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轼对矛盾人生的现实超越
苏轼是中国古代才能全面的一位文学巨匠，他为人坦淡，直言敢谏。苏轼的这种无所畏惧，在朋党之争激烈，弹射之风盛行的北宋，实是一道绚目的亮光。但率真的性格注定了他荆棘丛生的人生旅途。就仕途而言，苏轼是一个悲剧人物。
苏轼辗转于入世与出世之间，他一生受到过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谪至黄州，一住四年；一次是59岁时被贬至惠州再到儋州，直至65岁才遇赦北归。面对坎坷的人生，生性乐观的他始终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对待。所以他的词始终贯穿着对人生的感悟、思考与咏叹。处于不惑之年的他曾豪言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好一个“会”字，尽显他收复边关，建功立业的决心和自信！
长期的贬谪生涯使苏轼身心受到了迫害。他曾有过很长的农田耕种生活，这种生活既不同于一般道家的归隐田园式，也不同于儒家落魄潦倒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局促人生，而是苏轼安时处顺、任其自然的人生经历。他没有因现实的无奈而沉溺，而是将自己的实践活动建立在一种新的视角上，将其作为发展自我的外在契机，在思想和实践中表现出鲜明的超越色彩。
元丰五年，苏轼被贬黄州，以迁客的身份寄居，处于监管之下。所作之词无悲也少苦，反而充满了憧憬和对自由的渴望。我们可分析一下他此时所作的两首词《定风波》和《临江仙》：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反复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正是缘于对困境的体验才有了苏轼的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他不同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不遇明主的愤慨，也不同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归隐。苏轼走出了怨艾，把灵魂放纵于自然，走入心灵的宁静、淡泊。他恨“此身非吾有”，不能主宰自我，而不得已拘于外物。“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畅神于心灵的自由，再回首时也就形成了一种审美距离。这不仅是一种哲趣，更是一副胸襟和人生修养。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险境中，苏轼洋溢出了最有底蕴的达观。最终排遣了郁闷，超脱取代了羁绊，因此苏轼获得了人生哲理和文学艺术的双丰收。当然，苏轼也曾感悟人生际遇的变化无常，特别是“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苏轼不是遗世独立的佛祖，他是一腔热血、七尺之躯的人间诗人。苏轼的伟大不在于他从未迷惑、彷徨，却在于勇于逆水行舟的信念与坚强以及他瞬即清醒的豁达与执着。“他虽然深切地感受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越，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执着现实才能真正体味生活，热爱生命才能追求身心的自由。于是他在江风山月间找到了生命的本源，在为民造福中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在江海小舟间找到了自我的归宿。
很多人在高山险阻面前能够一鼓作气迎难而上，折射出“山高人为峰”的精神，然而在繁花似锦的春天时却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在逆境中能不气不馁的苏轼，在顺境中依然是不骄不躁，心平气和的面对人生中的每一种境遇。元佑年间他被朝廷起复重用时，曾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在这生命最为辉煌腾达的时候，他没有心醉、而是十分清醒的面对着一切，他在这段时间曾留下了两首极为清新淡雅的《如梦令》：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
手种桃前李，无限绿荫青子。帘外百舌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
身在玉堂的他，心中常想的是在黄州东坡躬耕时那“小桥流水”和“一犁春雨”的居士生活。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苏轼时刻保持着对世界独特的新鲜感受，这份感受经过其厚重的生命底蕴的升华而形成对人生的领悟，从而让自己在喧嚣的尘世中真正做到心如止水，从容自若。这种生活，快乐而充实；这种人生，充满美感。苏轼一生便执著于这种美感。他以极其旷达的胸襟接纳了所有的大喜大悲，虽然也曾痛苦、彷徨，但是那份豁达让他最终学会因缘自适，识度明达，走入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精神家园。正是这份豁达，让苏轼在最应该悲观的时刻仍然能笑得出来——“天涯何处无芳草”？在物质世界里处处受到限制的人类，在精神世界竟可以如此丰富与充实，这既是生命的体验，也是生命的超越。
二、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
同时，苏轼作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文化巨人，面对生命的短暂，时间的流逝，他作了富于鲜明个性色彩和美学精神的言说。
李泽厚曾说苏轼的词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岭海时期，苏轼的人格达到了士大夫人格的最高峰——天地境界，把现实感悟提到了生命本体的高度，从直接体道的无我之境至间接体道的有我之境再至缘得体道的终极之境。他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生活，全身心的沉浸在对人生的感受和悦心悦意的层次，达到了悦神悦志的境界，进入了“天融海角本澄清”的本真状态。他已超越了一己之悲欢感受，在思考时间与存在的问题。
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之水，苏轼的思绪飞向了广阔的时空与悠远的历史。一首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也就应运而生。面对为离而悲、为合而喜的前人的轨道，苏轼对离合的感悟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首千古名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展现在我们面前。
苏轼对历史进行了冷静的拆解，具有了很强的主体意识。长江之水如时间的洪流，冲刷尽千古悠悠兴亡事，横槊赋诗的英雄如今也走尽了生命的旅程。赤壁因有了周郎轶事而增添了历史的厚重之感。赤壁虽仍在，却已是物是人非。见景思人，转而联想自己。一个“笑”字中间寄托了词人曾经的豪情和如今的无奈，至最后词人笔锋一转，“一樽还酹江月”，在与自然的心神交往中，苏轼寻求到了身心的自由。同时他也悟到人之离合，正如月的圆缺一样，是自古而然不可避免的。既然这样就不该生出那些怅恨，情感的波澜化为了理智的思索，并转化为旷达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苏轼从自我的伤感氛围中走出来，向世人袒露心迹，升华为博大的关爱之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理智与情感、外物与自我、个体与世界的和谐统一，达到了优美和谐的美学境界。
个体的人，生命是短暂的，而作为整个人类，又同宇宙一样是永恒存在的。与其羡慕“大自然之无穷”，倒不如使无穷的自然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与其贪生或怕死，倒不如发挥人类特有的超越机制让存在更有意义，这就是苏轼的基本生命哲学。在苏轼看来，自然物与人类之间有着一种异形同质的关系，它们的流逝也就成了生命流逝的象征。对待世事人生，苏轼持一颗“无思之思”的“无待”之心。他舍弃了对祸福得失等经验世界的执着，取之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世界。“无待”不是征服了一切客观事物，而是将自己与一切事物浑然合一，这是一种体味生命的律动和哲人的智慧。他以哲人的思维对无奈的现实进行了审美改造并超越，实现精神世界的“天游”。
三、集三家思想于一身的生命灵气
苏轼一生历经磨难和挫折，但他在不幸的际遇面前，在人生处世态度上，始终不改其乐。这除了跟他本身的乐观豁达的性格有关外，跟他的思想也有着很大关系。
在北宋活跃的文化氛围中，他集儒、道、佛于一身。或者说儒、道、佛思想在他身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大气”，这种大气之中并显现出了一种厚重之气，不为人生苦短、人生坎坷而折腰。“他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苦痛。”汲取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苏轼对人生的思考超出凡俗：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这种执着人生、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使他能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来的种种不幸。
中国文化的发展往往是以求解放之道，这已为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所证明。当某个王朝极端强调人的‘社会性’、‘政治性’而束缚人性的正常发展的时候，这个时代往往走向禁锢，只有走向内心，才是解除外在束缚的正途。苏轼作为一个天才诗人、睿智的哲人当然会更敏锐的觉察这些，而他的坎坷遭遇，又为他提供了他人无法得到的感悟人生的外在契机。于是他把传统文化中最为深层的东西运用到生活中来，构建了精神家园，实现了审美人生。
应该说儒家在苏轼的人生起着主导作用，这也是以往中国传统的政治本体化的一个必然结局。苏轼不仅是一名文人与哲人，更是一名政客，一名失意的政客。虽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无奈现实难如人意。入世坎坷，出世却也为难。“独善”与“兼济”这个古老的话题又一次被提到了苏轼的面前。陶渊明因“有志不获聘”而“归去来兮”，“兼济”不得只能“独善”，他集儒、道一身，把田园当作心灵的避难所，借以逃避熙来攘往的污浊世界，进而体察山林田园的“真意”；李白一生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道家的人格和儒家的伦理人格交错体现，且具有浓厚的仙、侠思想，他一方面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一方面又“举杯消愁愁更愁”，虽然也曾有一番建功立业的抱负，但现实的不如意让他只能去寻求身心的自由。而苏轼则置换了“独善”与“兼济”的人格基础，二者重新建立在了心理主义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丰富自我、发展自我的两种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形成了一个和谐体。
同时苏轼又进行了参禅悟道，他以思辩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了形而上的超越，并对生命本体进行探索。苏轼对生命本体的探索则直接导向了他对现实的超越。苏轼以自己的特有的机制，把儒家“穷则独善其身”与道家的“任其性命之情”以及佛家的“四大皆空”等易于导向消极的思想赋予了积极的内容，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培养了他不懈、不惧、不馁，任其自适而又观照现实的自由人生品格。
道家思想的体现则是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的差别都来自于相互比较，有比较才有差别。苏轼注意到了事物相反相成的辨证关系，以哲人的睿智取消了事物间的差别和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模糊了事物质与量的实际界限，以此改变了事物的参照系，把自然万物和历史、人生放到一个更大的参照系当中去考察，随着参照系的无限扩大，具体事物的价值和意义就无限缩小，以至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万事万物就平等了，就没有区别了。“齐物论”让苏轼以一种高昂的姿态凌驾于一切困难之上，当客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知不可乎骤得”而生悲时，苏轼却以一种超然乐观、旷达洒脱的胸襟和气度，在难以忍受的苦难环境中自得其乐：“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苏轼尘世一生，经历了百态人情，他常独自一人静坐沉思，回顾过去，考虑将来，掂量人际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思考人生的真正价值和生死归宿，体察天地万物变化无穷的道理。他的文章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跳出苦闷走入旷达的超脱，达到了一种“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物我两忘”状态。如果说将事物放在无限大的范畴中来考虑以消除具体事物的差别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那么苏轼的这种“物我两忘”则是从人的情感上消除万物的区别。苏轼此时“羽化而登仙”的心境，正是佛家“容而化之”的关照。
宋代文化的特质是“以人为本”，即从人的理性或感性入手来解决人的问题。如苏轼所言“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道不能决定人，而人能主宰道。人不是道的附庸和奴隶，而是实践道、发挥道、创造道的主体力量。人的审美主体在此得到提升，万事万物皆成为人的审美观照对象。苏轼发挥了人的超越精神，不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成败，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中彻底解脱了出来，以一种更开阔的胸怀和更深邃的眼光对现实进行了审美体验，这就是他执着而又超越现实、现实而又审美的人格。苏轼这种思维方式实际就是以心理本体为特征的精神家园，是一种人生境界。它不仅是中国士大夫境界的极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产物。
“苏轼以大气承载着生命，以灵气保育着生命，便使饱经忧患的生命焕发出美丽的光彩，既充分包含了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的刚柔两方面精神，又具有释道两家冲虚旷达、随顺世事的思想成分。”从政治化的儒学到心性论的审美的北宋文学嬗变使苏轼单纯地解决了人生不能永恒的烦恼，确立了“气”与“神”可以永存于天地之间的坚定信念。因此苏轼做到了有史以来真正的旷达和执着，他的精神超越不离对现实的执着，他从细微的现实生活中体味生命的个体，建立了以感性的心理自由为指归的审美人格。
苏轼不仅以其耀眼的文学成就、更以一种执着人生、超然物外的人生范式独立于宋代文坛。无论是在对痛苦还是快乐的体验中，苏轼都能将一己之生命融于整个宇宙，从而彻悟生命、超越生命。苏轼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人的主体意识变化的先声，也因此他能成为整个文坛的一棵长青树，直到现在也还光彩四溢！
李芳，西南大学文学院2006级研究生；宋艳丽，湖北民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