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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澄（1249-1333），字幼清，号草庐，江西省崇仁咸口人。南宋末举进士不第。入元后，应召任江西儒学副提举、国子监丞、翰林学士等职，后辞官讲学山中，从学者甚众，是元初著名的学者。著有《吴文正公集》。为文比较简练，说理透辟。赠序《送何太虚北游序》是他的代表作。钱伯城先生主编的《古文观止新编》，金、元散文部分仅录三篇，吴澄《送何太虚北游序》就是其中之一。
       《送何太虚北游序》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对“游”发表了一番见解。作者就何太虚北游一事借题发挥，阐述了扩大生活领域，增长见闻的必要性，同时对那些借游学之名而奔趋利禄的人进行了揭露和讽刺，赞扬了何太虚为成就事业而游于四方的志向和精神。中国古代的旅游文化相当发达，因此历代游记文和山水诗可称洋洋大观，却大多旨在寄情言志，“游”本身的价值反而被隐去了。而吴澄这篇文章全篇始终围绕“游”来做文章，对旅游的目的和意义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吴澄是位理学家，他的旅游观属于正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宋代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了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自然也左右了人们的旅游观，因此，这篇文章所体现的旅游观，在我们中国古代是比较典型的。
       《送何太虚北游序》到底阐述了怎样的旅游观呢？
       首先，作者肯定了“游”的积极意义，认为“士不可不游”，“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对“不出户，知天下”的保守思想提出了批评。文中为了说明“游”的重要性，用孔子的事迹作为论据来证明，“夫子，上智也，适周而问礼，在齐而闻韶，自卫复归于鲁，而后雅、颂各得其所也”，以此来说明“士何可以不游也”。很有说服力。在当代，曾经有过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缺乏远游探险的精神，并把民间安土重迁的观念一概归咎于儒家思想的禁锢，这是偏颇的。儒家虽主张近游，看重近游，（因为这种短途旅游既可达到健康身心和陶冶性灵的目的，又可和家人同享天伦之乐。）但也并不是无条件的反对远游。的确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一类话，但这些话是为了强调“孝”而说的，并非儒家对旅游的全部看法。按孔子的表述分析推理，父母去世后，儿子远游便不受限制。事实上儒家的开创者本身就在列国栖栖奔走，所谓孔子席不暇暖，孟子辙环天下，都是人们熟知的掌故。吴澄的哲学思想主要受宋代朱熹和陆九渊的影响，这两位理学家也是足迹遍历海内。朱熹一生足迹遍历闽、浙、赣、湘四省的名山大川与风景胜地。他的《观书有感》二首便是由山水之间悟得的治学之道。其一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样理趣盎然的诗作，皓首穷经的儒子是写不出来的。事实说明重“游”是儒家旅游观的主流，也是中国传统旅游观的主流。吴澄在文章中对“游”做了热情肯定，应该说抓住了这个主流。
       其次，作者对“游”的目的和意义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文中主要强调“游”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增长见闻，通过旅游考察“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而“博其闻见于外”；二是扩大交游，“取友者，一乡未足，而之一国；一国未足，而之天下”，甚至“犹以天下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以陶渊明为例，“陶渊明所以欲寻圣贤遗迹于中都也”，这都体现了典型的儒家旅游观。儒家思想的基本立足点就是重人生、重现实，主张每个人应该积极有为，去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境界。即使旅游也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对于纯粹娱乐消遣的游玩，一般不予以重视。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上书抨击官吏的冗僭，“斥游惰”，反对胸无大志，好逸恶劳的惰性旅游，提倡理想抱负和爱国为民的积极旅游。即便是在写作《岳阳楼记》这样的千古美文时，忧国忧民之心恒存，遂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体现了儒家重“入世”的精神，即使置身于山水佳境，也不能尽心赏玩，家国之忧常萦于胸怀。“书必钟、王，诗必陶、韦，文不柳、韩、班、马不止也。且方窥闯圣人之经，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讵敢以平日所见所闻自多乎？此太虚今日之所以游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何太虚远行就是为了游学。作者对何太虚远游作了充分的肯定。“是行也，交从日以广，历涉日以熟，识日长而志日起”。这就是作者对何太虚远游的期待。
       第三，文中对假旅游之名而行趋利之实的人进行了无情的鞭笞。“方其出而游乎上国也，奔趋乎爵禄之府，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肩而取媚，以侥幸于寸进”，对假出游之名，行钻营之实者的丑恶嘴脸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并由此得出结论：“是故昔之游者为道，后之游者为利，游则同，而所以游者不同。”这充分体现了儒家旅游观的思想基础，即重“道”而轻“利”。这种思想长期支配着中国人的旅游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不管是在漫游漂泊期间的咏唱，还是在游宦过程中创作的诗文，尽管背景不同，风格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游”和自己的政治理想、抱负追求紧密结合起来。李白远游，是为了施展“长风破浪”的抱负，杜甫漂泊，是为了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欧阳修、范仲淹、苏轼在宦海浮沉中，总是念念不忘国事民情……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里，这样就称得上为“道”而游。
       《送何太虚北游序》中所阐述的旅游观，大致就以上这些。综观古代山水游记中的名篇，其主旨都不在于描摹山水，也不在记游，而是激励人去关心天下，立志进取，先忧后乐，与民同乐。如果我们了解了中国传统旅游观中以“道”为先的思想，就能抓住它们共同的灵魂。
       叶光华，安徽绩溪县绩溪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