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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讽刺作家张天翼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个诙谐的老人，爱说讽刺话”，二姐又特别“爱说弯曲的笑话，爱形容人，往往挖到别人心底里去”。这样张天翼也不知不觉地用讽刺的眼光去打量周围一些小人物。而且他从小随父亲辗转各地，接触过不同阶层的人物，这些都为他塑造讽刺形象奠定了生活基础。另外处在20世纪30年代的黑暗社会中，许多作家都选择讽刺来反映现实人生。张天翼观察社会反映生活的侧重点是生活中的喜剧因素，他的笔锋几乎触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展现出一幅黑暗旧中国的缩影。在他的小说里，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讽刺典型，有被迫卖身的妻子（《团圆》），有鱼肉乡里的土豪（《三太爷与桂生》），有受贿而从轻报灾的委员（《呈报》），有借抗战中饱私囊的投机者（《谭九先生的工作》），有空虚动摇的知识分子（《移行》）、庸俗的小市民（《陆保田》）、哗变的士兵（《二十一个》）、觉醒的佃农（《蜜蜂》）、心理变态的母亲（《善女人》）、寻找刺激的无聊文人（《温柔制造者》）等。对这些典型的讽刺对象，张天翼发出了不同的笑，有对愚昧不幸的劳动人民的含泪苦笑，有对动摇庸俗的小知识分子轻松的嬉笑，还有对虚伪狡诈的官僚地主愤激的冷笑。
       一、含泪苦笑愚昧不幸的城乡劳动人民
       张天翼小说的讽刺典型之一是愚昧不幸的城乡劳动人民，在他的讽刺人物画廊中，描写得最经常，刻画得最出色，也最能体现他的讽刺艺术就是这些拼命“往上爬”的人物。作者写出了他们的丑态，他们受沉重生活的挤压，但又不甘心自己卑微的地位，而是千方百计削尖脑袋往上爬，碰壁受辱也要往上爬，穷途末路还是要往上爬。张天翼从生活的底层挖掘出这些喜剧因素，将他们灵魂上的丑病揭示出来，从而希望把他们灵魂中肮脏的东西清除。《皮带》中的低级士官邓炳生投靠亲戚梁处长当上了少尉，于是幻想着能够步步高升，当“靠山”走后，他的幻想彻底破灭，跪在军官标志的斜皮带前痛苦流涕；《请客》中小公务员云守诚不顾家人的生活，透支下个月的工资，企图用“饭局”为自己换来一个书记职务的“出缺”，结果受胡科长戏弄，竹篮打水一场空。《欢迎会》中的体育教员赵国光梦想着自己“理想派兼未来派”的作品会受到上司的赏识，而从此平步青云，最后却阴差阳错地把爱国剧演成卖国剧，自己被送进军法处。
       其中《陆宝田》中的陆宝田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一个，这个人物与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很像，他竭尽所能地为上司效劳甚至溜须拍马，为的是能“往上爬”。他不惜卖友告密，却总不能被对方接纳。对桌的科员把燃着的烟卷放到他面前给他的肺杀菌消毒，同事小闻干脆叫他“五一五一，四零一六，一一二九，三七六九”（电报译文“肺病大王”）。樊股长也只是拿他寻开心，或逼他吸烟，或哄他酗酒，或骗他入赌局，最后还让人把既病又醉的他扶上劣马，以致摔下马背，大吐鲜血，卧病在床，被开缺。临死之际他念念不忘把公事拿到家里来办，还打听林先生的公馆住址好去巴结，读来真是令人鄙视，又让人心酸。作者含着眼泪写陆宝田，对像陆宝田这样胆小自私、浑浑噩噩的可怜虫，张天翼的讽刺是尖刻的，但对造成无数个像陆宝田一样因为惧怕旧社会的吞噬而千方百计往上爬的社会，作者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二、轻松嬉笑动摇庸俗的小知识分子
       张天翼小说的讽刺典型之二是动摇庸俗的小知识分子。20世纪30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因对革命前途缺乏正确估计，陷入苦闷彷徨的处境。他们富于幻想却又情感脆弱，憎恨丑恶却又缺乏斗争勇气，易燃起希望却又易感到幻灭，因而他们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用喝酒、闲逛、恋爱来打发日子，张天翼把镜头对准他们，让他们成为喜剧的主角，成为嘲笑、讽刺、鞭挞的对象，如《猪肠子的悲哀》里的猪肠子，《移行》里的桑华，《报复》里的黄先生和卜小姐，《找寻刺激的人》里的江震，《温柔制造者》里的老柏等。作者无情地嘲笑和鞭挞他们身上的庸俗、虚伪和可笑，撕下他们道貌岸然的外表，或对他们投以轻蔑的一瞥，或把他们拉到舞台的中心辛辣嘲笑。
       《移行》中的女主人公桑华曾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可她又胆小怕事。当她看到患有肺结核的小胡咳血时，当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时，她开始动摇，最终禁不了富商李思义的引诱，做了一个养尊处优的阔太太。她再也不用为环境的险恶、斗争的艰难而胆战心惊，也不用为生活的清苦、肺病的传染而哆嗦害怕，而是整天“自由自在快活地活着”，无所事事，唯一的“工作”就是时不时要照照镜子，“看看脸上的红粉给汗洗走了样子没有”。从革命者到资产阶级贵妇人，从进取的女青年到资本家阔太太，桑华的堕落令人深思。
       《“新生”》的主人公李逸漠先生是一个立志要在抗战的炮火中开始自己“新生”的知识分子，他向人家表示：“现在的我不是过去的我。过去的我那里学陶潜，而现在的我呢——是墨翟。我要工作，我要吃苦。”他从快失陷的家乡流亡出来，在一个中学当图画教员，开始他的确工作很起劲，他知道自己“应当拿出一点力量来”，“应当去参加这一场苦斗，叫中国快一点得到解放。”但他却与真正的爱国者潘校长、陈老师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最后倒与那位原先不屑为伍散布“汉奸理论”的章老朽做了酒友。作者讽刺的火花，正落在这个带引号的“新生”上，嘴里说进取，实际则后退；名义为新生，实质则沉沦，人物的豪言壮语与消极行动之间造成了戏剧性。
       三、愤激冷笑虚伪狡诈的地主官僚
       张天翼小说的讽刺典型之三是虚伪狡诈的地主官僚。旧中国的平民百姓生活在社会底层，忍受着各种压迫和侮辱，张天翼以他特有的讽刺眼光看待社会和人生，用手中的笔揭露地主官僚的凶残面目和血腥罪行，如《脊背与奶子》、《清明前后》、《笑》、《三太爷与桂生》、《谭九先生的工作》、《华威先生》等，对这些虚伪狡诈的地主官僚予以愤激的冷笑。
       在《脊背与奶子》中，张天翼塑造了一个虚伪、凶残、灵魂肮脏的族绅长太爷的形象。长太爷不仅有钱，而且还是地方上任姓家族的族绅，但他表里不一，作为一族之长，他要保持家族代表和公众舆论的形象。对于任三嫂逃到情夫那儿，他声言：“这是淫奔……任族上的面子扫尽了！抓她回来，我给她一点家教”。于是在族人面前，他讲礼义廉耻，说万恶淫为首，俨然一个正人君子。然而他的内心却是邪恶的，他对任三嫂早已垂涎三尺，无人之时更是青天白日里调戏任三嫂。他的言行与他的内心形成的强烈反差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作者对这个戴着假面具，披着虚伪外衣的地方族长的邪恶内心，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揭露。最可笑的是小说的结局，任三嫂将计就计，设法逃跑，长太爷枉费心机，诡计落空，却落得鼻青脸肿，他的丑态让读者不禁哑然失笑，这笑是一种力量，是对长太爷一类邪恶、卑鄙之流的讽刺和否定。
       《华威先生》则讽刺了一个“包而不办”的抗战文化官僚的典型。小说中的华威先生全身涂满了抗日色彩，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忙”，他的包车是全城跑得最快的，铃也踏得最响，因为他要忙于修改刘主任起草的县长公余方案；忙于去汉口；忙于领导文化抗敌总会；忙于去学校演讲；忙于参加各团体的会议；忙于接待来访……，忙得他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或者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然而他出席的几次会议却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迟到早退，到席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每次报告只讲两点：一是要努力工作，二是要认清一个领导中心，因此华威先生是一个看似积极投身抗日工作其实一事无成的投机型官僚，对权力的强烈攫取欲望是华威先生的性格核心。《华威先生》成了轰动一时的杰作，华威先生也成了人们鄙视和取笑的对象，在政治上给破坏抗战的社会渣滓以无情打击，在艺术上更宣告了现实主义的胜利。
       当然除了这些人物以外，在张天翼笔下也出现了一些作者称许的人物，如《二十一个》里反对内战而叛变的士兵，《蜜蜂》里反抗的农民，《儿女们》里反抗地主的黑二和大才等等。不过，总的来说，对于笔下的人物，作家多用严肃而又诙谐的笔调来写他们笑他们，对这些人物的低级庸俗、卑琐下流，采用了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尽情地加以讽刺与嘲弄，读来令人发笑，并且使人在笑中产生对丑恶事物的憎厌与鄙视。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张天翼把他对未来光明的热烈追求，对现实丑恶的憎恨，都融进了上述几类典型的讽刺人物形象中。善于讽刺描写，着力于人物性格中最醒目的特征和外观的形态描写，以人物的语言与行动之间的矛盾，造成喜剧性，并曲折地透露着人物的悲剧性，这正是张天翼讽刺的深刻性所在。
       李桂芳，湖南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留学生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