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传统名剧《秦香莲》中的家将韩琪，是因为４月１８日广州报纸的一则短新闻。说的是广州大学城工地的９位农民工，按约定前往工地办公室与工头协商“停工待料”期间的误工费，被１０多名赶到工地的保安关起铁门暴打，在得知警察即将赶到时，才将受伤工人拖出门外，“排”在工地外的人行道上。
这类“新闻”不少，已经比“狗咬人”的事件还多?押有工厂保安围殴讨薪农民工的，有超市保安群殴顾客的，有单位大院保安暴打来访者的……
我一直在想，这些保安是怎么回事？他们又不是没有情感的机器人，怎么忍心对面前那些可怜的人下狠手呢？须知，目前绝大多数的保安，虽然身穿制服，手执棍棒之类械具，也不过是临时雇用的农家子弟，薪酬待遇比农民工高不了多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是古已有之的说法，动物尚且有“连类及己”的悲悯感，人怎么能如此对待同一族群？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有一种解除自我责任的说辞：我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几年，反复听到一些枉法判案的司法干部自我辩解说：这是上级定性了的。至于那些施暴的保安，自然要说自己只是执行雇主的命令。
这种说辞有它符合事实的一面，在当下也颇能赢得世人的认同。认同者有两种理论支撑：一是“制度”说，在不合理的制度、体制、机制之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好人也会干坏事，所以制度建设重于个人道德；二是“饭碗”说，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干一些违心的事，屈从于不正当的乃至违法的指令。应当承认，这两种说法都颇有道理，前者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后者充分谅解人性的弱点，宽容一切，包括对怯弱和残暴予以宽容。
可是，人毕竟是人，人性应是高于动物性的吧？能用制度、程序、命令来开脱个体的一切道义责任吗？
我国传统名剧《秦香莲》中的那个家将韩琪，他本受雇于陈世美，奉严命去追杀秦氏母子。但当他得知真相后，终以恻隐之心战胜了利害计较，放走了秦氏母子。编剧为了突出其高尚人格，让他拔剑自杀。其实，宋朝地广人稀，且无严密的户籍身份管理制度，他完全可以不回陈府，改名换姓另谋生计。在韩琪身上，确实寄托了中国人“从道不从君”（荀子语）与“不受乱命”的道德责任观。今天我们难道不应当学习韩琪好榜样吗？不受老板的“乱命”当打手，丢掉此处的“保安”饭碗，换个地方照样可以当保安。不受“乱命”枉法定案，丢掉公职的损失要大一些；权衡得失（包括被误判者的失与自己受良心煎熬之失），考虑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
我明白，“学习……好榜样”之类的思路有些“陈旧”也不大适合目前的“国情”，但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试问，一切听命于环境与他人，我们还能叫人吗？
我申明，“学习雷锋好榜样”是为上上人说法；“学习韩琪好榜样”是为良知尚未泯灭的中平之人说法；而对于天良丧尽，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存心草菅人命的下下人（比如不顾“严禁刑讯逼供”的法律，违背１９９６年起引入我国新刑法的“疑罪从无”原则、炮制佘祥林“杀妻”案的那些枉法办案者），让他们“学习”什么都是白说，只能依法对他们加以严惩，才能让他们长“知识”长记性。
［马钧荐自《华商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