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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禺以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和《家》等剧作蜚声海内外。在曹禺的作品中，他顺应变革旧中国的时代要求，把个体的选择融入历史的选择，把借鉴的外来艺术同表现民族生活联系起来，开拓出一片民族话剧崭新的艺术天地。他几近完美的借鉴和吸收了西方戏剧的精华，但他的剧作又不失浓郁的民族风格。这种民族风格不仅仅体现在民族审美意识和艺术形式的融入，更重要的是他对民族生活的开掘与建构。在此，我想就后者谈谈自己对曹禺戏剧中民族性的认识。
       一、对民族生活的开掘
       别林斯基说过：“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对事物的看法，自己的理解方法和行动方法。”而且，“任何民族的生活都表露在只被它所固有的形式之中，因而，如果生活描绘是忠实的，那也就必然是民族的”。曹禺作为一名现实主义剧作家，他的戏剧语言触摸到的是民族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曹禺按照生活的基本逻辑与形态去塑造典型人物，揭示生活的真实。这来自于他的生命体验，也来自于他对现实社会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入开掘。
       （一）民族化的生活形式。
       曹禺的剧作，《雷雨》、《原野》、《北京人》、《家》等多数是家庭剧。曹禺之所以如此关注“家”，不仅仅是因为他熟悉封建大家庭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家”具有极为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人的社会生活和道德规范，是以家庭关系为轴心的，家庭生活实为中国人的第一位社会生活。
       曹禺剧作中的“家”，具有着这样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它不仅仅意味着剧情的空间界限：以封建性大家庭为中心的关系网，而且还明确的规定了戏剧冲突的伦理性质：血亲和两性。这是把传统的中国家庭维系在一起的两种基本力量，也标志着最原始、最稳固的伦理关系，其中隐藏着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的全部道德奥妙。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至上，家庭制度、封建礼教和专制政治是三位一体的文化环境里，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血亲或两性冲突，自然而然地就同社会、人生、政治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曹禺正是从中国文化最幽深隐秘，而又十分敏感的部位上，揭示中国社会进程的某些本质特征：新旧文化连体接肢的纠缠在一起，“死人抓住活人！”在传统家庭里的冲突，既是伦理的，又是心理的。作者以脱离有形的家庭伦理关系的艰难，形象地告诉人们，告别无形的道德精神之“家”才是最艰难的。
       曹禺剧作中的“家”，既是一个被表现的伦理实体，又是借以进行社会、文化、道德批判的媒介。封建大家庭的生活氛围固然能渗透出民族的气息，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饱蕴着民族精神生活与传统文化特点的真实动人的艺术形象。
       （二）民族化的艺术形象。
       曹禺按照生活的基本逻辑与形态去塑造典型的民族化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在众多人物形象中，其中有三个形象系列引人注目：
       一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形象。他们深信不疑地认定主宰他们灵魂的封建腐朽意识的“崇高性”，并不遗余力地维护它，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思懿等。曾皓极其卑鄙自私地侵占着愫方的情感世界和青春年华，而他却说，“我是在替你打算！”他会这样说，是因为正是这样想的。一个极端自私的人，竟觉察不到自己的自私，甚至认为自己“崇高”。支撑他的是封建伦理道德赋予的一种极端的自信，这种自信曾皓有，周朴园有，曾思懿也有。思懿确信不疑地认定自己的权利的合理性，合法性。为了维护这种合理合法的权利，她自认为有权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所以，她从不觉得自己的人格有什么问题，她还时常为自己是这个家的“忠臣”而骄傲。通过这些人，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个“家族至尊”的丑陋面孔，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封建主义的荒谬、残酷和顽固，它扭曲、泯灭了统治者的人性之光。
       二是行尸走肉的“多余人”形象。他们生活的家庭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是封建礼教的俘虏。封建伦理道德侵蚀他们的灵魂，消磨他们的意志，使他们屈从于现实而无力冲破束缚。他们的灵魂是矛盾的，空虚的，脆弱的，他们只是带着“生命的空壳”无目的的活着，如周萍，焦大星，曾文清，江泰等。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还是曾文清。曾文清是一个被旧制度旧礼教蛀空了的人物，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懒”。他受时代精神的吹拂，曾离家外出，但很快就“飞不动”；他讨厌思懿，却奇迹般地使她怀孕；他眷恋愫方，却没有为自己幸福搏击的欲望。文清曾说江泰，“他也跟我一样，我不说话，一辈子没有做什么，他吵的凶，一辈子也没做什么”。他们了解自己的短处，可又无力冲脱。于是他陷入内心痛苦里，不断自艾自怨，这表明了封建制度和腐朽社会对人性的扼杀，使人不再是人；也充分体现了封建性家庭出身的青年的软弱性和动摇性，缺乏将所想付诸于行动的勇气。
       三是带着脚链前进的“矛盾体”形象。他们受到旧思想的教化，又受到时代大潮的波及，因而，他们具有抗争意识与信念，但又被封建宗法意识拖住前进的脚步，从而表现出一种反封建的独特心态，如蘩漪，仇虎，愫方，陈白露等。蘩漪是个“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她渴望自由，民主，但她却偏偏生活在一个封建秩序的家庭里。她绝望了。在这样的矛盾冲突面前，蘩漪要么反抗，用以求得生活的改善和自身的解脱；要么屈服，做一个“贤妻良母”。然而，“旧式女人”与封建家庭，封建思想，封建道德有着精神关系，她的自由民主的要求本身就具有先天的脆弱性与不彻底性。于是，蘩漪处在无法克服的矛盾里：主观上不愿放弃自由民主，她不断的反抗，可实际上，她自身的旧观念又使她不得不屈服于周朴园。她爆发了，但带给她的不是自由而是不尽的谴责。在她身上，上演着“反抗，屈服，幻灭”三部曲。她不曾想到冲出专制的家庭，到广阔的社会中去追寻新天地，所以，她顺从父母之命嫁入周家，也不曾想过自己走出周家。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不是为真正的独立而战，而是对抛弃自己的周萍的报复，是打着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烙印。
       这三个形象系列就是曹禺在对现实生活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入开掘中，触摸到了对民族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产生深远影响的封建宗法伦理思想，而成功塑造出的旧中国特定时代国民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他在开掘民族生活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新的理想人格，以此来改变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重塑中国人的人格精神。
       二、对民族化理想人格的建构
       文学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曹禺以推动社会前进为出发点，以民族生活为源泉，以话剧形式为武器，在对传统文化现实困境的深层思考中，不断地探索人性和人的生命存在的奥秘，力图探索一条个人、社会和民族奋进的道路，寻找适于个人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之源。
       （一）理想人格的追寻。
       曹禺的话剧是对社会的批判，对文化的批判，也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他在批判中建构一种理想的、适应民族需要的人格。在曹禺的第一部话剧《雷雨》中，就蕴含着一种极强的自然威力，这种威力与人物的主体精神融为一体。“雷雨”是作家渴望打破令人窒息的专制家庭的桎梏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激情的凝结，透过倍受压抑的蘩漪那蓄积着原始生命力和反封建叛逆的性格而强烈地烘托出来。“雷雨”神秘的力量就是作者心中渴望的一种精神，一种充满了抗争的勇武之气，也就是人类生命的原始状态。
       原始生命状态有两个特点：一是活得真实自然。文明时代的一切名利束缚，礼教法规，在他们那里都不存在。为了真实，义无返顾，毫不畏惧；为了自然，敢于打碎一切规矩。文明社会中的人，更多的是矫情，虚伪。作者在剧作中就揭露了、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在《北京人》里，曾文清是一个不敢追求真实生命的怯弱者。他牺牲情感的自由与自然，换来苟且的生活。正因如此，作者塑造了一个与之相应的形象：“北京人。”他们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他们在自由，洒脱，纯朴的生活环境里快活的活着。显然，追求真实与自然的生命形态是作者憧憬的。二是强大而非理性。“原始力”的生命力量源于激情和情感的意向，充满了野性与冲动。这种力量蘩漪身上有，仇虎身上也有。蘩漪的报复是疯狂的，是理性难以驾驭的，这种报复显现出巨大的威力。仇虎背负家庭的仇恨，带着夺回心上人的念头，向焦家展开报复。他将自己的爱与恨化为实际行动的野性力，将情感的意向贯彻到底。
       概括而言，敢爱敢恨并执着地付诸于行动，就是曹禺渴望的生命形态。在《北京人》中，这种生命之力不再以单个人表现出来，而是作为民族的整体生命形态的理想出现。这既是作者认识的深化，又是作者愿望的强化——敢爱敢恨率性追求生命本真的强者人格，应该成为中国人性格的基本形态。
       （二）理想人格的民族化。
       曹禺构建这种理想人格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入发掘，对社会现实的透彻剖析之上的。如果除去“原始生命力”的非理性、非文明的因素后，这种敢爱敢恨率性追求生命本真的强者人格是能改变剧本所表现的国民的命运，能洗涤国民的灵魂，能给民族、国家带来变革的。无论是戏剧的背景年代，还是剧作创作的时代，中国人所面对的是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威胁。历史证明：要摆脱受压迫的状况，只有采取武装反抗，显示生命的强健，才能有出路。从反封建的角度而言，构建理想人格必须具备彻底的摧枯拉朽的力量。“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推倒吃人历史的呐喊，正是时代需要的产物。中国人就应该抛弃自古就有中庸的思想，以“雷雨”般的气势，去劈开封建的壁垒，动摇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地位的。从反帝而言，追求自由的、强悍生命力更为重要。中国人要用“雷雨”般的气势，彻底改变得过且过的态度；用摧枯拉朽的“雷电”精神，激发人们的斗志，使之成为中国人精神的动力，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之源。因而曹禺才在他的戏剧中思考、建构中国人新的人格精神、生存形态——除去了非文明、非理性的，并能够显示真实生命本原。仇虎体格上的强大和生命力的强悍，花金子强大的生命活力与坚定的意志力，丁大夫的激情，梁专员蕴藏着的丰富精力，愫方追求理想的义无返顾等等，这种主体强力是他对民族化的理想人格努力探索的理想表达。
       （三）理想人格的意义。
       曹禺针对中国病态的社会、异化的国民而探索出的适宜中国人生存发展的人格精神，它在洗涤国民劣根性、振新民族精神上对中华民族有着现实意义。
       曹禺民族化的理想人格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振新民族精神的愿望和意义。第一，理想人格的真实既是对传统虚伪人性的批判，又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洗涤。虚伪是整个礼教结下的孽果，繁琐的礼教法规把人性的真实扼杀。曹禺剧作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礼教的产物。他们在“文明”的面纱下，变得虚伪世故圆滑。礼教的繁文缛节使人陷入敷衍和应酬之中，“瞒”和“骗”已成为普遍的生活态度，生命的真实欲望，情感的自由宣泄被压抑了。生活如死水一潭，毫无生气。因此，以真实的生命态度来创造矫饰的人性，就具有明确的针对性。第二，理想人格的强悍是对传统尚柔无争人性思想的反叛。中国传统人性是尚柔，鼓吹无为无争的。虽说它锻造了中国人的宽容与忍耐，但实际上，这些思想与政治相融合，变成了一种教化工具，教会人如何顺天应命甘心做奴隶。这就是中国人受多重压迫，仍能很满足的活着的原因。作者就希望以强悍的生命，来重振中国人的精神，让人重新站起来生活。第三，理想人格的“疯狂”是对中庸人格的有力冲击。蘩漪的报复是疯狂的，仇虎也是。在他们身上，没有折中敷衍和妥协。“中庸”思想有着自己的可取之处，但在人的生活中，它往往成为妥协敷衍的理论借口，使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养成没有自我坚定的主张，做的只是想的一半。因而要想进行和平的改革，你就必须先提出激进的主张，因为中国人会折中。
       作者所憧憬的理想人格反映了时代变革的需要，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其在改良民族性，追求理想人性上的思想启蒙作用是具有民族价值的。正如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矫枉过正的批判，但人们从未否决它的思想启蒙作用。他们犯的不是“质”上的错误，而是“量”上的不当。
       综上所述，曹禺在自己的话剧殿堂里触摸民族的灵魂，追索人的生命存在的奥秘，建构民族化的理想人格。他的成功，在于他对中外戏剧艺术的融汇、超越，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作家，只有对本民族文化享有根植其间的位置，才能在汲取外来养分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中不丧失自我，才能打造出更高的艺术形态。这位戏剧大师在实现话剧民族化方面给后人提供了丰富、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何锡章《“雷雨原野中的北京人”》
       [2]马俊山《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
       [3]焦尚志《金线和衣裳——曹禺与外国戏剧》
       [4]潘克明《曹禺研究五十年》
       [5]丁捷《中国文化与人生》
       曹燕，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教育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