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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年前的一六○五年，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的小说《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出版，十年后（一六一五年）第二部问世。四百年以降，这部小说成了世界上重复印刷最多的作品之一，吉诃德成了文学史上最奇特的角色。虽然关于塞万提斯的研究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但仍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堂吉诃德》经久不衰之魅力。随着政治限制的解除，人的文化视野扩大了。研究中的新鲜见解得以公布并逐渐积累，使人们意识到塞万提斯所居时代位置的重大含义。新的思想已如潜流的水花，全局也因一线牵动而被摇撼。
       研究史之突破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西班牙国内陆续出现着一些重要的解读。意味深长的是，每当西班牙处于历史危难，每当西班牙人反躬自问“我们是谁”，堂吉诃德论就悄然掀起一个新高潮，仿佛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埋藏着西班牙的秘密。
       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后，大败的西班牙痛感民族的落伍，由此诞生了对国民性进行反思的一代知识分子——“九八年代人”。在这一代人肇始的思考中，“吉诃德”因其丰富的内涵成了人们借以阐述己见的象征。西班牙最著名的两个近代思想家乌纳穆诺与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代表着思想的两极，前者执著于崇尚精神的文化传统，在《生命的悲剧情感》中论及“当代欧洲悲剧中的堂吉诃德”，建构了作为“民族宗教”的“吉诃德主义崇拜”；后者是鼓吹现代化的精英，在《关于吉诃德的沉思》中给西班牙人开出了“生命哲学”的精神处方，告诫西班牙人放掉乌托邦的陈年旧血，换上科学、理性的生命源泉。
       塞万提斯研究第二个高潮的触机也是西班牙近代以来第二次重大的民族危机——上世纪三十年代持续三年之久的西班牙内战。触目惊心的国民分裂使人们再次向历史寻求答案。这一次精神手术造成了塞万提斯研究突破性的进展。关键人物是西班牙历史学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他早年的研究强调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对塞万提斯的影响，几十年后，他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欧洲中心视角。因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而流亡美洲的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潜心研究本国中世纪史，发现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具有与欧洲他国差异很大的历史特点，感到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无法绕开伊斯兰文明在西班牙长达八个世纪的存在——而这是西班牙史学领域的禁忌。一九四八年，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发表《历史进程中的西班牙：基督徒、摩尔人与犹太人》，修订版题为《西班牙的真相》（Realidad de Espa朼，Ed.Klincksieck,Paris,1963)，引起激烈争论。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书中写道：
       伊比利亚智慧中最独特、最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扎根在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共处的几个世纪所缔造的生活方式之中。
       该书被推行大西班牙主义的佛朗哥政权列为禁书。一九五七年，他继续发表了《走近塞万提斯》（Américo Castro Quesada,Hacia Cervantes,Taurus,Madrid,1960），提出关于《堂吉诃德》的独特性，不应从抽象的欧洲历史脉络中、而只能从本国具体时空中寻求答案。从此塞万提斯研究的触角伸进了讳莫如深的西班牙真实历史，《堂吉诃德》嬉笑怒骂脸孔背后的巨大背景浮出水面。
       塞万提斯研究进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对《堂吉诃德》版本的注释。
       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马林是“塞万提斯学”领域里著名的实证主义研究者。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推出了三个不同的《堂吉诃德》注释本。分析者注意到，他的塞万提斯研究是“安达卢西亚民间文化研究的副产品”。这位实证派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无意中使塞万提斯研究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是他后来在塞维利亚发现了与塞万提斯家世有关的重要资料。
       一九六七年，西班牙评论家比森特·高斯注释详尽的三卷本《堂吉诃德》出版（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edición crítica y comentario de Vicente Gaos,Ed. Gredos,Madrid,1987，下文简称“高斯注《堂吉诃德》”）。他客观引用百家诸说，注释篇幅接近原著，使这个版本类似一部“塞万提斯学”小百科。高斯态度审慎，但仍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高斯提出，“《堂吉诃德》中没有一处是随意的、无心的和偶然的”，绝不能停留在塞万提斯的表面文字叙述。
       更广阔的新视野要等待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非殖民化时代。
       一九七五年，佛朗哥独裁统治结束，西班牙思想解禁，出现了对本国伊斯兰文明史的正视、对西班牙中世纪驱逐穆斯林及犹太人国策的反省以及对东—西方文明关系的重新思考。伴随着“我们是谁”这一历史幽灵的再次出现，塞万提斯学和《堂吉诃德》论掀开了新的一页。一九八九年，法国思想家罗歇·加罗迪的《堂吉诃德：化作生命的诗》（Roger Garaudi， La Poesía Vivida: Don Quijote, Ed. El Almendro de Córdoba, S.L., 1989, Córdoba, Espa朼）出版。作者认为，塞万提斯是一个在专制时代选择了多元文化立场、颂扬“三文化共存”体现的人道主义普遍价值的作家。
       二○○四年十一月，著名文学奖项“胡安·鲁尔弗奖”被授予西班牙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这标志着以阿梅里科·卡斯特罗为代表的思路赢得了更大的肯定。胡安·戈伊蒂索洛是西班牙著名的“异端”作家，他认同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顺便说一下，萨义德的思想对西班牙的东方学研究者有很大影响。南美的波多黎各大学教授卢塞·洛佩斯·巴拉尔特曾亲自问萨义德，为什么没有把欧洲争议最大、问题最多的“西班牙东方主义”囊括进他的研究；后者诚恳地说，由于知识的鸿沟，他宁愿不碰这个领域。）他在许多文章里分析了塞万提斯与伊斯兰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胡安·戈伊蒂索洛曾说：
       一种不承认边缘文化丰富性的文化注定要遭到诅咒。
       总之，半个多世纪以来塞万提斯研究的一次次突破，都聚焦于塞万提斯与西班牙中世纪史的纠葛。
       塞万提斯时代的西班牙
       公元七一○年，穆斯林从北非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登上欧洲大陆，在西班牙大部分领土和葡萄牙建立了伊斯兰政权，史称“安达卢斯”（Al-Andalus）。
       “安达卢斯”在欧洲一隅独立绵延了八百年。它成为西班牙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人混血且相濡以沫，文化因素盘根错节。这一政权的比较宽容的政策，造成了文明的全面繁荣。西班牙近代著名作家布拉斯科·伊巴涅斯较早表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敏感：
       穆斯林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其富有生命力的种子处处生根发芽。穆斯林珍重的原则是信仰自由，这是一切伟大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石。凡穆斯林建立了政权的地方，都允许保留基督教堂和犹太礼拜堂……在不同民族和不同种族的融合中，世界各地的思想、习俗、发明创造，以及各类艺术、科学、生产技能、古代学问共生共荣。从如此多样化因素的碰撞中涌现出新的发现和创造力。
       有人不无理想化地称之为“三文化共存”时代。
       安达卢斯的繁荣是伊斯兰文明在世界范围内胜势的缩影。历史学家希提指出：“在八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语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火炬的主要举起者。”当时西班牙的伊斯兰都城科尔多瓦，是公认的世界文明中心。罗歇·加罗迪更直接地说：“欧洲的第一次复兴不是始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而是在很久以前——在十三世纪的西班牙——就已开始了。”
       北方的西班牙天主教残存势力在漫长的 “再征服（Reconquista）”战争之末，于一四九二年攻克格拉纳达，这象征着持续八个世纪之久的伊斯兰文明落幕。同年，在伊萨贝尔女王的支持下，哥伦布踏上美洲大陆的土地，西班牙成为第一个殖民主义宗主国，一时处于疆土跨四大洲的强盛地位。
       然而对境内异己的迫害也拉开大幕。早在一四九二年就颁布了对犹太人的驱逐令，自一五○一年起，又违反《投降书》协议，开始分地区强行命令所有摩尔人弃教。这里需要解释几个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概念：西班牙穆斯林先后被称作摩尔人（moro，狭义的摩尔人指北非居民柏柏尔人，但是，人们历来习惯于把中世纪西班牙和西、北非洲的穆斯林都叫做摩尔人）；穆德哈尔（mudejar，即居住在西班牙天主教统治地区的摩尔人）；摩里斯科（morisco，即改宗后的摩尔人）。到一五二六年，西班牙全境的摩尔人基本都已被迫改宗。一五五六年，菲利普二世颁布法律禁止一切摩里斯科文化，举行秘密宗教仪式的残存场所遭到封闭，摩里斯科服装遭到禁止，享有盛名的阿拉伯浴室被捣毁，最后阿拉伯语也被禁止使用。熊熊烈火中，“异教”典籍和文化科学书籍化为灰烬，儿童被强行抱去接受天主教洗礼，反叛者被带上苦役犯的镣铐，排成长队，走向流放路。农田无人耕种，村庄荒无人烟。由于侮辱和压迫之烈，一五六八年，格拉纳达摩里斯科人第二次造反，两年后被残酷镇压，失败后的许多摩里斯科人迁往拉曼恰（La Mancha）, 即“堂吉诃德”活动的范围。一六○九年，菲利普三世国王发布正式命令，将所有摩里斯科人驱逐出西班牙国土，大规模的驱逐延续至一六一四年，已经改信天主教的三百万西班牙穆斯林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
       “大驱逐”结束后，西班牙的基督徒被人为划分成“血统纯正”的“老基督徒”和出身可疑的“新基督徒”(即潜藏下来的改宗者及其后代)，西班牙居民在申请公职、军衔、僧侣身份、上大学、当教师、移居海外领地时，必须出示“血统纯正”证书或家谱，可疑的姓氏也成为判断血统的重要依据。这一“血统论”政策直到一八六五年才被最后取消。
        十五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建立起统一的宗教裁判所及其执行机构 “神圣兄弟会”(也译作“教友公堂”)，迫害异教、异端。根据西班牙历史学家、宗教裁判所前秘书长胡安·安东尼奥·略伦特神父披露，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三百五十年中，活活烧死了三万一千九百一十二人，模拟烧死了(即烧死已在刑讯中被折磨死的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九人,判处其他各种惩罚二十九万一千四百五十人，共计三十四万一千零二十一人。此一黑暗机构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被废除。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哲学家胡安·路易斯·比韦斯写信给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论说话还是沉默都有危险的、非常艰难的年代。”
       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里，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特有的概括力指出：
       摩里斯科人问题只不过是一场范围更广的冲突的插曲而已。在地中海，规模巨大的争斗在东、西方之间进行，在永远存在的“东方问题”上进行。
       实际上，罗马教皇本人默许甚至公开指挥了对西班牙穆斯林的镇压和驱逐，西班牙的“再征服”战争和对异教徒的驱逐运动不过是十字军东征的一部分。由于极端保守的天主教立场和国内的特殊形势，西班牙还充当了教皇针对路德新教改革的“反宗教改革（Contrareforma）”主力。
       塞万提斯(一五四七——一六一六)就生活在这个时代，即菲利普二世（一五二七——一五九八）执政末期和菲利普三世（一五七八——一六二一）执政时期。一五九七年，塞万提斯开始写作《堂吉诃德》，一六○五年，《堂吉诃德》第一部问世，一六一五年，《堂吉诃德》第二部问世，一六一六年，塞万提斯辞世。
       文本的分析
       第二部第五十四章，“里科特”故事：
       《堂吉诃德》似乎讲着一个荒诞故事。但是，第二部第五十四章罕见地与现实密切相关。这一章指向一个牵动全社会的大命题——西班牙全境内对摩里斯科人的驱逐。对摩里斯科人的驱逐令始于一六○九年，最后一道颁布于一六一三年——塞万提斯执笔写作《堂吉诃德》时。
       塞万提斯似乎专门安排了低调的桑丘与邻居摩里斯科人里科特路遇的场景。许多论者都注意了这特殊的一章，感到塞万提斯“在里科特身上以如此简练的情节集中了如此丰富的历史内容，全书很难找到另一个人物能与之相比”，并结论道：“桑丘客观地描画了一幅驱逐图景，向被驱逐者敞开了同情与怜悯的胸襟。”（Francisco Márquez Villanueva，Personajes y Temas del Quijote, Ed. Taurus, Madrid,Espa朼,1975）
       桑丘放弃了“海岛总督”的官职，悻悻归途上，路遇一群欧洲人打扮的朝圣者，其中一个竟是在驱逐风中离家出走的摩里斯科人里科特，他是桑丘的老邻居，过去在村子里开铺子（在“驱逐”前的西班牙农村，开铺子主要是摩里斯科人和犹太人的职业）。（括弧里的文字以及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里科特先认出了桑丘，他“一把搂住”桑丘，用“地道的西班牙语”呼唤他“尊贵的朋友”、“好邻居”、“桑丘兄弟”。桑丘也认出了熟人，“来不及下驴，便一把搂住他的脖子”说：你穿着这么身怪衣服，谁能认出你来！你怎敢返回西班牙？你要是被抓住，可要遭大殃了！对衣服这个细节的强调可以理解为一个“摩里斯科人和其他西班牙人血统混杂，长相相近”的暗示。研究者里奥斯·卡马乔指出：“摩里斯科问题首先是宗教和文化习俗问题，而不是种族也不是民族问题。”
       里科特请桑丘与大家聚餐，“摆放好面包、咸盐、刀子、核桃、干酪片、腌猪肉的光骨头”。
       塞万提斯在此处还添了一句：“这肉骨头虽然嚼不动，但嘬嘬还是可以的。”这一句的用心，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饮食习惯，曾是那个时代的“试金石”。由于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禁食猪肉，所以在“清查血统”的高压时期，饮食竟成了辨别新、老基督徒的重要依据。当时的著名诗人克韦多曾以这样的诗句取笑他的文坛对手贡戈拉：“我用猪油涂抹我的诗句/看你小贡戈拉还敢咬我！”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分析，贡戈拉有“新基督徒”的色彩。
       用餐之后，里科特“丢下绕嘴的摩尔话，用纯正的西班牙语”将摩里斯科人的悲惨遭遇向桑丘侃侃道来。塞万提斯借流浪者里科特之口，概括了自驱逐令下达以来，摩里斯科人背井离乡、天涯流浪以及冒死潜回的逆旅。
       里科特说，驱逐令使所有摩里斯科人“恐惧万分”，不得不在“规定的期限内”离开西班牙，到时间，人家就要来“夺走你居住的房子”，人们都意识到这是必将执行的法令，而不只是口头威胁。紧接着受害者里科特说出了一段“由于出自摩里斯科人之口因而任何人都会感到奇怪”（高斯注《堂吉诃德》II,76页）的话：“国王是在神的启示下采取了这个勇敢的决策”，因为“家里不能养着敌人，就像怀里不能揣着毒蛇……总之，我们完全应该受到被驱逐的惩罚。”塞万提斯笔锋一转又说：“这惩罚在有些人看来既轻又柔，而对我们的人来说，那是再可怕不过的了。我们走到哪里，都将为西班牙流泪，毕竟我们在这里出生，这里是我们的故乡啊。”
       里科特告诉桑丘，流亡北非的摩里斯科人在那儿并不顺心，说西班牙语的许多人又都回来了。他别妻弃女只身离家去了欧洲，跑到德国的奥古斯塔——Augusta, 即今天的Augsburgo；西班牙当代政论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认为塞万提斯选择这个城市可能出于以下考虑：一五三○年新教教徒在这个城市里向国王提交了著名的《忏悔书》，从而有力地捍卫了路德的“宗教改革” 。里科特想把妻子女儿接去，因为在德国：“人们生活中有更多的自由……大多数居民生活在信仰自由中。” 关于惯用语“libertad de conciencia”，《拉鲁斯词典》的解释是：“国家承认公民在宗教问题上享有思想自由。”国内最新的两个译本，一个将此处译成“无拘无束”，另一个译本译出了“信仰”，但没有译出“自由”。塞万提斯难道是随意提出了这个重要概念吗？
       里科特邀请桑丘同去挖掘临行前埋下的金子(根据当时的法令，禁止摩里斯科人带走货币、贵重金属和珠宝，不动产也被没收)，桑丘谢绝，担心“给国王的敌人帮忙是对国王的背叛”，但表示“我绝不告发你，但愿你走运”（老基督徒桑丘在内心深处是同情里科特的）。
       最后，桑丘向里科特描述了后者出走后，他的女儿被驱逐时的情景。很多评论者注意到，这是《堂吉诃德》中优美的一节。桑丘说道：
       那天你女儿真是漂亮极了，全村人都出来看她，说她是世上最美丽的造化。她一边哭着，一边拥抱自己的熟人、女友，还有所有去送她的乡亲，一再祷告上帝和圣母保佑大家。她说得好伤心啊！连我这个不怎么轻易流泪的人也忍不住哭了。说实在的，不少人真想半道上把她劫走藏起来，可是谁也没动，谁敢违抗国王的命令呀！
       （根据一六○九年十二月九日敕旨：“三十天期限之后，国内任何胆敢接待、收留男女摩里斯科人的，将被处罚没收所有财产。”）
       桑丘还告诉里科特，村里一个热恋他女儿的、天主教家庭的小伙子从这天起神秘地失踪，暗示他追逐着心爱的姑娘一路随行。桑丘就此评论道：“托靠上帝吧，不然两个人都不会有好结果。”（塞万提斯不止一次描写不同宗教信仰男女之间的爱情，如《堂吉诃德》第一部第四十至四十一章、第二部第六十三章，剧本《苏丹王后》。）
       最后，里科特和桑丘“两人紧紧拥抱”，含泪分别。故事到此结束。
       很明显，塞万提斯通过反复强调里科特这个摩里斯科人与西班牙天主教居民在语言、长相、饮食方面的一致以及融洽的邻里关系、留恋故土的感情等细节，向读者呈现了一个融于西班牙民族的改宗者家庭。如果连这样一个家庭也惨遭迫害，西班牙全境的悲剧可想而知 。塞万提斯的描写也可以指向另一个本质问题：改宗前的西班牙摩尔人是“欧洲穆斯林”，是持不同宗教信仰的、西班牙大家庭成员。
       连在《西班牙现代史论》中表现出天主教大一统立场的政论家马达里亚加评论此章时也说:“塞万提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活在驱逐时代的摩里斯科人家庭被驱逐的复杂历史。塞万提斯不动声色地表达了他对这种非人道之举的抗议。”里奥斯·卡马乔认为：“塞万提斯对里科特的描写与当时西班牙在驱逐问题上的反摩里斯科人观念相抵触，这种描写把我们引向塞万提斯的思想体系；可以肯定，他所主张的，是非常不同于菲利普三世的措施。”
       还应注意到，“里科特（Ricote）”是中世纪姓氏，也是西班牙穆尔西亚省境内摩里斯科人居住的谷地名称。十八世纪的《堂吉诃德》出版者胡安·安东尼奥·佩利塞尔引用修士马克斯·德·瓜达拉哈拉之说，指出这批摩里斯科人因与当地老基督徒密切联姻混血，未被列入第一批驱逐名单。十八世纪的西班牙学者迭戈·德·克莱门辛认为，塞万提斯给本章的摩里斯科人起名时考虑到了这个地名 。
       第二部第六十五章中还有一个与大驱逐及“里科特谷地”有关的情节。在这一章里，塞万提斯让里科特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国王陛下把放逐我们的重任交给了萨拉扎尔的伯爵堂贝尔纳迪诺·德· 维拉斯科大人……他也看透了我们整个民族早已腐朽溃烂，所以宁肯用烈火般的刑罚根治，而不借助清凉的软膏消痛。伟大的菲利普三世以罕见的慎重任命这位堂贝尔纳迪诺·德·维拉斯科担当此任，真是果敢的举措！
       历史上的萨拉扎尔伯爵，曾负责驱逐卡斯蒂利亚的摩里斯科人，以心狠手辣的铁腕闻名。《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不到两年前，他指挥了对穆尔西亚省摩里斯科人的驱逐，特别是一六一四年一月份对里科特谷地摩里斯科人的驱逐。十八世纪的注释者克莱门辛当时就意识到：“让一个被萨拉扎尔伯爵强力驱逐出境的摩里斯科人来说这段赞扬他的话，我认为很不合适。”阿梅里科·卡斯特罗认为：“坚决反对暴力和报复性政策的塞万提斯不得不给这番话戴上假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