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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法]文学创作中的几种衬托手法
作者:郭玉森

《文学教育》 2007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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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衬托,在不少文章写作中都有普遍的运用,尤其在文学作品的人物描写中似乎更特别投契。本文结合中学和大学教材中的有关篇目,针对几种特殊的衬托手法,试作具体分析,以求学生们在创作实践中能有抛砖引玉之效。
       一、绿叶衬红花
       俗话说“牡丹虽好,还需绿叶相扶”。这是人们常有的一种审美经验。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处理好人物之间的各种映照关系,做到主次分明,相得益彰,既不喧宾夺主,也不戕枝弱干,同样也是这一原则的运用。
       西汉时伟大的文学家司马迁,在他的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在描写人物时,常常运用“绿叶扶红花”的衬托手法,将所要表现的主要人物这朵“红花”在层层“绿叶”的衬托中,显得更加鲜红耀眼。《大学语文》中有一篇选自《史记》的人物传记叫《李将军列传》,文章为了突出主要人物李将军高超的射箭技术,作者采用了层层衬托的手法:首先把李广将军同匈奴射雕者对比。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一个人的特点只有在同其他人的比较当中,才更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李广是射箭高手中的高手,如果让他与一般的射手去比较,就不能显示出他的惊人之技;匈奴是游牧民族,老老少少从小就骑马射箭,其射箭技术之过硬,就连匈奴骑兵也无法与之比肩抗衡。如果将李广与匈奴中射雕高手去比较,那么好戏就出来了。司马迁非常懂得这个道理,他在描写李广时,从李广丰富的抗击匈奴的历程中,精心选择了一则李广与匈奴射雕者一比高下的故事。有一次中贵人(天子所派抗击匈奴的人)以为对方人少可欺,遂包围了上去,想不到三名匈奴射雕者根本不把中贵人一行放在眼里,稍一还手,就把中贵人所带的骑兵几乎一举消灭,其射技之高低,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李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场的,他首先从射技上判断出对方一定是匈奴中的射雕者,事后证明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接着他亲自上阵,“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从俘虏口中得知,对方“果匈奴射雕者也”。匈奴射雕者视中贵人等如草芥,交手时轻而易举,但是一碰到李广,就没了先前那种神气威风,简直可以说不堪一击,李广不仅在举手之间就杀了其中的两个,还有意活捉一个,目的自然是想问一问到底是否匈奴的射雕者以证实自己的判断是否有误。中贵人以数十人对付匈奴三人,中贵人还受了伤;李广独自一人面对三位匈奴射雕者,却显得轻松自如,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胜利。在这些叙述中,中贵人与李广,李广与匈奴射雕者,层层对比,层层衬托,结果自然使李广作为神箭手的形象高高地耸立起来。这种以中贵人、匈奴射雕者这些次要人物衬托主要人物李广的手法实际上就是“绿叶扶红花”的艺术手法,通过次要人物的衬托,使主要人物李广的形象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二、以云衬月
       清代方熏的《山静居画论》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石翁风雨归舟图,笔法荒率,作迎风堤柳数条,远沙一抹,孤舟蓑笠,宛在中流。或指曰:‘雨在何处?’仆曰:‘雨在画处,又在无画处’。”所谓“雨在无画处”,意思是说,画面上并没有直接画雨,然而通过那数枝飘拂的柳丝,一抹淡淡的岸影,却又能使人得到满天风雨的实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烘云托月”的道理。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这种善于抓住事物之间的各种联系而由此及彼的例子是很多的。
       中学教材中节选自刘鄂《老残游记》中一篇文章,对白妞说唱技艺的渲染,也有类似的手段:“老残从鹊华桥往南,缓缓向小布政使街走去,一抬头,见那墙上贴了一张黄纸,有一尺长,七八寸宽的光景,居中写着‘说鼓书’三个大字,旁边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那纸还未十分干,心知是方才贴的,只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别处也没这样招子。一路走着,一路盘算。只听得耳边有两个挑担子的说道:‘明儿白妞说书,我们可以不必做生意,来听书吧。’又走到街上,听铺子里柜台上有人说道:‘前次白妞说书,是你告假的;明儿的书,应该我告假了。’一路行来,街谈巷议,大半都是这话,心理诧异道:‘白妞是何许人也?说的是甚么样书?’为甚一纸招贴,便举国若狂如此?’”……“举国若狂”街谈巷议,不就是使得白妞在正式亮相之前就已光芒四射的“烘云”之笔吗?
       三、乐景衬哀景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外部的自然事物与人内在的心理感受,即客体与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同形建构”的关系,如春天的盎然生机与此时人们心理蓬勃向上的感觉应当一致。《诗经·桃夭》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鲜艳盛开的桃花,与女子出嫁的美妙时刻相映成趣。然而,曾几何时,古代的青年女子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花如桃李”,却命如纸薄。主体与客体的巨大反差,使得她们在大好春光的反衬下却因自身处境的困顿失意,反而变得格外伤感,而古代文学历来推崇的“乐景写哀”的艺术手法,更深化了人们的这种审美经验。千百年来,“伤春”便成为抒情文学中具有强大情感惯性的一种特定的审美模式。《红楼梦》第23回描写林黛玉路过梨香院,听到墙内女戏子们在演唱《惊梦》时的审美感受,可为我们提供一佐证。小说写她开头并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当她很偶然地听到吹入耳边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及“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等词语时,刹那间像被什么击中了似的,“从止步侧耳细听”,到“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直至“心痛如痴,眼中落泪”。林黛玉之所以有这样的心理反应,是因为她听到这些唱词时,马上就联想到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古代诗词中伤春的名句。以往古代女子的伤春多半流于花谢水逝,红颜薄命的哀怨之中,而汤显祖的《惊梦》却透过杜丽娘伤春的表层,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一大家闺秀内心深处生命本能的压抑和痛苦,将杜丽娘“伤春而亡”的悲剧演绎到了极致,乃致杜丽娘就是伤春的化身。在女性备受理学禁锢的封建时代,由于不许她们接触陌生异性,不让她们接受最起码的性知识教育,比起今天的青年来说,她们实际上要“色情”得多。人的自然天性越是在自然中受到压抑,就越容易被自然界勃勃生机所激发,甚至是一种几近病态的激发。当杜丽娘第一次置身于姹紫嫣红,生机盎然的满园春色之中时,盛开的百花,双飞的莺燕,无不撩拨起她那原始的生命欲求,她由怨恨父母看轻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不得早成佳配”,而倍觉“春色恼人”;又因内心急切无望的渴求,更增添了“光阴如过隙耳”的紧迫感,进而为自己“颜色如花”而“命如一叶”的命运而伤心落泪。很显然,在杜丽娘“伤春”的一系列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中,难以言表的深层苦闷和焦虑,正是春色所萌动的性意识,让杜丽娘在梦中与一陌生男子幽合欢会,实在是汤显祖的神来之笔,他将杜丽娘游园时涌动的生理欲求直接呈现出来,并将这种平日里几乎所有人都羞于启齿的性梦,描绘得优美、高雅;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和人的生命欲求的自由舒张息息相通,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在这审美的天地里,杜丽娘尽情享受着青春生命的欢欣。《牡丹亭》中这段以春天的美景衬托杜丽娘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闷心情的文字,充分展示了“伤春”一戏中的美学价值,也是“乐景衬哀景”的范例。
       以上三种衬托手法,尽管属于老生常谈,但均是文学史上的传世名段,学生们通过学习和模仿,可以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
       郭玉森,河南焦作师专大专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