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尤其像范仲淹这样堂堂正正的君子，具有光风霁月的品格，说他与小人交往肯定没人相信，忠奸自古同冰炭嘛。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他的磊落，一是上书反对权势熏天的刘太后，一是与宰相吕夷简当面冲突。
刘太后就是民间传说中搞狸猫换太子把戏那一位。当时她像武则天一样不可一世，大伙全巴结她，她过生日，礼官提议仁宗率百官献寿，范仲淹认为这是“亏君体，损主威”，坚决反对，太后一听，不高兴了，让宰相讨论。宰相晏殊是范仲淹的恩师，把范仲淹叫来，怒责他轻率坏事。他却坚定地说：“真没想到因直言正论而开罪于你。但倘若以为我疏而进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而今而后就不知所守了！”晏殊惭愧得无以应对。不仅如此，他还上疏请求太后还政，虽然因此被贬斥，依然泰然处之。
吕夷简是当朝宰相，曾三次拜相，权势炙手可热。有一次，俩人在一起议论人物，吕宰相说，我阅人很多，却没见过节行之人，范说：“天下确有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士，无怪乎节行之士不来。”难怪李贽说出这样的话“宋亡，范公不亡也”。
１０３５年范仲淹回到京师，担任权知开封府的重要职务，他精心画了一幅《百官图》呈献皇上，指明谁谁谁的升迁夹杂了宰相的私心。吕宰相当然不能接受，就以“越职言事”的罪名，把他请出京师。不仅如此，吕还让人上书，请求在朝堂上立一块“朋党榜”，将范仲淹等人的名字写在上面，使大家引以为戒。
两个人几乎不共戴天，谁要说范仲淹曾经看望过这个小人头目，不要说他儿子，就是我们都不相信。
在范仲淹等人的心中，吕夷简无疑是头号小人，他应对国家的一切内忧外患负责。
而吕宰相也有他的苦衷。他入主中书之日，国库空虚，机构臃肿，边境告急，盗贼遍地。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他夹在自负的太后与懦弱的皇帝之间无所作为。但他也不愿与人结怨太深，在范仲淹被贬几年后，他又举荐范仲淹任了重要官职。那时宋夏战争爆发，他推荐范仲淹经略西事，使他能立功边陲。
得知这些，范公在离开政府的时候，专门看望了奄奄一息的吕宰相。吕宰相逝世，范仲淹撰文说：“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范仲淹的儿子范存仁，否认此事，称“我父亲至死未尝解仇”。欧阳修在《范文正神道碑》中说“二公晚年欢然相得”，范存仁请欧阳修修改这—段，欧阳修很不乐意，说道：“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你们还年轻，怎么会知道？”
范仲淹后来也开始对庆历新政进行反思。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汉代的李膺，就是因为处世黑白太明，尽管一身洁清，千古不昧，却遭禁锢戮辱，引起邪正相激的内耗，以致汉室速亡。前些年几位君子同道感遇激发，高议直指，不恤怨谤，召来群起而毁之的结果。我今天才懂得，若与国同忧，就不要专尚名节，因个人意气误了邦国大事！”由此，范公进一步总结立朝处事的要诀“身安而国家可保，岂特厚于己也”。此话如果不是收入《范文正公集》，别人也许不会相信是他说的。
中国的官场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男盗女娼的人，进到里面，就变得道貌岸然；一身正气的人，进到里面，有时竟变得委委琐琐；无论多好的筹划，在那里都会无限期搁浅；不管多荒唐的决定，在那里都可能获得通过；上级在下级面前可以幽默，可以训斥，可以挖苦，而下级在上级面前，就只好毕恭毕敬。同僚之间，像贼一样互相防着，面对上司，又都变得像同属于一个男人的妻妾般争风吃醋。多少人，在刚进官场时意气风发，锐意进取，仿佛要横扫天下，澄清宇内一般。可碰了大大小小的硬钉子软钉子后，就不得不踌躇彷徨，不得不改变策略。领教厉害之后，好一点的，我行我素；差一点的，就随波逐流，甚至干脆与丑恶同流合污。在官场上人容易失去自己，变得不由自主。因为官场上有另外一套是非标准。百姓衡量当官的，看他给不给百姓做事，而当官的往往只在乎你听不听话，甚至只看你送不送礼。
到了官场，就知道了官场的复杂，社会的复杂，上上下下，盘根错节，今日为敌，明日为友，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尽管在历史上，官场上常常划分君子小人，可实际上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界限并不那么分明。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君子，而对手是小人。我们不得不检讨，我们的生活里为什么充斥这些概念，而不是别的。
在官场上，有能力德性好的人不一定升迁，没能力德性差的人也未必被贬。甚至正好相反。溜须拍马的人常常春风得意，特立独行的人往往处处碰壁。有时，在那里并没有绝对的是非。今天是错的，明天可能就变对，而今天是对的，明天可能就成错。就像以前提倡上山开荒，今天又退耕还林；以前光讲产量，现在只讲推销。比如在军事上的进攻与防御，在建设中的统一与分散，由于所处位置不同，见解常常不同。由此划分出的力量不会一成不变，不必因此就把对方当成阶级敌人一般，斗得你死我活。等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就会发现，许多当年的争论是那样幼稚可笑。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就会觉得对方也很有道理。就像范仲淹所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只要自己不贪污，不枉法，不有意陷害，不公开欺骗，不冒领荣誉，不诬告别人，不卖主求荣，大节无亏，工作上争争吵吵、眼高眼低，十分正常，谁也不会永远正确。
也许就因为明白了这些，范仲淹才去拜见当年的对头，他心目中的小人头目，而且在这个人去世后还写下了情意真挚的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