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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说：“小说本来就是语言的艺术，就像绘画，是线条和色彩的艺术。音乐，是旋律和节奏的艺术。有人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点，我认为这话是不能成立的。就好像说这幅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个曲子还可以，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种话不能成立一样。我认为，语言不好，这个小说肯定不好。”
       有人曾拿刘庆邦与别的作家比较，说刘庆邦的小说还可以，就是语言俗了一点，正如上述汪先生所言，这话也不能成立。刘庆邦小说写得好，他的语言一定也有其独特之处。他的小说语言之“俗”，与老舍先生的“市井化语言”之“俗”一样，是适应他所写内容和人物的。
       刘庆邦出身农民，当过矿工，记者，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深厚的人生阅历。他不仅对底层社会生活有着切身体验，对底层人思想感情有着深刻理解，而且始终关注他们的疾苦和生存状态。他的许多小说都形象描绘了民间生活的真实图景，反映了底层社会小人物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他以民间代言人的身份写农民和矿工，理所当然地要使用农民和矿工们的通俗化生活化的语言。刘庆邦在创作中始终遵循沈从文“贴着人物写”的宗旨，真正做到了林斤澜所评价的“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自平实。”这尤其体现在反讽、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上，正是这种贴近生活，贴近人物的本色化的修辞方式，使他的小说语言显得更加贴切自然，生动风趣，从而产生出一种耐人寻味，意味深长的艺术效果。本文主要从刘庆邦反讽与比喻两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分析刘庆邦小说语言的本色化、生活化特征。
       一、反讽
       所谓反讽，李建军在他的《小说修辞研究》中界定：“是作者由于洞察了表现对象在内容和形式、现象与本质等方面复杂因素的悖立状态，并为了维持这些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选择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
       刘庆邦在一些揭示社会黑暗，反映人性丑恶的小说中，时常运用反讽的修辞手法，使他的作品语言蕴含一股含而不露的讥讽、否定、批判的意味，含蓄委婉地揭示和讽刺人世间种种丑恶现象。刘庆邦小说运用反讽的技法多种多样，但这些反讽语言同时又是极为生活化和本色化的。下面我们通过刘庆邦常用的几种反讽策略举例稍加分析：
       1、夸张式反讽，通过极度夸张的描写和叙述达到反讽的目的。
       如《红煤》中描写唐矿长给井下工人送包子一段：
       “主角终于出场了，他把手一挥：‘出发’，整个队伍便前呼后拥下井去了。主角的确有主角的派头，的确不同凡响些。这不是因为他吃得比较胖，肚子已露出将军的苗头；而是因为他的气魄，他的气魄就是壮，就是大，就是高人一筹，就是压得住台。比如戏台上的楚霸王，只要他一出场，顿时威风八面……唐矿长一挑起道具，一开始上戏，老张就跑到前面，弯着腰，眼对着取景框，啪啪地抢开了镜头，前面有人飞奔着向工作面的人知会：‘来了，唐矿长来了！’……”
       唐矿长一行人装腔作势、弄虚作假的表演，活脱脱一出滑稽闹剧，“气势非凡”的矿长的好大喜功、狂妄虚伪的丑恶本质尽显无遗。作品把唐矿长比作“楚霸王”，把他挑的一担包子比作演戏的“道具”，无不隐含着嘲讽、戏谑。对唐矿长及其一行人的煞有介事，虚张声势写得愈夸张，反讽效果愈强烈。叙述人表面夸奖“主角的确有主角的派头，的确不同凡响些……他的气魄就是壮，就是大，就是高人一筹，就是压得住台”，实则对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种挖苦的语言方式不是学者式的，而是民间的老百姓式的。
       2、正话反说式反讽。
       如《平原上的歌谣》讽刺干部黄秋板不顾老百姓没饭吃，总是借故想办法先填饱自己的肚子：
       “他不能像村民一样饿着。他要是饿坏了，今后怎么为人民服务呢？”
       黄秋板身为领导，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要与民同甘共苦，实际上总在盘算个人利益。这几句议论是以普通群众的口吻说出来的，对黄秋板的自私和贪婪的本性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和无情的嘲讽，发泄了群众对当权者极端不满的情绪。
       后面写黄秋板要将文钟山交给群众“补课”，把他吓住了，小说以叙述人的口吻议论道：
       “谁敢让群众补课呢，谁不知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所谓“为人民服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些极其通俗的话语本来是正确的，是有着特定的含义的，但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这些话就成了当时愚弄百姓的政治流行语。那些“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被称为“真正的英雄”的群众，在权力的鞭子的挥舞下，曾干过多少荒唐的事情。这类语言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是有着某种“神圣性”的，但历史的吊诡让我们今天的读者读到这类政治流行语时，产生一种恍如隔世的荒谬感。想当初，有多少无辜的生命就是在这些政治流行语漩涡的中心被无情吞噬的。
       3、故意误解式反讽。
       如《平原上的歌谣》描写文凤楼人大炼钢铁，出炉的一块块像怪胎似的铁疙瘩被当作报喜的材料说成炼出了“多少吨优质钢铁”，而村里人又不知“吨”是何种计量单位，误以为“一蹲”：
       “队长把一吨理解成一蹲。人蹲下干什么呢，无非是拉屎呗。那么一蹲就是拉一泡屎，一蹲的重量大约相当于一泡屎的重量。这个理解几乎得到了大家的认同。那些铁疙瘩可不是像屎一样没用嘛！不，屎还可以壮壮地，那些铁疙瘩有什么用呢！”
       在这里，叙述人故意利用文凤楼人的误解和无知（尽管是写无知和蒙昧，生活气息还是很浓厚的），对大跃进的浮夸风进行了辛辣绝妙的讽刺。
       4、对比式反讽。
       《刷牙》讲述的是大跃进时期发生的一场闹剧。那时的村民一般是不刷牙的，人牙很脏，但为了展示他们讲卫生的程度，却要给牲口刷牙。“牲口牙白”和“人牙肮脏”的对比，嘲讽了给牲口刷牙的离奇和荒唐，揭示了刷牙的虚伪和欺骗。
       刘庆邦凭着对人性的洞悉和对各种社会现象的体察，常常利用夸张、正话反说、误会、对比等艺术手法进行反讽，从而达到意婉旨微、深刻有力而又不乏幽默的艺术效果。
       二、比喻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最有特色的，恐怕非钱钟书莫属了。钱钟书曾在《读<拉奥孔>》一文中说：“比喻是文学语言的特点。”“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擅长”如果去除《围城》中所有精彩的比喻，那么这部小说将会少了许多幽默成分而黯然失色。刘庆邦的小说语言也善用比喻，但与钱钟书一类文人知识分子的比喻相比，他的比喻主要面向普通农民和矿工生活，显得通俗易懂，明白如话。钱钟书的小说多反映知识阶层生活，其比喻带着学者睿智的光芒，而刘庆邦的小说多描写不同时代底层人的生活困境，其比喻除了带上时代的印记外，自然还带有民间社会的生活气息。
       如《平地风雷》中队长羞辱货郎的一席话：
       “撒泡尿照照你那熊样儿，腰弯得跟屁眼儿里生的豆芽儿一样，自己还把自己当成一根会动的蛆哩，我连屙你都不屙你：”
       队长把货郎的弯曲的腰比作“屁眼儿里生的豆芽儿”，把货郎比作“一根会动的蛆”。这几句原生态生活化语言极其粗俗恶毒，却十分准确传神地写出了队长任意践踏人的尊严，以权压人的野蛮作风，及其傲慢专横、粗鄙凶狠、恃强凌弱、不可一世的性格特征，也为后来货郎做队长的活做了铺垫。
       再如《平原上的歌谣》，经“民主补课”后的队长文钟山发誓再也不当干部了，但当不当干部也由不得他，小说把他比成“一头牛”：
       “让你拉套你就得拉套，不好好拉套，鞭子是干什么的，人是干什么的，自有办法治你。”
       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一个缺乏对人的尊重的年代，人就像牛一样，只是一个被人驾驭的政治工具和奴隶。这一比喻讽刺了荒唐年代政治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亵渎。而后面被称为“真正的英雄”的所谓“群众”，也同样是政治利用的工具，是某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手中挥舞的政治“鞭子”。
       又如《红煤》，作品第九章描写昔日山青水秀的红煤厂村，现在却变成河底龟裂，黄沙飞扬的不毛之地了：
       “红煤厂好比是一盏灯，水好比是灯里边的油，在过去的岁月里，灯油一直充足得很，灯一年到头大放光明。现在红煤厂这盏灯不行了，灯头不但小得可怜，还不停地摇晃着，好像小小一阵风吹来，灯就会灭掉，使红煤厂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你说赶快往灯里添油，添油只能靠下雨下雪。下过雨雪后稍稍好一点儿，但雨雪一停，红煤厂这盏灯又濒临油干灯灭状态。”
       把红煤厂村比作“灯”，把水比作“油”，红煤厂村缺水好比灯没有油，这一比喻十分贴切地写出了红煤厂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缺水的窘困。
       又如宋长玉被唐洪涛开除时痛不欲生、悲恨交加的心情：
       “这种恨像是在宋长玉肚子里鼓起了一个疙瘩，疙瘩越长越实，越鼓越大。……他肚子里的疙瘩鼓成一定程度，就通过血液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这种转移类似癌症的转移，转移不会使毒瘤消失，只会使仇恨的毒瘤越生越多，越长越疯狂，似乎连他每个手指头肚上都布满仇恨。”
       这段话把宋长玉的恨比做愈长愈大的疙瘩，并如癌症细胞一样“越长越疯狂”甚至遍布他的全身，十分贴近人物心理，宋长玉对唐的刻骨仇恨被表现得入木三分。
       以上比喻中的喻体，不管是“豆芽儿”和“蛆”，“鞭子”和“牛”，还是“灯”和“水”或者“疙瘩”，没有一个不是来自于最普通的农村生活。
       近年写底层，写民间的作家不少，但真正像刘庆邦这样写得如此具有乡村生活气息的本色化作家，并不多见。
       余志平，湖北孝感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