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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文言文的特点与现代继承
作者:葛刚岩

《文学教育》 2006年 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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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尚老师,您好。记得以前老师经常告诫我们的一句话就是:“读书,是开启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现在接受信息的方法日益多样化,获取知识的途径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通过网络、电视等现代科技手段去获取必需的信息和知识,而不愿意在读书上多下功夫,更不愿意去读那些远离现实的文言文。尚老师,请您谈谈,现代社会中我们是否有必要继续学习文言文?
       尚:文化是语言文字的母体和土壤,语言文字则是文化的载体和体现。作为历史上曾经广泛使用的一种语言文字,文言文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深厚的文化精髓,社会制度、文化特征、宗教礼俗、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都包蕴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接受古代文化,就有必要学习文言文,积累丰富的文言知识,否则,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就只能是空谈,甚至会闹出笑话。以“破釜沉舟”为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引申意是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将事情干到底。但对于它的原意,有些人却不甚清楚,以至某大学讲师将其解释为:用破斧子把船凿沉。这就是典型的因文言文基础薄弱而导致的错误。《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公元前207年,秦将章邯派秦军主力围攻巨鹿,项羽率楚军前往营救,由于兵力相差悬殊,项羽引兵渡过漳水后,“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结果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楚军各个奋勇,无不一以当十,最终大破秦军,取得了巨鹿之战的胜利。“釜”,是古代的一种炊具,形状类似于锅。“破釜沉舟”就是将做饭的炊具砸碎,把渡河的船只凿沉,以示无路可退,后来人们就用“破釜沉舟”来比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假如读者具备一定的文言文功底,知晓它们的来源出处,就会避免以上的笑话。
       继承性是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要对前一时代的文化有所继承,这样,我们的文化才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以今天的灯展、灯会为例,这一艺术形式就具有典型的历史沿革特点。据文献所记,早在汉代就有烧灯的习俗,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引《僧史略》说,每年的元月十五,“汉明帝令烧灯,表佛法大明也”,时间为一夜。到了隋朝延长为三夜,唐朝增至五夜。明初朱元璋时,将灯节增至十夜,成为我国古时灯节的鼎盛时期。清代以降,京城里灯与市合二为一,谓之灯市,十字路口谓之灯市口,每逢灯节,到处彩灯高悬,歌舞升平,“春在京华闹处多,放灯时节踏秧歌”,就是对灯节热闹景象的真实描述。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灯会艺术在吸取了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在举办时间上,除传统的元宵灯节之外,每年八月十五,全国各地还要举办中秋灯展、灯会。在制作方法上,又将传统的制灯工艺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起来,使灯的品种越来越多,内容愈加丰富多彩。事实上,不仅灯节如此,如农历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七月七日的乞巧节、九月九日的重阳节,等等,都具有这种传承性。这种传承,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民间习俗的历史延展,深层来看,其中潜隐的乃是中华民族文化历数千年得以维系、发展的精神血脉。我们要深入了解民族文化,发掘其内蕴,除了从民俗方面考察外,一个重要手段便是阅读相关的历史典籍,也就是文言文。如果不能利用或者不善于利用文言文这一文化载体,那么,某种意义上就等于割断了历史,放弃了文化的传承。
       葛:看来,作为华夏民族历史上曾经广泛使用的一种信息交流工具,文言文的确应该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也有继续学习的必要,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历史、认知传统。那么,文言文有哪些特点?时至今日,还具备文言文生存的土壤吗?
       尚:文言文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经过多次嬗变,最后趋于定型,其自身的特点非常鲜明。择其要者来讲,起码有两大特点值得重视:
       一是简洁省净。古代的书写工具不像今天这样发达,在纸张发明前,古人以竹简、木简或帛绢作为书写工具,既昂贵,又不方便,这就要求人们书写时,尽可能言简意丰,用最少的字表达更多的内容,久而久之,言简意赅就成了古人写文章时追求的一种风格。陆机在《文赋》中要求“辞达而理举”,“无取乎冗长”。《幙府燕闲录》中记载,欧阳修供职于翰林院时,一日与同事出游,路见奔马毙犬于前,“文忠顾曰:‘君试言其事。’同院曰:‘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文忠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内翰以为何如?’文忠曰:‘逸马杀犬于道。’”一条狗卧在大路上,被一匹快速奔跑的马给踏死了。这样一件事,欧阳修仅用了寥寥六个字就表现出来,如果不是借助文言文,恐怕很难做到。再看先秦诸子散文,大都文约义深,少有长篇累牍的泱泱巨制。比如儒家经典《论语》共一万三千余字,《孟子》三万余字,《大学》一千七百余字,《中庸》三千五百余字;道家典籍《老子》五千余字;兵家著作《孙子兵法》八千余字。到了唐宋八大家手里,这一特点有了进一步的展现。像韩愈的《送董邵南序》,全文仅一百五十一字,却腾挪跌荡,层进层深。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也不过一百六十六字,却写景绘声绘色,纤毫毕见,写情深沉悲凉,令人读后怦然心动。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苏轼的《记承天夜游》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正因为这些篇章言简意赅,易读易记,所以成了传诵千古的名篇。
       二是含蕴丰厚,言有尽而意无穷。古人作文,不只注意言辞省净,更追求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表达效果。在“意”的表达上,古人已经认识到文字的局限性,《老子》第一章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指出了语言达意不足的缺陷。但在具体的文意表达上,古人不仅没有想办法弥补这种缺陷,反而有意追求心领神会、得意忘言的效果。《庄子·外物》这样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样一种重意而轻言的思想,对后代文人影响甚深。以《世说新语》为例,其中每一篇文字几乎都在简约的外表下包含着丰厚的意蕴,如其《任诞》篇载:“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宒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寥寥三十七个字,却将王子猷爱竹的品性和盘托出,至于他为什么爱竹,爱竹与晋人向外追求自然,向内重视真情、重视脱俗的审美思潮有何联系,全不说破,从而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类似这样言简意丰、隽永传神的文字,在中国古代散文中不在少数,而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陶渊明《饮酒》其五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心意微露,欲言又止。杜甫《登高》一诗的颈联极有名:“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后人谓此十四字内含八意,正道出了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点。
       人们提起文言文,总爱说它与现实隔膜,甚至将它与八股文等同起来。其实,文言文并不是与生俱来就远离大众、远离生活的,在早期使用过程中,它既是一种书面语,又是当时人际交流的工具。比如司马迁编撰的《史记》就部分地使用了当时的口语,并将上古的《尚书》等典籍作了让西汉人能理解的翻译。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文言文逐渐脱离普通民众的口语,变得越来越书面化、规范化,最后成了纯粹的书面语,为历代文人学士所遵奉。“五四”运动之后,在反对“八股”文,提倡白话文的时代浪潮冲击下,文言文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加狭小。到了今天,除少数学者私下使用之外,已很少有人继续用它。不过,从局部范围看,在我们今天使用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中,仍存有不少文言词汇,如“之”、“者”、“其”、“于”、“所谓”、“之所以”等,仍在发挥着独特的意义功能。而就成语来说,存留的文言用语就更多了,诸如“浅尝辄止”、“远交近攻”、“首鼠两端”、“黔驴技穷”、“蝇营狗苟”、“入主出奴”、“痛定思痛”、“大放厥词”、“弱肉强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等,都是活跃在现代汉语中而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词语,只是人们常期使用,习焉而不察罢了。
       当然,对生活在当代的人,特别是青年人,我们不提倡使用文言文,尤其忌讳那些文白夹杂、似通非通的文风。但这并不等于说不提倡阅读文言文。因为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文言词汇、语法,培养并提高自己的阅读习惯和能力,不仅可以了解民族的历史文化,还可以较快地提升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能力。我读大学时的一位老师说过一句话:中国古代的文章为什么篇篇都那样精美?原因之一在于那些不美不好的文章被历史淘汰了,保留下来的都是精华。我想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既然如此,我们如果只因缺乏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而放弃了这样一个接受数千年精美文化大餐的机会,岂不可惜?
       当然,文言文也有它自身的缺点,甚至这种缺点本就包含在它的优长之中。如言辞过于省约,往往造成理解上的困难;重意轻言的后果,也易于导致文意的隐约朦胧或歧义。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否定文言文的依据。尽管从整体上看,文言文在今天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但它所积累的丰富的写作经验,仍然能为白话文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它的不少言情说理、明心见性的文字,也同样可以矫正许多空话连篇、言不及意的白话文的弊端。如果运用得好,在白话文中增加适量的文言语句,有时也可起到明目醒神的功用。
       葛:现代社会中,教育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已经不再像前人那样,从小就接受国学教育,大量阅读文言文,在语言、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打下牢固的“小学”基础,现在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十多岁以后才开始接触文言文,而且数量有限。在此条件下,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如何学好文言文?
       尚:文言文之所以难读,难懂,除了文言文自身的因素之外,也跟现代人的文化知识结构有关系:一是“小学”功底薄弱,在阅读过程中遇到许多文字障碍,又不会,或懒得查阅工具书,所以造成了阅读的困难。二是文言文中涉及到许多古代文化知识,如历史事件、名人佚事、典章制度、古风旧俗等,这些古代知识背景离我们非常遥远,初次接触时都会有一种晦涩、陌生感。针对这些,我提几条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开始时可以先读一些浅显易懂的文言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所用词语、句式较常见,阅读起来障碍较少。同时,这类文章涉及的文化背景一般不甚复杂,不需要较多的历史知识储备。随着文言文基础的巩固,文化知识的积累,可以逐渐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第二,多读传世经典,对其中的部分作品最好能够熟读,甚至吟诵。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风雨沧桑,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先秦诸子的不朽经典,汉魏六朝的辞赋散文,唐宋八家的美文华章,明清两代的戏曲小说……在这浩繁宏富的华夏文化中,传世典籍又是最光彩夺目的明珠,是历经淘洗后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垂范后世的名篇,如孔子的《论语》、司马迁的《史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曹雪芹的《红楼梦》,通过对这些名篇的阅读和吟诵,可以直接了解、感悟古代文化的精髓和魅力。从接受者的角度看,凡是传世名篇,大多为历代学人所重视,所以它们的注释本、翻译本自然很多,读者在阅读这些经典名篇时,可以充分利用注本、译本,借以提高阅读的效率。
       第三,注意古文化知识的储备和积累。文言文中蕴涵着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知识,要想准确地解读文言文,必须具备相应的古代文化知识。比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开篇就点出了聚会的缘由:“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但什么是“修禊事”?如果我们对古代的习俗不了解,理解起来必然有一定难度。禊,是祓除不祥的意思。先秦时期,古人按干支纪日法,以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为“上巳”,这一天,女巫以香熏和草药浴给人们祓除不祥。秦汉时,衅浴的礼俗有所改变,“上巳”日男女老幼都要到河边去洗濯,认为荡涤积垢就能除百病,祛灾疫。晋时,“上巳”节已固定在每年的三月三日,除继承洗濯的遗俗之外,这一天又成为人们水边宴饮、春季郊游的日子。了解了以上的文化背景与蕴含,无疑有助于我们对“修禊事”的理解。
       第四,对于生涩的内容,要学会借助工具书。汉字发展到今天,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将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在字意、词意、句式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桃花源记》有这样一句话:“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其中的“妻子”是两个单音词“妻”和“子”,即妻子和孩子的意思,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合成词“妻子”。另外,古汉语中常用假借字。所以,阅读文言文遇到文字障碍时,就要多借助前人注释、翻译,多查阅工具书。
       葛: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物质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精神生活的发展却十分缓慢,有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历史的倒退,例如人们的追求更趋功利,心态也更加浮躁。面对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您认为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文言文的学习,找寻到某些一度失落的思想精华,来滋养我们的心灵,浇灌我们的精神家园?
       尚: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凝聚着先人的经验和感悟,蕴涵着圣贤的思想和智慧。通过阅读、学习文言文,尤其是那些内涵深刻、意存高远的经典之作,必然会带来思想的感悟和情操的陶冶。
       大而言之,通过体悟圣哲格言,可以使我们的思想受到熏陶,情操得以升华。《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有言:“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荀子讲“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些都能激励我们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孔子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墨子也讲“兼善天下”。这会引导我们与人为善,造就一种“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观点,都展示了很高远的的思想境界,通过涵咏体悟,会培养我们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
       小而言之,深邃而华丽的辞章可以愉悦我们的耳目,丰富我们的文学修养。人们常说,六朝多美文。实际上,不仅六朝,其它各朝各代都有汗牛充栋的上乘佳作。吟咏咀嚼、玩味鉴赏这些美文,会宁静致远,心动神迷。刘禹锡《陋室铭》写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短短百字,惜墨如金,却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作者吸天地之精气,采古今之神思,然后以心蓄之,以志御之,“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读来舒心荡气,醒目提神,能让人的心灵在喧哗浮躁的世俗中享受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温馨。
       总之,文言文在华夏文明的进步、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对于人们心灵世界的净化、道德情操的陶冶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年轻朋友不仅有必要学习文言文,而且应该学好,学深,学透。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挖掘中华文化中蕴藏的智慧,促进新文明的诞生。
       葛刚岩,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