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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侠文学是极具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特色与审美价值观的一类文学形式。新派武侠小说借江湖写人世间，不仅接续了中国古典文学形式，同时也改造和提升了这一富有民族意识特质的文学形式。然而有人曾作出这样的评价：“武侠小说很难再有飞跃，我们凡是能想到的桥段，金庸已经全部写过了。”而金庸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更是后人创作的模仿范本。放眼观之，后起之辈笔下的女性人物几乎没有跳出过“金古黄梁温”几位前辈的圈子。但在近几年兴起的大陆新武侠小说创作群中，无论是取材、结构、笔法方面在前人的基础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与创新，尤其是对小说中女性角色做了探索性的创造。其中代表人物可推沧月与小椴。
       沧月被读者冠称“女子武侠开山宗师”，虽稍有夸大，但指出了她作为女性写手以天生的女性视角对女性命运与地位关注的优势。武侠小说有着特定的古代仿真人文环境，不免存在潜藏的男尊女卑的大男子主义倾向，这种难以磨灭的传统文化烙印，在沧月以女性为第一故事主体的武侠里显出了可贵的改变与消解。沧月的作品，从早期的《夕颜》、《曼青》（即《马后桃花马前雪》）到风格日益成熟的《听雪楼》系列与《镜》系列，其中的女性角色都是一贯的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自我主宰者。她笔下女子所秉承的侠义不是源于道义原则的男性的侠义，而是感性地源自内心体验的女性的人性的善，因此女子对男子有种强烈的救赎意味：女人往往都是生活在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里的，相对于男子倾其一生所追逐的权利、功名、至高无上的武功等等，她们的内心是相对清澈的，与世无争的，亲情与爱情永远是她们人生的主旋律。《夕颜》中夕颜对沧蓝的爱情背叛成就对他命运的救赎，与《夜船吹笛雨潇潇》中金碧辉对颜白的救赎，实为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沧蓝对朱元璋称帝后剪除异己诛杀功臣的反抗，还是颜白对抗篡位皇叔力图复国的坚持，都违反了他们不走入天下纷争的本心。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感情挫折后，他们都明白了百姓并不在乎谁做皇帝，皇帝是什么样的人，百姓只需要一个安稳过小日子的世道。在沧月后期作品《龙战》中，我们明显发现苗族少女那笙与鲛人复国军左权使炎汐的搭配与上面是同一个模式：女人的使命是把男子从世俗的泥潭拉出来，使其回归属于自我的平凡生活，颇有返朴归真的味道。沧月善于写男女处于价值观矛盾下的情变，并赋予这种情感元素深刻的人文内涵。她在书写男女之间不同的爱情选择时，注入了有关人生理想，社会现实，伦理道德的冲突，从而展现了一个多层次的、更为丰富的感情世界。有情人难成眷属，除了外在压力之外，更多的阻挠却在于爱情与爱人之间的种种缺陷，如爱情与人的性格、心理、事业、婚姻以及人性自身种种无法调节的矛盾。她站在女性主体的角度去审视这个由男子霸权主宰的江湖争斗与情感世界，深入挖掘了女性内在的主体意识。她笔下的女子无论是执于爱或恨，都是不被世俗野心所蒙蔽的，她们更多是感性的，精神的，具有中国古典意象的月亮的美——纯洁而坚韧，如忍冬花般内敛又坚强地活着。沧月作为一名女写手，主张女性的自强独立，虽然这些优秀女性多是情感上的悲剧人物，但与男性武侠中女性对男性的屈从与皈依相比，沧月笔下的女性因她们的独立人格而拒绝接受任何的屈辱，她们的主体意识最终自觉了，苏醒了，并且最终走向对男性的主动离弃，勇敢地撕开男性伦理世界之网，是性别政治的反叛者。这相对于传统武侠中女性为男性同盟的附庸，或者女子结婚生子前的平等独立的局限来说，可以说走出了“求新求变求突破”的一大步。
       小椴作为有着深厚历史功底的武侠小说写手，笔下的女性多在夫权与父权的夹缝中坚强地生存。不难发现小椴仍是站在传统立场上写女性的，他明显不同于沧月塑造灵魂纯洁无辜的女性形象，而是擅长刻画善恶相间的女子以体现复杂的人性，复杂的人生以及复杂的社会现实，更深层次地剖析了女性在男权压迫之下挣扎求存的复杂心态，显示了一种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正邪善恶观，从而打破了传统思路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应该说小椴早期写过沧月模式的灵性女子——《乱世英雄传》中惊才艳艳，风骨俊逸的萧如就是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但男写手写灵性女子很容易落入窠臼且不如女写手来得讨好，他在女性形象塑造上很快转入由传统求突破的思路上来。在小椴后期作品《洛阳女儿行》和《长安古意》系列中，他塑造了一系列个性更为复杂，立体化的成熟女子，把“他文化”下女性既挣扎独立又不得不依附男权的矛盾心理描写得入木三分，而不是把人的性格进行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沈璎璎认为，《洛阳女儿行》是一则寓言，它的格局早在开篇就被揭穿“这是一个极擅内媚的城市”，男权的衰弱与女性的强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整体意识的女性化，导致女性成为世事规则，权力斗争的代言人。“作为一个男性作者，肯把多个女性角色写得强而有力，对于她们算计，伤害男主角从不加以讽刺责备，还一直保持尊重欣赏的态度，又绝对不会像女写手一样陷入感情用事的泥坑，小椴实在是难能可贵”。在《洛阳女儿行》中，两位女主角一位是无所不能的千手观音，一位是能掐会算的千面女郎，两个处于极端境遇的女人的身份不是作为男性身份的补充而界定的，而是父权制的异类分支：杜方柠从贵族家庭中脱离出来，步步为营地实施自己凤尾香罗间的计谋；余婕独挑灭门复仇的大梁，心思缜密地完成对各股庙堂势力柔软的束缚。这是一个女儿的世界，男性通过性角色的划分为女性规定的行为，姿态和态度的详细准则，都被女性所颠覆或反过来支配男性，从而跳出了性别政治的限定事务范围。《洛阳女儿行》中的男主角韩鄂需要的“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伴侣，甚至不是妻子，而是一个女人，一个没有身份的女人”，对于父权制的观念使女性依附于男性，在社会及家庭生活中，权力直接或间接地抑制妇女的压迫，小椴试图提出一种脱离性别支配概念的“女人”的概念。“女人”一词历来是由男性中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所严格限定的，它仅仅是同“男性”相对照时获得的临时定义的一个位置。父权制的秩序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也不仅仅存在于单纯的价值领域：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压迫。要揭示它的存在暴露它的机制，必须摒弃“女人”的观念，有意思的是，这种摒弃是一位男写手提出的。所谓“女性”特征，如被动等等，都是文化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在一些非西方的社会中，分别附丽于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可以同西方社会大不相同，如男子可以热爱和平，妇女则嗜血好战。小椴在塑造杜方柠这一人物形象时，很大程度上符合米特莉的这一理解。杜方柠的使命是通过制衡保全家族利益，她无论在两军对阵还是单打独斗时的狠厉毒辣都“往往让男人出乎意料”，她身为“杜家女儿”这一特殊的杜家后继者身份令她在一定意义上脱离了女性附庸地位和三从四德传统礼教的束缚。这恰巧应证了米特莉的观点，妇女和男人一样，是受了文学作品和意识形态的毒害，不知不觉地视男尊女卑为天经地义。反过来说，清除妇女在这一不平等关系中的附庸角色也是一种“性别政治”。小椴的这一角色尝试，试图让女性在柔婉娇媚和刚强狠厉间自由转化，以充分体现人物立体感和性格的多面，并让其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复杂的矛盾关系中逐渐展现出来，给人以强烈的人物色彩感和性格多层次的自足，显示出女性多质、多向的审美内涵。但这一尝试也有不足：女性性格转化略显生硬，就杜方柠而言，“柔”的一面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不如她男子般决断的一面来的精彩。
       在大陆新武侠小说的创造群中，由传统文化内核延伸出自身独立和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而塑造独立人格的女性，是武侠小说中女性角色的两种主要创新模式。写手们以智性和灵性写作，开启了独特的智慧方式：他们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女性命运的关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物的内涵塑造甚至盖过了小说情节——情节可以简单甚至老套，但女性角色独树一帜的形象成为小说的最大亮色——女性内心的坚韧、强大、决断的彰显弘扬，和她们成为传统的侠骨柔情的附庸明显区别开来。当然，这些创新的缺陷也十分突出：女性往往在浓重的父权阴影下或有恋父情结，她们即使摆脱了君权、夫权的束缚，仍被“父亲”或其代表“家族势力”所约束；过于激进的女性形象，则容易偏向抽象化、概念化，脱离了武侠小说特定的人文环境趋于失真。因此，武侠小说中的新的女性角色如何走向成熟，还有待于写手们的进一步探索。
       周陈晨，武汉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2005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