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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诗在经历了文革动乱之后，可以说是濒临绝境，在走着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四五”天安门运动的爆发，不仅召唤出几代“归来的诗人”，而且还哺育了一群自觉疏离中心意识形态和传统美好的诗人，即“崛起的诗群”。这群具有文革十年社会动荡经历和上山下乡的个人遭际的年轻诗人，如食指、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等，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劫难结合起来审视生活，在强烈的自我意绪中显示着介入生活，为民族立言的抒情积极性。他们的诗，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及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尽管他们创作风格各异，但诗人们却不约而同地将群体的“我们”转向了个体的“自我”。中国诗人开始以个人声音表达思想和情感，诗中的主体性开始觉醒。所谓人的主体性，即人的自我塑造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在对异己力量的抗争中体现出来的本质属性。本文从以下三方面来阐述朦胧诗中所体现的人的主体性意识。
       一、内容特征
       这群诗人成长在文革这种畸形的社会环境中，从身体到心理都承受着莫大的危机，与前代诗人不同的是，前代诗人是成长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激情和喜悦中，新生活的新奇使他们更多地把外部的社会生活当作自己的抒发对象，歌颂伟大的政治变革所带来的生活的改变。而这代人成长的文革时期，使他们体会到的更多的是生存的残酷和心理的危机，他们不得不对自我的人生价值感到怀疑和拷问，所以北岛对现实生活的《回答》是“我——不——相——信。”顾城则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梁小斌是“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的大街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大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里，钥匙是理想的象征，然而丢失了，体现出文革给他们带来的迷惘与徘徊。他们的这种独特生活体验与精神历程，决定了他们的诗是重演过去和创造未来的立足点，他们不会满足于现象世界的摹写，而是通过艺术世界的营造来与混乱平庸的现实世界相抗衡。从而感到有义务不顾一切地去创新、突破。
       于是，诗中的“自我”出现了，五六十年代那种“开头描写”、“中间铺陈”、“结尾升华”的传统手法、诗歌套式被彻底打破，“古典+民歌”的小生产者歌呤被沉入大海，而代之以更多的是我的主体意识。让我们来看一下食指的《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旧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这首诗中，没有空泛的政治抒情，没有既定的传统模式，有的只是迷惘、焦虑，通过心灵来吟唱。食指使诗歌开始有了一个回归，使诗歌从先前的以阶级性和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变成一个以个体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尊严，恢复了人的尊严。崛起诗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自觉行使了个人的话语权力，把诗人的中心意识形态和公众感情的表达，领到了具体的个人话语空间，为主体的经验情绪感觉进行重新定位。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让我们选取有关祖国的两首诗作比较。
       先看《为祖国而歌》“……/祖国啊/我高兴/我因为啊/我，你的大手大脚的儿子/你的守卫者/他的生命/给你留下了一首无比崇高的‘赞美词’/我高歌/祖国啊/在埋着我的骨胳的黄土堆上，也将有爱情的花儿生长。”全诗以自己喻为祖国的儿子、守卫者来表达对祖国的浓厚深情，表达捍卫祖国的决心；可以说，这首诗在现今看来毫无新意可言，所用的比喻、抒情显得空泛、高调，这主要是与它以国家政治和中心意识形态为背景有关。没有尊从个人独特的情感和体验，没有具体的抒情主体与个人的话语语境。
       让我们再来看看舒婷的歌颂祖国之作《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首诗明显比上首诗感情复杂、激烈得多；从题材上看，这首诗不但不新，甚至是一个被人写烂了的题材，但这首诗与以往诗歌最大的不同在于，她致力于内心世界的挖掘，通过情感揭示表现对祖国的关注，传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阵痛，既有着对民族命运的反思，更有对未来执着的瞩望，整首诗都灌注着时代精神的动人音响。诗中的“我”再也不是仅仅表现人民的感情，而真真实实地是诗人的自我感受；诗中“我”被置放在对祖国的深情中，置放在经历了深重民族灾难的祖国中，整首诗的语境都是个人，通过个人的体验来传达着时代的精神。
       顾城曾对父亲顾工说：“表现世界的目的，是表现‘我’。你们那一代人也写‘我’，但总是把‘我’写成‘铺路的石子’、‘齿轮’、‘螺丝钉’，这个‘我’只是机械。只有‘自我’的加入，自我对生命异化的抗争，对世界的改造，才能产生艺术，产生浩瀚的流派，产生美的行星和银河……”因此，北岛说“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结局或开始》）；江河是“在英雄倒下的地方/我起来歌唱祖国”（《祖国啊，祖国》），舒婷要“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切关怀”（《人啊，理解我吧》），而顾城则在诗中构建自己的“童话世界”，他们用诗向世人显露他们的独立人格、鲜明的个性自我。
       二、表现手法与抒情主体
       前面已经说过，朦胧诗的作者们有着与前辈不同的、独特的感受，这种感受主要来自这一代人的独特经历，这种独特的本身就无法用传统的语境、传统的语言、传统的手法来表现，它要求诗人寻觅新的，只属于这种独特的角度来展示。
       从接受主体来看，朦胧诗总体给人一种不懂的感觉，这其中自然有接受主体的思维水平与文化差异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于诗人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使诗人在创作时所倚重的艺术直觉和情感往往含有某些非理性因素。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富有象征性和暗示的审美图式，其内涵必定呈现某种程度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在语境、意象上留下一种空白，给读者留下想象与再创造的思维空间。芒克的《劳动》仅有两行：
       我将和所有的马车一道
       把太阳拉进麦田
       “把太阳拉进麦田”这一表现手法是相当夸张的，“拉进麦田”后会怎样，诗人没有明确的旨示，人们由此可能会联想到炎热、丰收或者是熊熊烈火的笼罩，这种意象的不确定性给读者的接受产生一定的困难。让我们再看看北岛的《迷途》：沿着鸽子的哨音/我寻找你/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小线上/一棵迷途的蒲公英/把我引向灰蓝的湖泊/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我找到了你/你深不可测的眼睛。
       诗中“鸽子的哨音”、“高高的森林”、“迷途的蒲公英”、“湖泊”、“眼睛”都采用了隐喻的象征手法，诗中只出现喻体，没出现本体，这也是与传统比喻手法的不同之处；同时，诗人在这里省去了被比的本体，从而使本体有了一定的随意性，给读者以无限的遐想。
       诗人在采用象征隐喻等手法的同时还采用了一种变形的手法，即“通过人的直觉、幻觉、错觉等瞬间主观印象，把正常的客体相加以改变，使客体本相失去原形态，并依主体感受加以重新整合，用以凸观主体的某种情愫”。如舒婷的《往事二三》：“桉树林旋转起来/繁星拼成了万花筒/生锈的铁锚上/眼睛倒映出晕眩的天空。”自然界中的树林、繁星成了人类的旋转万花筒，人类的晕眩成了天空的晕眩，这些主体化了的客观景物给读者的欣赏同样带来强烈的眩晕。
       由于时代的既定原因，传统的比喻、铺陈等表现手法既不能满足诗人的创作需要，也不能满足当时读者的渴求心理，象征、隐喻、变形等手法的运用就使朦胧诗打破了这一尴尬局面，它更利于诗人表达自我主体意识，突出鲜明的个性自我。
       三、对历史的承继与反思
       五四以来，诗歌中的人本主义传统与人的主体性在经历了“反右”运动和文革后，已经被无情摧毁，而在真正意义上承继这一传统的便是朦胧诗。人本主义，是指以人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的一种思想。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这一思想被人们用作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工具。那些诗人在经历了文革的历炼后，人的主体性意识开始觉醒，他们为了个性解放与自由，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关怀和爱，为了民族的命运，就必须与当时的极“左”思潮与专制主义文学作尖锐的斗争。这样，诗人就必须采用英雄主义方式来证明自身的力量。所谓英雄主义，是指认为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和征服力，并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一种思想，是实现人本主义思想而选择的一种方式。所以，朦胧诗又可说是英雄主义的文学思潮，它鲜明地呈现那个时代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崇高感。
       谢冕曾说《回答》是一首“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诗的开头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者因为卑鄙而畅通无阻，高尚者因为高尚而走进坟墓，这是十年动乱物质的经典概括，而北岛对这个世界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充分表明诗人的斗争精神。而诗中“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等诗句，都充分表明诗人为了人类的崇高理想而承担一切苦难的英雄主义气概。再如食指的《相信未来》中“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充分反映诗人经过磨难的理想与信念导向个性的自觉，导向一种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对人的美好情感，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爱和关怀，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向往，是人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朦胧诗所着重表现的。如舒婷《致橡树》中对爱的呼唤：“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这是一代人在困惑中，在奋斗中，对人类爱情的美好向往，向往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人格的独立，同时，这也是这一代诗人对传统新诗人本主义积极的承继；所不同的是，这《一代人》用“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比传统新诗多了一些对历史的反思。
       梁晓斌《中国，我的钥匙去了》中有：“我在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尽管诗人的钥匙丢了，但诗人仍在寻找，仍在思考，并不等待着“钥匙”丢失后痛苦的降临，而是积极地去战胜它。江河在《纪念碑》中写道：“我想/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就流出过多少血液。”“我”、“纪念碑”人民浑然一体，通过对历史整体观念的弘扬，显示出这代人对历史别具一格的反思个性。他们在受害中经历成长，然而，苦难却给了他们超越性的理想和信念，使他们时时企图通过时代的阴暗寻找光明，时时企图在精神的向往与追寻战胜苦难。这也是朦胧诗在继承五四的人本主义及英雄主义中所凸现出来的一种“自我”姿态，让后来者从我的心灵，我的眼睛里看到历史的痕迹。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阐述，我们可清楚的看到朦胧诗人出现的鲜明的个性自我，清楚地感觉到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他们用自己走过的特殊道路，通过自己的心灵感受，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一个正直、正义和人性的世界。
       参考文献：
       [1]王光明.艰难的指向[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2]顾工.两代人[J]，诗刊，1980，（8）.
       [3]徐敬亚.崛起的诗群[J].当代文艺思潮，1983，（1）.
       [4]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J]，诗探索，1995，（2）.
       [5]罗振亚，李宝泰.朦胧诗的争鸣与价值重估[J]，当代文艺思潮，1996，（2）.
       饶洁，湖北赤壁一中教师，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教育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