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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有人知道，梁启超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吉田晋。这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逃亡到日本后起的。梁启超在日本一住就是１３年，直到辛亥革命风云乍起，他才带着“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的自信与豪情，乘坐“天草丸”返回中国。耐人寻味的是，他回国下榻的第一站，就是日本在奉天的领事馆。可见他与日本人关系之亲近。
       说起来，日本对梁启超是有恩的，而梁启超也对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当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四处捕杀“新党”之时，若不是日本公使林权助全力相救，梁启超恐怕早就和谭嗣同一起到刑场高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后来，蔡锷在云南反袁，梁启超急于从上海赶赴广西，说服“南天王”陆荣廷起兵响应，又是日本外交官和商人主动伸出援手，历尽千难万险，将他送到了南宁。梁启超曾不止一次地对日本友人表示：日本是我的第二故乡！
       然而，梁启超的可贵之处在于，当他对日本的这种感情和祖国民族的利益发生碰撞时，他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１９１５年，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自己一圆皇帝梦，准备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梁启超义愤填膺，接连发表文章，痛斥日本的侵华罪行。尖锐指出，日本此举是企图趁欧美因战争而无暇东顾之机，“谋蹙我于死地”！并强调日本如欲寻求中日“合邦”，同化与灭亡中国，只能是痴心妄想。中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必须撤回那些“伤害我主权为我所不能堪”的条款！
       梁启超的行动让日本人感到了恐慌和不解。诚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日本文化非常强调“报恩”。在他们看来，“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难以报恩于万一”是日本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很多日本报纸因此指责梁启超“忘恩负义”。梁启超则对此进行了坦荡的反驳。他指出：维护国家民族的权益是我的权利和义务。我难道因为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就可以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吗？难道日本人要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他正告日本：“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作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二十一条”最终未能付诸实施，梁启超是有很大功劳的。梁启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使他超越了个人恩怨，坚决站到了有恩于他的日本的对立面。不过一向自信的梁启超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这种自以为神圣的感情会在几十年后被人用轻蔑的口气说成是“五四以来的精神病灶”。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和梁启超同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陈天华等等，都是民族主义者。但到了当下，那些口口声声“世界公民”、有条件“往来于中国与他国之间”的知识分子，却有不少是反对民族主义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在于从前的梁、康、陈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是理想主义者，往往能够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而前面提到的那部分当代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能够在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个中逻辑正像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
       梁任公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却不懂得如何充分利用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难怪要遭人怀疑有“精神病灶”了。只是当时的人们如果都如怀疑者这般“精神健全”，今天我们怕是要用日语来写文章了。每念及此，总要为梁任公以及和他有着同样“精神病灶”的先贤们抱屈。在梁任公拍案而起，为挽救危难中的祖国，大声疾呼拒绝“二十一条”９０周年的日子来临之际，我为梁任公一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