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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年间，一个很偶然的原因，使我们参加到《读书》的编辑工作中来。一眨眼，八年过去了。记得刚去的时候，费孝通、金克木、冯亦代等前辈还在继续给《读书》写文章，他们也还在《读书》一年一度的茶话会上与读者们见面。如今，能像费孝通、金克木、冯亦代等老先生那样写文章的人不多了，这些老先生健在的也不多了，就在昨天，传来了冯亦代先生去世的噩耗。过去，冯先生与丁聪老，是少见的几乎每期都给《读书》写文章或插漫画的，大概还有过两篇文章，由于文字上个别地方不好辨认，我们甚至推迟了发稿时间。今天想起来，这实在是让人感叹不已。
       一段时间以来，总时不时听到关于文风问题的批评。稍微想一想，似乎我们整个时代都面临着文人怎么说话的问题。这里涉及的，不只是技术意义上的文风问题，而是我们还有没有文化自信，还有多少文化自觉的问题。从二十世纪初要不要汉字拉丁化，经过汉字简化，几代知识分子走下来，到今天，我们用汉语写文章的功夫其实都在退化。老先生们写得比较勤的时候，《读书》还是陈原、范用等前辈主持着，他们既是出版界的泰斗，也是驾驭汉语的文人，《读书》开风气之先，与这些作者和编者都有关。而现在，大概整个学界都存在着晦涩、枯燥、干巴巴甚至洋泾浜的现象，我们不但外语没有学好，中文也没有学好。
       除了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夫外，现在到处大搞专业化也是个问题。我们确实还没有解决好专业化，专业分工不细致、大而空，许多甚至还没有进入学术脉络，一上来就盲目地模仿外在的“标准”，装出一副写专业文章的样子，其实没有多少学术和思想的内核。这又导致一个很糟糕的后果，有的人以为就是要写出那样的生硬枯燥文章，才算得上是学术。
       《读书》杂志在这样一个从文风到文化氛围都在发生大转变的时代，还是试图要坚守中国文化的原有的精神气质和风格品位，即所谓的“文人气质”，或“内行看门道，外行读味道”。
       按理，好文章要叫读者拍案叫绝，首先要让编者激动不已。《读书》不是什么“学术核心刊物”（文章不能够拿去评职称），作者们能够在这样的年代、这样低廉的稿费下，继续给它写，且一改再改，作为编者，我们已经是十分庆幸的了，如再听到批评，那就只能多检讨自己吧。
       在诸多问题中，有一个无疑与时代有关。从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这十年和八十年代那十年，已经很不一样了。一些文章在八十年代让万人抢读，现在可能就未必了，不管你在哪里发表，也不管你怎么写。当然，许多知识分子还在坚守着扪虱论道的传统。坚守本来很好，而由于商业化的侵蚀，即使是好文章也未必就有那么大的轰动。《读书》这些年也有意识地发表了一些新人的文章，新人可以带来新气象，但新人落笔也许就嫩一点，不可能一上来就写出像费孝通、金克木、冯亦代那样的文章来。
       再一个问题与思想性有关。九十年代后期再也不像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那时大家都在讨论要思想解放还是要“两个凡是”。现在情况要复杂得多了，我们处在越来越开放、信息越来越多样化的时代，这里有各种矛盾和各种见解，错综复杂，彼此纠缠。当然，因为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指令经济呀、阶级斗争呀、政治运动呀，以这些为名的冤假错案呀，等等，一些人的心态停留在特殊年代里是很正常的，这是挥之不去的东西缠绕的结果。但是整个社会在前进。而且，时代发展太快，要跟上这个时代也不容易，做时代弄潮儿就更难。《读书》怎样反映这个时代（包括思想）的特点，的确是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