老师在评语最后还说：文章写得还通顺，但是缺乏童趣。其实，最有童趣的就是这个“瘾”字。这个孩子的才情，就是把字典语义中是贬义的词，带上儿童心理的特殊感情，使之带上褒义，生动地表现了孩子的天真、期盼、调皮、热切的心情。这里既有孩子体验不同于平常自我表现的欲望、对荣誉的向往，又有乐意服务的冲动，还有超越自我的自豪，否定了过瘾，就扼杀了孩子的美好的童心。对这么活跃的内心的审视和珍惜正是人文精神，审美情感。老师辛辛苦苦地扼杀童心，好心办坏事，这样的悲剧，难道不是在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吗？。这种警钟的令人惊心就在于，普遍水平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而是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有希望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