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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桃花源，人们马上想到陶渊明，桃花源仿佛就成了陶渊明的代名词。说怪不怪，当我们细读《桃花源记》的时候，我们不仅从中感悟到陶渊明的思想情感，而且从字里行间中还可以看到陶渊明不朽的大名，及其象征意义。
       陶渊明，又名潜，字无亮，潜与渊明有着内在联系：潜，是水里隐蔽不显露，既然水里隐蔽，即在深水之下，‘那么就是渊，若深而不暗那么就是明。所以，渊明就是由此而来；元亮与渊明的联系也很密切：元与渊谐音，亮与明同义，元又是开始的意思。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出生在晋宋易代之际的陶渊明，其父母多么希望他从小就应该做到博学，而且旷达光明、有所作为。然而少年时代的陶渊明就已失去父母，父亲的早逝，使他的家境日渐衰落，生活较为困难。好在陶渊明出身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做过晋大司马，外祖父孟嘉做过征西大将军。此时的陶渊明虽然面临着生活的困难，但他还是受到堂叔兄弟以及亲戚朋友的大力安慰与资助。因此，他在刻苦勤奋的生活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后来，在儒家生活的熏陶下，他从青年时代起便充满了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也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困难，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期间曾几次出仕做官：大约在三十六岁的时候，他凭借北方堂叔兄弟及亲戚朋友的关系，在湖北荆州(襄阳)谋官做事，由于做官办事之便，再加上陶渊明生性爱好山水，这就让他有机会漫游鄂西北秀丽的山川风光。也就在这一时间内，他荡舟在湖北竹山的武陵峡中，“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一人间仙境，现实的美景与理想的蓝图撞碰，让他热血沸腾，留恋忘返，于是，人们“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桃花源诗》)的平等劳动与生活的场面展现在他的眼前；“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桃花源诗》)的和谐社会犹如一盏光华四射的明灯在他的理想之塔上冉冉升起。然而，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特别是腐败的司马氏豪族地主集团的争权夺位，军阀混战，官场黑暗，理想又如昙花一现。不久，他便在血腥风雨中带着桃源风光踏上了回乡之路。
       从那以后，他对统治阶级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为了解脱精神上的痛苦，他把诗歌作为反抗黑暗现实的武器，极写山村的清新优美，反衬官场的污浊丑恶。也许是命中注定，几年后，在他即将走向人生归宿的时候，那种“遇”与“不遇”，“作官”与“退隐”，“关心世事”与“忘怀得失”，再一次涌上心头。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促使他把自己与理想融入到美丽的桃花源中。一篇脍炙人口的令人神往的《桃花源记》注定了“陶”与“桃”一生的“渊源”。因此，《桃花源记》实际就是“陶渊明记”。“记”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陶渊明记下了那个人间仙境——桃花源；二是指记下了陶渊明自己一生理想的追求。所以，可以说《桃花源记》是在写真的同时，又融入了作者的灵魂，给我们留下了亦真亦幻的感觉，并具有象征意义。
       武陵人“忽逢桃(陶)花林”、“林尽其源(渊)”、“仿佛若有光(明)”，梦幻一般美丽清幽的桃花林是作者的理想，并寄寓了作者的思想灵魂，这里的武陵人遇到桃花林，实际是作者遇到桃花林，武陵人在桃花源与桃源人对话，实际又是作者与桃源人的对话，作者发现了这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乱的理想社会，这正是作者的希望和追求。
       文中的太守是一个抽象的人物，他代表着当时的一切为官者。因为当时的一切为官者大部分都是瞒上欺下。所以，作者写这个人物意在说明桃花源的理想社会，在他们面前只不过是一个“迷”而已，他们根本无法找到那条通往理想社会之路；刘子骥是一个具体的真实人物，他虽然也是个高尚之士，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与作者有共同的追求，但他年老力衰，在那尔虞我诈的社会里寡不敌众，无能为力，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只是以“未果”而告终。这里，与其说作者写刘子骥，不如说写他自己，因为他虽然发现了美丽的桃花源(社会)，但在为理想奋斗和追求的时候，最后还是以“未果”而破灭，这里蕴含着人生的悲剧。
       总之，亦梦亦幻的桃花源是作者作为在黑暗而险恶人生道路上挣扎的精神力量；是作者“大济苍生”的理想与黑暗污浊的现实矛盾的产物。它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苦闷与悲愤。因此，《桃花源记》是一首呼唤光明，诅咒黑暗的歌。
       邓子华，湖北房县实验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