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我这一辈子》将出话剧版
在老舍先生辞世40周年之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宣布将老舍先生的小说《我这一辈子》搬上话剧舞台，由李六乙编剧并导演。该剧将于今年12月中旬上演，以纪念老舍先生，并为明年的中国话剧百年献礼。老舍先生与北京人艺关系密切，他有8部作品先后在北京人艺舞台上演出过，为北京人艺现实主义演剧风格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还成为北京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我这一辈子》是老舍先生创作于1937年抗战前夕的著名中篇小说，描写了一个旧时代普通巡警坎坷的一生。1950年，中国文华影业公司将之搬上银幕，由有“话剧皇帝”之称的石挥导演并主演，是公认的中国经典电影作品之一。前不久，这部作品由张国立拍成20集电视连续剧搬上荧屏。但老舍先生的这部作品问世近70年来，却从未被搬上话剧舞台。此次北京人艺排演此剧，虽然编导李六乙说最近一直在苦读老舍所有作品，并声称北京人艺的传统是创新，但以实验著称的他究竟会将此剧如何呈现在舞台上，仍是个不小的悬念。（洪鸣摘编）
●学术界肯定季羡林为国学大师
在11月初举行的“季羡林与东方学”学术研讨会暨《东方文化集成》100部出版庆祝会上，与会学者共同探讨了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并对此前有些报刊对季羡林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的议论作出回应，认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组成部分，称季羡林先生为国学大师并无不妥。季羡林先生是现代中国东方学的创始人，其于1946年在北京大学创建的“东方语言文学系”，1992年正式更名为“东方学系”。北京大学教授陈嘉厚认为，东方学涵盖的领域很广泛，对东方（亚洲、东北非洲）各国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艺术、宗教以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的研究都涵盖在内。针对有些报刊对季羡林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的议论，陈嘉厚教授指出，中国文化也是包括在东方学的范围之内的。季羡林先生对国学的许多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和卓著的成就，并多次指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东方文化的基础和代表。陈嘉厚认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与基础”是季羡林文化研究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也是其认识东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和观察东西方文化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宝生教授也认为称季羡林先生为国学大师是恰当的，不过他更愿意称其为东方学大师，因为东方学涉及的范围更广阔。（舒坦摘编）
●冯其庸周国平等重走玄奘之路
10月中旬，中印友好年大型文化考察活动重走“玄奘之路”全程行在洛阳启动。王石、冯其庸、周国平等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媒体人员和普通民众40人组队寻访玄奘故里河南洛阳，揭开西行之旅序幕。探访队伍来到洛阳白马寺，领受《四十二章经》和《
道德经》，这两部经书将被护送至印度，在印度玄奘纪念堂落成仪式上作为国礼赠送印方。《
道德经》是首部被翻译到印度的中国文化经典，翻译者就是玄奘。此次“玄奘之路”由中央电视台发起，以纪念唐朝高僧玄奘、推动中印文化交流、追寻与弘扬中国文化精神为目的。活动将历时30多天，“送经”队伍将从西安沿着历史上玄奘西行取经路线行进至印度，于11月18日抵达取经终点站印度那烂陀寺，最终以印度玄奘纪念堂落成为结束。（洪鸣摘编）
●黄永玉博物馆落成吉首大学
著名艺术家黄永玉无偿捐赠的个人博物馆，10月在湖南的吉首大学落成。黄永玉博物馆结合了湘西民居特点和现代建筑手法，以灰色为主色调，大量采用木质结构，古朴典雅。黄永玉博物馆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分5个展厅，陈列了黄永玉近200件作品和收藏。博物馆序厅中还展示了黄永玉代表作之一的大型青铜雕《山鬼》。（洪鸣摘编）
●《太平风物》以农具表达幽深历史
著名作家李锐最新短篇小说集《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10月22日，李锐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曾给自己定下过一个苛刻的写作目标，即用方块字深刻表达自己，《太平风物》就是对这一目标的考量。《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共收入短篇小说十六篇，每篇小说的题目都是一件农具，比如镢、锨、锄、镰、斧、扁担等，这些农具草蛇灰线般地出现在小说中，并以其为线索展开叙述。有趣的是，小说将图片和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融合在一起，李锐称之为自己独创的“超文体拼贴”，试图以一件件农具串联起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地的农村故事。谈到“农具系列小说”的创作缘起，李锐说：“在山西吕梁山长达6年的知青生活，让我深深感到农具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当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农具、风情开始在中国农村消失，甚至连土地也在消失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李锐认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其实是一部农业文明史，是被农民手上的工具一锨一镢刨出来的，“但没有人在乎，也很少有人注意这些养活了历史和知识的工具”。（洪鸣摘编）
●《山南水北》记录韩少功7年乡居生活
作家韩少功在2001年辞去了《天涯》杂志主编等众多职务后，回到了曾经上山下乡的湖南汨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这个两千年前屈原行吟之地，这位中国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自己置了一处田屋，像当地农民一样，过着每天养鸡、种地、挑粪的生活，当然，更多的时候，他读书写作。在乡村过了7年的“隐居”生活后，韩少功首次把自己乡居生活的文字结集成册，这本名为《山南水北》的跨文体长卷散文集10月已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四十几岁就当上了海南文联主席，韩少功却在正当年时选择了间断性地回湖南山乡居住，过起了陶渊明式生活。对于自己的这一选择，他解释说:“我希望多接触一些文人圈外的朋友，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接近自然和底层社会，希望自然与文明相平衡、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是我最梦寐以求的。”但韩少功却从不承认自己是“归隐”:“我现在还在海南省文联工作，每年至少有半年在海口瞎忙，所以既没有‘归’更没有‘隐’。我住的地方离长沙也就一百多公里，很方便朋友来来往往。”（凤兰摘编）
●《金庸散文集》在北京出版
10月，一本汇集金庸60多年撰著的散文精华集——《金庸散文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策划人师永刚称，这是金庸作为武侠大师所撰写的首部散文集。在《金庸散文集》的后记中，金庸指出早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并未征得他同意而转载并在上海出版，此次同意正式授权转载，收录的多是五十年前他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发表的散文《三剑楼随笔》的文章，金庸说“如今时过境迁，有许多更加没有意义”。鉴于此，他找出一些当年在《大公报》上发表过的剧评、影评、乐评替换了部分散文。“因为文化戏剧有永久性，而所评述的节目，都是内地来港的演出，或苏联、英国的不朽之作，内地读者多有机会见到，不致太过隔膜。”散文集还包括历史随笔、出国游记、武侠小说的创作心得，共40多万字，他亲自三次校订。《金庸散文集》是某杂志纪念精品文丛六本之首，这套纪念丛书由金庸担任顾问主编，其中《中国戏剧大师命运》细致展现了中国戏剧大师在新旧文化运动下的境遇心路。《四海红楼》展示了海内外几十位思想名家评点《
红楼梦》的经典作品。（凤兰摘编）
●鲁迅《死魂灵》题签本出版
鲁迅翻译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译坛的一件大事，《死魂灵》也是鲁迅翻译的惟一的一部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巨制”，10月，一册《死魂灵》初版布面精装签名题赠本惊现沪上，鲁迅翻译《死魂灵》时，文坛交游鲜为人知的一面由此浮出地表。这部布面精装的《死魂灵》书品完好，封面左上角印有果戈理的签名式，环衬右上角钤有“孟氏藏书”长方蓝印，扉页反面有鲁迅的毛笔题字。正当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之际，这部鲁迅《死魂灵》题签本在湮没半个多世纪以后重现于世，实在是适逢其时。鲁迅生平史料经过那么多年海内外鲁迅学界的不懈努力，早已几乎搜集殆尽了，现在哪怕是一纸半字的发掘都弥足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死魂灵》题签本的发现是特别令人欣喜的。从题词中我们得以再次领略鲁迅的博大和谦虚。按照《
鲁迅全集》的编辑体例，这则有实质内容的题词应该题为“题《死魂灵》赠孟十还”。（凤兰摘编）
●昆德拉封笔之作《帷幕》与中国读者见面
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今年再次与诺奖失之交臂。尽管事先已有预测，昆德拉并非今年诺奖的热门人选，但这并不影响读者对昆德拉作品的热情。其随笔《帷幕》中译本10月底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依然引来读者热切关注，国内各大媒体也用大量篇幅给予了重点介绍，昆德拉在中国读者中的深远影响可见一斑。《帷幕》是近80高龄的昆德拉继小说《无知》后的最新作品，原作以法文写成，去年在法国出版，与昆德拉作品系列所有作品一样，《帷幕》译自指定法文原版，译者董强是昆德拉惟一的中国学生，也是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由于昆德拉年事已高，有知情者认为这将是他的封笔之作。作为昆德拉“文学思辨三部曲”的终结篇，《帷幕》延续了他在《被背叛的遗嘱》和《小说的艺术》中的思考，以更自由的笔触，探索与历史和生活现实交混的小说艺术世界。这本随笔集涉及了小说、剧本等体裁，分为“对延续性的意识”、“世界文学”、“进入事物的灵魂”、“小说家是什么”、“美学与存在”、“撕裂的帷幕”、“小说，记忆，遗忘”七个部分。昆德拉在书中融合自己的生活见闻，提及了塞万提斯、拉伯雷、斯特恩、福楼拜、穆齐尔、乔伊斯、卡夫卡等他钟爱的小说家，穿插了《情感教育》、《九三年》、《白痴》、《我弥留之际》等多个文本。他这样自我评价新作:“作品是围绕一种美学规划而进行的长期工作的最终成果。”（洪鸣摘编）
●马尔克斯新作《绑架新闻》被改编成电影
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纪实文学作品《绑架新闻》改编的同名电影将由墨西哥导演卡洛斯·卡雷拉执导，于2007年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两国取景拍摄。电影的制片人伊巴拉说，马尔克斯没有直接参与编剧，但一直对该片深表关注。伊巴拉说，马尔克斯表示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该片导演卡雷拉说，影片还将展现大毒枭埃斯科巴的真实形象，以加强影片的真实性。卡雷拉说，他之所以欣然接拍此片，是因为对马尔克斯在同名作品中展现的接近极限的人性状态很感兴趣。（洪鸣摘编）
●“写作指纹”证明莎翁真作
自18世纪以来，《法弗沙姆的阿登》是否出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之手，一直让学术界争论不休。许多大作家都拒绝相信该剧是出于这位大剧作家之手。但10月，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声称，借助计算机程序，他们解决了这个世纪谜案，该剧确系莎翁真作。这两名科学家声称，他们通过计算机程序毫无疑问地证明，该剧出自莎翁之手，而且对于莎翁其他一系列著名剧作无休止的猜测，因此也可以画上句号了。自18世纪以来，就有人怀疑莎翁是否真的写了《罗密欧与朱莉叶》及《麦克白》等作品。怀疑者包括马克·吐温和查尔斯·狄更斯。他们不相信一名来自斯塔福德郡乡村工人阶层的人能够独自写出这些剧本。还有的人质疑，莎翁不懂外语，无法用拉丁语或法语大段书写。亚瑟·金尼教授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的主任。休·克雷格教授是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语言统计中心的主任。他们运用计算机统计技术（统计剧本中的某种单词的频率）识别作者的特殊写作风格，这可以称为“写作指纹”。金尼教授说：“莎士比亚的‘指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是他写了这些作品。其他同时代作者都有明显不同的独特写作指纹。”（洪鸣摘编）
●爱尔兰举行著名诗人叶芝回顾展
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被称之为“爱尔兰的灵魂”、“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爱尔兰国家图书馆花了两年时间，收集关于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物品并于目前对公众展出，让读者与他们一起寻找生活中真实的叶芝。这是关于叶芝最详细的展出，包括珍贵的照片、手稿、私人信件。叶芝1865年生于都柏林画师家庭，十几岁时开始诗歌创作，很快成为有名的浪漫主义诗人。1923年，他因“始终富于灵感的诗歌，并以高度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次展览还把叶芝的爱情世界公诸于众，包括他对茅德的迷恋。1889年23岁的叶芝遇见了22岁的女演员茅德，叶芝对于茅德一见钟情，但茅德对叶芝若即若离，后来嫁给了爱尔兰军官。对爱情无望的痛苦和不幸，促使他写下很多关于茅德的诗。叶芝后来还向茅德的女儿求婚亦遭到拒绝。叶芝直到52岁才步入婚姻殿堂。展厅最后一件展品是叶芝墓碑上的照片，墓志铭上写道，“投出冷眼/看生，看死/骑士，策马向前！”（洪鸣摘编）
●法国解密文豪私生活
维克多·雨果“一毛不拔”；阿瑟兰波是个让人厌恶的“怪才”；保罗·魏尔伦“毫无利用价值”——巴黎警察局当年的秘密档案如此描述19世纪的法国文豪。法国议会工作人员布鲁诺·富利尼意外发现了19世纪巴黎警察秘密监视法国作家文人的记录和报告，从中摘选部分出版了一本让人大跌眼镜的新书《监视作家的警察》。富利尼说，比起那些文豪们鲜为人知的私生活，更让人惊讶的是19世纪法国秘密警察与告密者们居然不遗余力地对当时最受尊敬的文学家的私生活进行全面监视。《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因抨击拿破仑是叛国者被迫流亡20年，这位社会正义的倡导者被巴黎警察局长期监视，文字记录和报告整整装了三大箱。监视雨果的秘密警察显然不想放过任何细节，详细记载了雨果的想法、有悖传统道德的举动和隐秘的感情生活。记录称雨果曾被情妇勒索，因为这名情妇发现雨果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与诗人。在监视记录中，雨果不但被描述成一个“打着民主旗号中饱私囊的人”，还被告密者描绘成为金钱所困的人，最后，该秘密警察给雨果的评语是“一个利用民主的拜金主义者”。对这些狭隘的描述，富利尼认为这只不过是“伟大天才身上的小瑕疵”。（舒坦摘编）
●“女书”题材小说首次引进国内
由华裔女作家邝丽莎创作的以“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女书”为背景的小说《雪花和秘密的扇子》中文简体字版十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据悉，这是国内首度引进外国作家创作的关于“女书”题材的小说。女书，是流传在中国湖南省潇水流域的农家女专用文字，平时一般写在扇面、布帕、花带、纸片等载体上，“读纸唱扇”，仅限于女人之间使用。《雪花和秘密的扇子》根据“女书”的流传范围及特点，在小说中塑造了百合和雪花两个主要人物，她们在七岁的时候，就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时光的流逝中，无论是经历了饥荒、动乱，还是遭遇到婚姻中的孤独与绝望，她们都能相互安慰，但当误解出现的时候，她们终生的友谊却突然面临着破裂的危险……（洪鸣摘编）
●一位加拿大作家眼中的白求恩
72岁的加拿大作家斯图尔特现任加拿大格雷文赫斯特镇的白求恩故居纪念馆顾问。多年来，他一直从事白求恩资料研究工作。“现在加拿大人认为白求恩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伟人。”斯图尔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斯图尔特已经出版了3本关于白求恩的书，其中，1974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一书还成为加拿大的中学教材。“30多年以前，当我准备撰写《诺尔曼·白求恩》一书时，就感到不去中国采访，就不会全面真实地反映白求恩。”于是，斯图尔特先后3次来到中国，到白求恩当年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采访，“使广大读者更容易了解白求恩这位不平凡的人物。”斯图尔特最近一次来中国是在2005年4月，他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出发，沿着山西省五台县松岩村、唐县白求恩纪念馆、董石口村等白求恩当年战斗工作过的地方进行采访，并与研究人员交流，为他准备出版的又一本新书收集资料。“很多年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加拿大，人们一直对白求恩兴趣不大，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斯图尔特说。“但现在不同了，这种态度在逐渐改变。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注意到白求恩所做的事情——救死扶伤。西班牙内战期间，白求恩领导加拿大医疗队，为西班牙共和军服务，首创了流动输血服务。1938年他到了中国，成为一位中国人民所尊敬的英雄。”在中国河北石家庄白求恩军医学院，竖立着一尊白求恩铜像；在白求恩故乡——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也竖立着一尊白求恩铜像，并配以英、法、中三种文字的生平介绍：“胸外科及战地医生、发明家、社会化医疗制度的倡导者、艺术家、人道主义者。生于格雷文赫斯特，白求恩大夫以他在医疗和追求人类幸福事业中所作出的努力在加拿大、西班牙和中国赢得了公认。”（洪鸣摘编）
●苏叔阳害怕上百家讲坛
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著名剧作家、学者苏叔阳参与了贝塔斯曼举行的“蓝色沙发”活动，在与读者交流中，他说有个别同行认为他写《中国读本》是黔驴技穷，写不了小说了，但他认为这些批评他的人并没有真正读过这本书。由于苏叔阳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最近很多人鼓励他上《百家讲坛》，甚至点名让他讲孔子，但他则表示虽然自己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对去《百家讲坛》却很害怕。“我准备了半天孔子的讲座，结果发现掌握得越多越不敢讲。后来我想讲我最喜爱的诗人苏东坡，结果昨天晚上通知我别讲了，人家早讲过了，我非常遗憾。”当有读者问他如何看待易中天品三国，他表示自己不认识他，也没听过他的课，不能随便评论。他认为，《百家讲坛》到了该总结自己的阶段了。（舒坦摘编）
●张颐武细解玄幻流行现象
10月，著名学者张颐武就“陶东风批评玄幻文学装神弄鬼”一事在接受采访时说：80后作家算不算文学票友、玄幻文学是不是装神弄鬼、年轻人的文化会不会趋向庸俗等，目前这些热闹的争论只是浮出水面的具体表象，最本质的分歧在于，双方所处的生存状态不同，看待事物的价值观也自然不同。他说，因为传统认为好的劳动力需要年轻时候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地生产，这与喜欢娱乐、力图回报、即时满足、快速成名等消费文化的行为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以小见大，拿玄幻文学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幻想一个新世界，脱离现实历史的限定，这种轻灵自如的创作，只有物质相对丰裕、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才有可能流行。然而“新新中国”的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基本满足不再成为问题。由于物质需求显得唾手可得，他们在精神上会更加寻求“超现实”的不凡体验和刺激。想象溢出了现实的边界，这不是人为可以束缚和抑制的。张颐武认为，这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新的民族个性。年轻人告别中国传统的悲情、滞重，不拘于时，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以乐观、积极的强者心态面向未来，总体上说是好事情，也是新中国发展的精神引擎。（洪鸣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