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西域边塞曾是唐代文人施展才华的辽阔空间，是西域边塞诗的摇篮，唐代诗人在那里产生了不同于身居内地的种种感受。边塞诗人的战地情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民族交往融合对诗人心灵的塑造和对各种特殊感觉的培育。
       一
       古代边塞诗在表现各民族的交往及融合时，现实的内容和历史的回顾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感受往往采用古典式的包装。在此过程中，既有对历史的模仿感，又有超越感。唐代民族交融大潮中的边塞诗就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打着古代的旗号、反映现实生活中民族间的战争。出征的军队称为汉兵，军队将领称为汉将，边塞称为汉塞，就连天上的月亮也称为汉月。这里所说的汉，一方面是个民族概念，指的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同时它又是个历史概念，用以指代曾经昌盛一时的汉王朝。王维《出塞》诗写道：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1]
       这首诗是王维作为监察御史塞上劳军时所写，属于纪实型边塞诗，但是，诗中提到的护羌校尉、破虏将军却都是汉代武官名称，是汉代驰骋边塞的骁将。至于篇末所说的霍嫖姚，则是指西汉名将霍去病，他在和匈奴的战争中屡立功勋。王维这首诗先后三次用了汉代典故。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之一云：“汉将承恩西破戎，捷书先奏未央宫。天子预开麟阁待，祗今谁数贰师功。”四句全用汉代故实，代表了那个时期边塞诗普遍采用的托古以纪事抒怀的表现形式。
       唐代文人在创作边塞诗时仿佛返回了已经逝去的时代，产生重走前人之路的感觉。有时候他们又有超越前人的豪迈情怀，认为今人在边塞所建立的功勋是古人无法比拟的。唐代出现了一大批以边功著称的名将，封常清就是其中的一位。岑参献给他的颂诗中，多次称扬封常清的超越古人之处。《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诗云：
       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出师。
       甲兵未得战，降虏来如归。橐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
       阴山烽火灭，剑水羽书稀。却笑霍嫖姚，区区徒尔为。[2]
       这是写封常清在边塞治理有方，致使那里的土著居民自动前来归降。封常清不战而胜，边塞安定，胜过汉代名将霍去病的艰苦征讨。《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诗曰：
       奉使按胡俗，平明发轮台。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嵬。
       九月尚流汗，炎风吹沙埃。何事阴阳工，不遣雨雪来。
       吾君方忧边，分阃资大才。昨者新破胡，安西兵马回。
       铁关控天崖，万里何辽哉。烟尘不敢飞，白草空皑皑。
       军中日无事，醉舞倾金。汉代李将军，微功今可。[3]
       诗中称颂封常清在边塞战争中大获全胜，使辽阔的西域熄灭战火，唐军将士歌舞饮酒，一派太平景象。于是诗人认为汉代名将李广的战功和封常清相比实在是太微小，只能令人讥笑。《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诗结尾四句所写：“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是岑参对封常清镇守西域、功勋卓著的高度评价。以上几首诗都表现出超越古人的英雄气概，是在边塞地区民族交往中产生的豪迈情怀。
       二
       古代边塞往往是一幅残缺荒凉的景象，那里的断垣危壁、古城烽燧，都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人。甚至连高山大漠、黄沙白云，也都承载着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光荣和耻辱、辉煌与衰落。由此而来，唐代边塞诗人在抒发那种由毁坏凋零而引起的种种感触时，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复现了以往的历史画面。所以，唐代边塞诗在表现时间流逝所造成的破坏性的同时，又有使以往的景观在作品和心灵中再生的功能。骆宾王的《边夜有怀》一诗写道：
       汉地行逾远，燕山去不穷。城荒犹筑怨，碣毁尚铭功。
       古戍烟尘满，边城人事空。夜关明陇月，秋塞急胡风。
       倚伏良难定，荣枯岂易通。旅魂劳泛梗，离恨断征蓬。
       苏武封犹薄，崔宦不工。惟余北叟意，欲寄南飞鸿。[4]
       前六句诗对于边塞的荒凉衰败描写得很充分，时间和战争的破坏性使诗人充满伤感，同时，他又从荒凉的城池、断毁的碑石联想到古代筑城役夫的忧怨，以及前人在边塞建立的功勋。荒城断碑，都是历史纪念物，它们内在的灵魂借诗人的回忆而在作品中复活。再看岑参《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诗：
       尝读西域传，汉家得轮台。古塞千年空，阴山独崔嵬。
       二庭近西海，六月秋风来。日暮上北楼，杀气凝不开。
       大荒无飞鸟，但见白龙堆。旧国眇天末，归心日悠哉。
       上将新破胡，西郊绝烟埃。边城寂无事，抚剑空徘徊。
       幸得趋幕中，托身厕群才。早知安边计，未尽平生怀。[5]
       这首诗是岑参在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处任幕僚时所作。唐朝安西北庭节度使所辖古轮台，是汉朝经营西域的必经之地，所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巍峨的阴山是汉军和匈奴反复较量的古战场。只有它饱经沧桑而依旧岿然屹立。至于诗中提到的白龙堆，也有它的历史典故。《汉书·西域传》记载，“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儋粮，送迎汉使。”[6]楼兰国地处白龙堆，在今新疆罗布泊附近，是中土汉人进入西域的第一站。因此，只要一提起楼兰、白龙堆，了解汉代历史的人就会联想起那里土著居民担水供粮、迎送汉使的场景，古代民族交往的画面蕴含在诗的历史典故中。唐代边塞诗人一方面吟咏岁月流逝及民族融合过程中所造成的残缺破坏，同时，又借助历史遗迹使古代边塞生活得以在诗中复现。毁坏与复活，构成了古代边塞诗的双重景观。古代边塞诗在描写历史遗址时，它所展示的实际物象是已经毁坏的，然而，古代边塞生活的某些场景也就借助毁坏的遗址在诗人心中复活。诗中出现的表层物象是残毁型的，而诗人心灵深处却使古代生活画面得以再生。
       三
       中国古代主体民族以农业立国，由此养成了人们安土重迁的习性。即使那些在民族融合大潮中激流勇进、长期生活在边塞的中土文人，依然非常怀恋故乡。班超在西域居住长达三十余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可是，直到晚年，他还是把西域当作异地他乡，而没有产生对故乡那种亲切感。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久在异域，年老思土，上疏请求还乡。他写道：
       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7]
       班超这封信把他刻骨铭心的思乡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读后催人泪下。《礼记·檀弓上》记载：“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8]孔颖达疏：“所以正首而向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处，虽狼狈而死，意犹向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楚辞·九章·哀郢》亦有“飞鸟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之语，用以表现对故乡的怀念。“代马依北风”，语出《韩诗外传》，亦是系念故土之象。班超运用历史典故表达自己的情怀，“但愿生入玉门关”这句发自肺腑的呼唤，拨动过无数后代文人壮士的心弦。古代边塞诗也经常抒发思乡之情，有时还很强烈，构成边塞诗的重要基调。由于民族融合给文人心理带来的巨大变化，从唐代开始，边塞诗人的心弦开始鸣奏出一种强音，即不再把边塞视为异域，把它和故乡对立起来，而是心甘情愿生活在边塞，甚至以那里为自己的归宿。骆宾王《从军行》诗如下：
       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
       弓弦抱汉月，马足踏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9]
       骆宾王对西域边塞的军旅生活充满豪情壮志，为了建功立业宁肯战死在沙场。“不求生入塞”之语，是针对班超“但愿生入玉门关”而言，表现出经历了民族融合的洗礼之后，唐代文人不同于汉代使者的心理状态。
       四
       中土文人本来重华夷之辨，称中土主体民族为华，称周边少数民族为胡，并且把以华化胡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即使在民族融合时期，许多边塞诗人也仍然以化胡自许，认为他们是在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骆宾王《久戍边城有怀京邑》诗称自己“西之似化胡”。西晋王浮曾作《老子化胡经》。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作于北魏时期，假托老子到西域去传播道教。骆宾王借用这一典故，把自己随军西征、驻守边塞说成是化胡之举，是用中土文化去改造周边的少数民族。
       化胡是许多边塞诗人的自觉意识，实际上，他们一旦深入边塞，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熏陶。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地少数民族文化都在浸润着这些边塞诗人。岑参《轮台即事》云：
       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三月无青草，千家尽白榆。
       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殊。愁见流沙北，天西海一隅。[10]
       岑参在此还是把边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异己对象看待，对它很不适应，可是，在他的《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鸿胪卿》诗中，我们体味到的却是另一种情调：
       西边虏尽平，何处更专征。幕下人无事，军中政已成。
       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醉里东楼月，偏能照列卿。[11]
       从这篇作品不难看出，诗人置身于中土文化和西域文化混杂的氛围中，饮酒作乐，尽情享受，并没有什么难以适应的感觉，而是沉醉其间，身心俱适，诗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产生认同心理。唐代边塞诗从音乐舞蹈到衣食住行，多方面展现了中土文人的胡化情况。
       胡笳本是西北少数民族的乐器，后来传人中土，在军中经常使用。胡笳吹奏的多是少数民族乐曲，因此，许多胡人听到它的声音就感伤落泪，产生思乡之情。唐代边塞诗经常提到胡笳，并且也兼有触发乡情和鼓舞斗志双重功能。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云：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
       三更醉后军中寝，无奈秦山归梦何。[12]
       这首诗是在酒泉边塞所作。当地太守酒席上舞剑助兴，乐人用胡笳演奏的曲调令人泪下如雨。听胡笳而落泪，显然是勾起乡情的缘故。胡笳还是军队仪仗的组成部分。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之三：“鸣笳叠鼓拥回军，破国平番昔未闻。大夫鹊印迎边月，大将龙旗掣海云。”鸣笳是高奏凯旋乐，庆祝胜利，表现军威。由此可见，北方游牧民族对胡笳的感受和体验，中土文人在边塞都领略到了，并且是怀着认同心理，在这方面已经没有胡汉之分。
       民族融合是多渠道进行的，边塞诗人的胡化也体现在各个方面。前引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琵琶长笛曲相和……无奈秦中归梦何”，诗人耳听胡歌，品尝具有浓郁少数民族风味的佳肴，痛饮西北边塞出产的美酒，尽兴而醉，梦中才感到家乡的遥远。对于人来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历史的产物。边塞少数民族文化参与了唐代边塞诗人各种感觉的发展演变过程。边塞诗人的许多感觉实际上已经胡化，和那里少数民族成员的嗜好日益接近。各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同化，一般都是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开始的，以后才逐渐提升到道德、审美层次。唐代边塞诗人的上述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民族融合所呈现的这种特点，以及他们的感觉、心灵所发生的相应变化。
       参考文献：
       [1]全唐诗卷一二八[M]
       [2][3][4][5][9][10][11][12]全唐诗卷一九八[M]
       [6]汉书·西域传[M]
       [7]后汉书·班超传[M]
       [8]礼记·檀弓上[M]
       本文为新疆石河子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基金项目（RWSK2006-Y31）。
       朱秋德，新疆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