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节的日子里，我怎么也难以排解对一位伟大母亲悲惨之死的悲伤！这就是佘祥林的母亲——杨五香。也许佘祥林的案子会是一个“圆满”的结果，冤案已经平反，赔偿正在进行，有关责任人员也待追究。但是，那位母亲却长眠于地下，看不到这一切，而她就是为了她儿子洗冤而死的！她在被无端关押的９个月中，我们不知她受过何种的折磨？
媒体是这样描写的：儿子出事后，这个倔强而爱子的农村妇女就开始了为儿子辩污的艰辛之路。杨五香走遍了周围的村落寻找出走的儿媳，因为佘祥林跟她说过“我确实没有杀她”。她穷困潦倒，身无分文，被人接济着四处寻找，终于在离家几十公里远的姚岭村发现儿媳的线索。也许正是这点线索使佘祥林免为枪下冤魂。但杨五香因为反复上访和申诉被以“包庇犯罪”和“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抓走。当关押９个月从京山县看守所出来的时候，“她变得又聋又瞎，不会走路。”出来后在病痛中捱了三个月后去世，死时才５４岁（见《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４月５日）。
我们不太准确地知道当地司法机关是以何种罪名，是否经过审判才对她关押如此长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她受过什么非人的折磨？但这一切都是错的！可是，事情至今没有机关和人员表示对此负责，更没有人反省其中的制度问题。
最近在媒体上看到，有人说冤案错杀不仅在中国有，在国外也不可避免。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冤假错案会祸及亲人，甚至导致家破人亡，在国外恐怕是少见的。而佘祥林案中，不仅佘家有２人被关，一人致死，而且还有４位无辜而有良心的外村村民因提供曾见过杨五香儿媳的“良心证明”的证据被以作伪证被抓，其中２人因躲避幸免。这里有与佘祥林案同样值得反省的东西。
我想以上这些“执法”都是“依法”而行。这是怎样一些法律？大概是刑法中“包庇”、“妨碍公务”等罪名。正是这些罪名，加上不良的甚至恶人执法，是常常导致错案和滥刑的重要原因。包庇罪特别是近亲属包庇在古今中外都是很有争议的。是“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这是一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让自己的父兄、妻子、丈夫大义灭亲，知情不报就以包庇治罪是很不人道，有违人性的。所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些国家不但犯罪嫌疑人可以保持沉默，也免除了直系亲属作证的义务。这是尊重人性，也是防止一人犯罪祸及全家的制度措施。这有利于维护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这一基本道德。所以我们不应再允许有这样的法律去摧毁人类的道德价值。“妨碍公务罪”因缺乏严格的标准被严重滥用，我们不应该再让它成为一个口袋罪而四处陷人以罪。所以，“包庇罪”应该修改，“妨碍公务罪”应当严格规范。
这就是我们从佘祥林母亲之死应该做的有关法律制度的反省。然而，反省法律制度的问题和缺陷并不能免除那些陷人以罪者的责任。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证明杨五香之死由谁来直接承担责任，但是，应该有人和机关对杨五香被错误关押负责，对她的身体被摧残负责。她的案件同样应该纠正，并应该得到赔偿！像孙志刚案一样，让死者为生者免除苦难，也就使死者变得有意义。从佘祥林案到他母亲之死案，希望能打动一些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有良心的官员，为完善立法和司法制度而做点什么！从而使我们的社会能不断地在教训中前行。
［洪巧俊荐自《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５日／丁 聪图《群众怀念包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