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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勇的小说中，沉沦意识是一种突出的、贯穿性的精神现象。这种沉沦意识，既具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原发情境。他的小说在情感的呈现、心理的刻画和行为的展示中，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郁的沉沦意识。
       一、沉沦意识的渊源及原发情境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被当时的文人所关注。许多作家在这种思潮的启发下，开始萌发人格独立的意识，抒写心灵的呼声。当时国弱民贫的现实使部分作家产生了浓郁的颓废情调。如1921年的《沉沦》，是郁达夫的代表作，也是一篇惊世之作。文本中作者采用了大胆的自我暴露方式，将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所体验的心灵痛苦真诚地展现在每一个读者面前。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这样谈《沉沦》：“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概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起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郁达夫对人物变态性心理的暴露成为了五四文学中对旧礼教的最大胆的抗议之一，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最为耀眼的亮点。这种倾向对于当时以及后世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正像有些评论者所指出的，冯沅君、丁玲等人的创作，多少也受到了郁达夫的影响。郁达夫正以自己的才情和笔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
       1949年那场巨大的政变，使得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偏安一隅去营构他们的物质空间和精神世界。这一状况使得台湾地区走向了一条形态上与大陆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也使得台湾文坛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局势。
       尽管现实是如此的真切和无奈，但是初涉台湾的国民党仍存有重返大陆的政治幻想。他们确立了“反攻复国”的基本国策，把台湾作为重建中华的基地，进行严厉的政治控制。政治是影响文学发展的最为直接的因素。在政治路线的指引下，台湾文艺界也掀起一股反共文学思潮，各种文学体裁中到处充满了“反共”色彩。极端政治化的创作倾向使这类作品严重脱离生活真实，口号化、概念化、公式化成为了创作的支点，把文学艺术引向了绝境。读者一度高涨的激情也渐渐冷却，于失落中纷纷走散，这种现象标志着“战斗文艺”也走向了没落。
       当“反共”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旋律时，我们看到，在这个主旋律之下也掺杂着一些另类的音符，它们有如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逐步蔓延开来。被台湾文坛称为“三剑客”的朱西宁、司马中原、段彩华的作品中融注着对祖国山河的无比眷恋，对家乡父老的深切思念。这类倾向的作品如一股春风吹进台湾文坛，受到了大众尤其是迁徙台湾的大陆故人的热烈欢迎。在这股春风的影响下，台湾出现了一批作家，大陆的生活经历与传统文化成为他们心头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于是，祖国的名山大川，名城古迹，历史掌故，古老传说，形之于笔端；家乡的花草树木，亲朋故友，民风异俗，悲苦往事，跃然于纸上。这种故国感，民族情，亲情，爱情和友情的真切流露与展示，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动人的艺术魅力。在这些作家中白先勇无疑是非常耀眼的作家之一。
       二、沉沦意识的构成
       在这里，我之所以花费不少笔墨来谈论郁达夫的《沉沦》，恰恰是因为白先勇先生的小说中有许多与之不谋而合的方面。本文无意于去探索白先勇先生是否受到、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郁达夫的影响，但是通读白先勇先生的小说后，我们发现他的作品中带有强烈的沉沦因子。无论是情感的展示，心理的刻画，还是行为的描写，都洋溢着浓郁的沉沦色彩。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角度来进行尝试性的分析。
       1、情感的畸形
       “文学是人学”，这是一条颠覆不破的真理。科学以冷峻的面孔关注着作为群体的人，以人类的某些共同的规律的发现为其终极目标。而文学以热情的姿态关注着富有感情的个体，在各种矛盾和冲突中展示丰富的人性与人情。因此，展示对人类美好情感的企求、塑造具有丰富情感的人物，成为了文学家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白先勇先生作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无疑在个体的意义上对人的情感作了立体的展示。读完白先勇先生的初期作品，我们发现他在表现这些人类的情感时，是以残缺的视角来展示人类在情感中的尴尬和窘境，表现了人类在渴求情感时的举步维艰，这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沉沦色彩。
       他的处女作《金大奶奶》首先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女性的悲剧婚姻。先夫有钱却早逝，原以为再续的婚姻能够抚平丧夫守寡的伤痛，却没有料到自己落入了温柔陷阱之中。原来金大先生追逐的是她的财产，而不是她和她的情感。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她受尽了肉体上的虐待和精神上的折磨。如果说此时的她一面悔恨一面“仍旧在脸上涂上一层厚厚的雪花膏，描上一段假假的弯眉”是为了委曲求全的话，那么后来金先生的升级举动——迎娶金二奶奶使得她已如止水的心灵变得敏感和执着，终于在喜宴之时不惜以自己生命的代价来捍卫了自己的仅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婚姻。金大奶奶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畸形的爱情故事，也不仅仅是为了博取我们同情的泪水，而是引发世人对于情感的深沉思索。
       《玉卿嫂》是婚恋题材的又一力作，同样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女性的短暂而凄美的一生。金大奶奶和玉卿嫂的情感故事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一种畸形的爱情展示，也不是为了博取我们一掬同情之泪。作者旨在引发世人对于情感的深沉思索，对爱的追求是人类的共性，当她们在渴求感情举步维艰之时常表现出惨烈的异举，生命的飞跃与沉沦同在。
       2、心理的颓废
       艺术是作家创作出来的第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无论是至高无上的皇上还是人人得而诛之的罪犯，无论是哲人勇士还是凡夫俗子，他们的心理有如一面镜子，真实的暗示着人物对生活的理解和把握，体现着人物的生活观念和情感态度。
       《寂寞的十七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在校少年的心路历程。在这样一个本身就离经叛道的年龄，在人生历程的关键时刻，杨云峰缺乏的是父母的支持和理解，有的只是他们的指责。父亲总是把他和两个出色的哥哥进行对比，母亲尽管爱他，但是恨铁不成钢的期待也让她有时表现出伶牙俐齿的痛骂，这些行为击垮了杨云峰原本就微弱的自信。在他精神近乎崩溃的情况下，他放弃了大考，到公园里去度过了自己的人生中关键性的两天。应该说，他逝去的不只是两天时间，而是他对青春，对人生，对未来的憧憬和期望。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残缺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关于友情、青春、自由的凄凉的故事，表现了杨云峰在无奈现实中的颓废心理。故事的旨意恐怕早已超出了故事本身，引发我们关于人类心理的无尽的思考，同时也昭示了在冷峻的现实中，企求人类至真至情的艰难与无力。
       3、行为的放纵
       通过白先勇小说中关于人物的情感展示和心理刻画，我们看到了他们内心的痛苦、骚动与不安，看到了他们为此而作出的种种人性的挣扎。但是，白先勇的小说之中，有一部分人物能够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来化解这种痛苦，这就是行为上的过度放纵。
       《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是作者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女性，“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我们不会忘记昔日的军政要员、商界名流为争夺她而展开的种种角逐，在最后，王贵生击败了所有的对手，“用钻石玛瑙串成一根链子，套在尹雪艳脖子上，将她牵回家去”。不久上海金融界的洪处长“休了前妻，抛弃了三个儿女，将尹雪艳变为了洪夫人”。骄奢淫逸的生活可见一斑。如今的上流社会又是如何呢？刻意经营的尹公馆，成为了今日的世外桃源。特备的麻将间，无休无止的聚会，新权旧贵，如痴如醉，如蝇逐末，终日围着尹雪艳转，从她身上寻找风流快活。台北市实业巨子徐壮图，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生得“品貌堂堂，高高的个儿，结实的身体四十出头，有位贤慧的太太及两个可爱的孩子。家庭美满，事业充满前途，徐壮图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偶然的相识，为尹雪艳而神魂颠倒，丧送了性命，然而就在祭悼的当晚，“尹雪艳的公馆里又成上了牌局”。尹雪艳则“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热烈的互相撕杀、互相宰割”。尹公馆作为一个舞台，逼真的再现了种种人物的放纵行为，折射了台湾上流社会荒淫无耻的生活图景。尽管沧桑巨变，但是腐化的本性却丝毫没有改变。
       参考文献：
       1、汪景寿：《台湾小说作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封祖盛：《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袁良骏：《白先勇小说艺术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吴翠萍：《悲剧意识和悲悯情怀》，《名作欣赏》2005年第8期。
       5、李建盛：《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6、宋桂花：《异乡的沉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第3期。
       赵友龙，男，江苏省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大学语文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