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历史上的太和六年（232），建安文学思想的最后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曹植的去世结束了建安时代，但另一批重要文人如何宴、阮籍、嵇康、向秀等相继出现，代表着文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正始文学的开始。阮籍作为正始文学最优秀的代表之一，面临当时独特的时代环境，始终处于一种生存困境之中，但他又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试图摆脱所处的生存困境，从而实现自我人格的超脱。
是时，司马氏与曹氏的权利争斗几乎贯穿这一时期的终始，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残酷斗争无疑将整个社会推入了黑暗的深渊，文人这一敏感的特定阶层在面临这一残酷的现实环境中，其建功立业的机会不但被剥夺，而且其政治信念和伦理理想也遭到彻底的摧毁，更面临着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忧。在统治者的权利争斗中，名士所遭到的身心打击是沉重的，在时局的混乱中他们开始真正体验到内在的孤寂和绝望，这可以说是正始诗文所处的不同于建安时代的一种特定的社会语境。
因此，从大的文学环境来看，正始士人不再具有建安诗人那样的慷慨悲凉之气，建安诗人重感情、重个性、重功名的的风气随着时代的逝去而渐渐地褪色，正始诗人更多地继承和深化了建安文学的“悲凉”、“忧生之嗟”的一面，使其笼罩在人生、生命意义上的悲凉忧伤色彩更浓。从阮籍个人创作心态来讲，他既对曹魏集团内部的腐朽无能不满，更对司马氏集团的易代篡位不满。但在高压的政治下，阮籍采取依违避就，惧祸自全的生存方式，他一生谨慎，于时局无所评论，凡涉政局于人物，皆缄口不言，于政权没有防碍，使其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得以生存下来。但他一生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惨重的，是终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并且一直依违于仕与不仕之间，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表面上伪装得“饮酒昏酣，遗落世事”，但内心却一直系心于事，不能忘情，终生徘徊苦闷。这与其向往的自由境界、理想人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阮籍著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就是典型的表现这一内心孤寂苦闷的代表作。这些诗非作者一时一地所作，而是其一生的政治感慨和记录，在这组诗中，明显的特征就是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如“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其十八)；或写树木花草由繁荣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百变，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其三)；或写诗人之间的隔膜，即使亲友之间也不例外，如“人知结交易，交友诚独难”、“亲昵怀反测，骨肉还相仇”；或写人活于世无奈的“终身履薄冰”的“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等等。其风格就是诗整个笼罩在一种极度忧伤的悲凉情绪中，迁逝之悲，福祸无常之感触目皆是，体现了他忧愤深广的情怀，更是一种壮志、理想和人生信念遭到破坏的幻灭感和危机感，让人感到一种旨趣遥深难以名状的沉重意味。如：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篱东南下。(第十七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第一首)
可以看出阮籍始终处于深刻的孤独感与遗弃感中，体现的是一个走投无路，矛盾重重，痛苦迷惘的孤独灵魂！然而，正是这血染凄迷的痛苦人生和迷惘心态，造就了《咏怀诗》那些深沉瑰丽的美好篇章，造就了风姿潇洒掩盖下的深刻沉痛的“魏晋风度”。这种深沉的悲哀、孤寂和绝望，并没有导向诗人内在精神的崩溃，自暴自弃的人性堕落和背弃现实皈依上帝的宗教之途。诗人在现实依然残酷，矛盾无法解决，生存方式依然尴尬且艰辛的情况下，为摆脱其精神焦虑以寻求自身的解脱，转而以理性的自觉，对个体的价值、人格的超越重新进行选择和思考，在其精神、人格上构建起另一个理想的自由境界——美丽自由的神仙隐逸世界。
在《咏怀诗》中，同样有不少的作品显露了诗人这一自觉的理想追求。诸如“东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阳。六龙服其舆，云盖切天纲。仙者四五人，逍遥宴兰房。寝息一纯和，呼吸成霜露。沐浴丹渊中，照耀日月光。”(第二十三首)、“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呼息九阳间，升遐叽云霄。”（第八十一首）、“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睎”、“飘摇云白间，邈与世路殊”等等，表现出向往老庄人生理想的倾向。在《清思赋》里，他极力写一个清虚的境界，这个清虚的境界实际上就是一个无所系念不受约束可以自由驰骋远想而又恍惚缥缈的精神天地，是一个与现实生活相隔离的非人间的境界。在这种逍遥于乌有之乡，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中，个体可以摆脱世俗的一切羁缚，精神自由驰骋，进入一种逍遥游的天地。在《大人先生传》中，诗人同样执着于这种境界的追求。
诗人为何总醉心于如此神游呢？我们知道，阮籍的一生饱受失路之悲、求隐之悲、忧生之悲，表面上呈现出更多的精神痼疾，但其实质上却承担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心灵发生冲突时最普遍最深层次的人生悲苦，在这种内外不和谐的冲突之下，阮籍所选择的解脱之路无疑只能是内在精神的超越。并且，追求自由精神是魏晋诗人的普遍倾向，魏晋是中国人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无论是狂狷纵酒，还是登山临水、诗杂仙心，都体现了当时诗人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阮籍同嵇康一样执着于对自由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贯穿了他们的一生，特别是嵇康，他傲然独立，一生为自由而奋斗，并最终为之奉献了宝贵的生命，尽管阮籍没有嵇康那样激切直露，但他同样以自己的行动深沉地表现了对自由的向往。《
晋书》卷四十九记载：
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
这同样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显示了自由的精神和坦诚的品格。但是诗人作为污浊现实中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觉醒者，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人生的追求，实现自由的人格独立，只能采取退居于现实之外的方式，通过文学创作建构一个令自己神往的人生境界，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弥补了自己在现实中自我人格丧失的失落。在他的这部分诗文里，他将自己全部的理想、真情及不满于礼教的伪饰，不满于世俗的欺诈，不满于险恶的政局寄寓于诗中，最终完成了自己人格的超越。
段新权，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