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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谣，也称儿歌，是在少年儿童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童谣也是地域的文化标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都有自己的童谣。本文所记述的童谣，带有纯粹的武汉特色，因为，都是笔者曾经唱过或听过的。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贫穷的山村度过的，那地方虽然称作“黄陂”，如今也是武汉市的一个区。虽然我在那个山村没有进过学堂门，没有在那里受过最初的文化启蒙教育，但我不能不承认，我曾接受过人生最初的文学熏陶，那就是童谣，开启我对文学兴趣的不是乡村的秀才，而是我的目不识丁的祖母。
       我在农村的家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女人国”，在我出生以前，曾祖父、祖父都已不在人世，伯父和父亲又都到汉口帮工去了，家中是四代女人——曾祖母、祖母、伯母、母亲、姑母、堂姐。直到我的出生才改变了这一格局。虽然我是长孙、长子，但绝对没有当今独生子的待遇。在缺衣少食的乡村，4岁时我就成了放牛娃。
       我们傅家湾的后面是一片坡型地，坡地上绿草茵茵，是放牛的好地方，村子里的放牛娃常常把牛牵到那里吃草，当牛自由自在啃青草的时候，放牛娃就会三五结伴逮蚱蜢、扯野菜、办酒酒。有时大家骑上牛背唱童谣，如“青青草，草青青，黄牛啃，水牛吞，吃了屙，屙了奔，快拿筦篼接牛粪……”
       乡下的白天是忙碌的，尤其是农忙季节。只有夜幕降临之后，乡里才回归为恬静。乡下人夜晚一般不点灯，因为点灯费油，乡下人连炒菜都舍不得放油，哪能让油白白烧掉。在没有灯光的夏夜，湾子里的人会不约而同到后山坡乘凉，乘凉时大人们会张家长李家短地说闲话，孩子们就会唱老掉牙的《月亮歌》：“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提芭篓；芭篓破，摘菱角；菱角尖，冲上天；天又高，打把刀；刀又快，切青菜；菜又青，换口针；针又秃，割块肉；肉又薄，打面锣；锣又响，换个碗；碗又花，换个瓜；瓜又甜，好过年……”
       这歌是我祖母教的。她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她不仅能教好多歌谣，还会讲古（故事），我从她那里听过许多善恶因果报应的故事，其中包括二十四孝的故事。
       3岁时，我便当了哥哥。我弟弟先天比我聪慧，比我壮实。他学童谣学得特别快，2岁时就能唱好多童谣，我记得湾里大人常爱逗他，当有人对他说，小业，唱一个，他就扯起嗓门高声唱，什么“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去包菜叶，茶也香，酒也香，送给姐姐做嫁妆……”什么“里锅灶，外锅灶，放个把子旺旺烧，里面锅里炒芝麻，外面锅里炕辣椒……”
       弟弟是湾子里大人忒喜欢的娃儿，很不幸，他夭折了，夭折在1945年那个毒日头曝晒得田地龟裂的夏天。那天大人们都到田畈车水去了，我放牛去了，他和几个般般大的孩子在塘边的埠头上玩耍，一个比他大点的孩子失手将他推下了水，那年他不满4岁，不识水性，于是就被淹死了。我记得当大人将他从水中捞起摊在地上时，他的口还张着，好像在唱他的打铁歌。他的死让我家几代女人都嚎啕痛哭。过了不久，谣传木兰山的豺狗咬死了几个放牛娃，祖母怕再失去长孙，便托去汉口的人捎信叫我父亲回来，父亲回来后到小业坟上哭了一通，第二天便带着我娘和我去了汉口，那年我6岁。
       汉口好大好大哟，但汉口伢也兴唱童谣，记得在汉寿里，一群汉口伢见我头上一撮胎毛，穿着破裆裤，便一边羞一边高喊：“乡里伢，喝糖茶，打臭屁，屙克蚂”，臊得我直往娘后面躲，一个劲拉娘的衣襟，哭着说：“娘，我要回去，我要回到乡下去！”
       我娘没有让我回到乡下，而是在单洞门租住了一间芦席搭的小屋。
       我只有听从大人的摆布，不过，住久了，和街坊的细伢混熟了，也就有了感情。街坊小孩见我孤单，主动带我到铁路上去玩，还教我唱汉口的童谣。有好几次我们站在单洞门的顶上，看来往马车，只要看到有放学的学生逑马车，就会一齐高喊：“乌龟调头，马后加鞭！”马车夫听到这喊声就知道车后有孩子逑车，于是向车后猛甩一鞭子，我们则乐得又跳又笑。
       汉口地面拉人力车的多，其中有一种人力车比较阔绰，有踩铃，这车叫黄包车，是供有钱人坐的。汉口厕所少，内急的车夫常到僻静处撒尿，不知谁把这件事编成童谣，让孩子唱：“一个伢的爹，拉包车，拉到巷子口，解小手，警察看见了，三拳头，犟一犟，三棒棒，打得伢的爹，像鬼汪……”
       武汉是座被称为“火炉”的城市，在暑热难当的季节，当街摆竹床乘凉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在乘凉中，也不时有童谣穿插其中，如“扇子扇凉风，走马到广东，广东走一趟，回来困觉（念gao）觉。”
       在我的童年时，几乎没有花父母的钱买过什么玩具，但也玩得丰富多采，玩得乐不可支，因为当时孩子们的玩都不是一个人在家里玩什么玩具，而是许多小伙伴一起玩，如踢毽子、跳房子、打珠子、打撇撇、打得螺、躲猫（又叫“官兵捉强盗”）、滚铁环、跳八关、跳绳、丢手巾、走对角棋等，这些活动（如走对角棋）起码得两个人一起玩，其他活动更是人越多越过瘾。有些活动也讲输赢，不过除了打珠子、打撇撇赌的是玻璃珠子或洋画外，一般都是打手心、刮鼻子，如走对角棋输了，输者要伸出手让赢家打，打者往往一边打一边唱：“对角棋，十五批（即打15下），抽你的筋，剐你的皮，看你还下不下对角棋。”
       我就读的小学是一所市立学校，这所学校与一所私立学校紧挨着，两校用竹篾编的院子隔开，下雪天，两校学生喜欢隔着竹院子打雪仗，雪球在竹院上空飞来飞去，为了打败对方，打雪仗也是有童谣助兴，无非是夸自己骂对方，如“××学校是枝花，人人见了人人夸，××学校是王八，浑身上下真拉瓜（脏）”，有的还一边唱一边拍手，一边跳，很有点“群情激昂”的味道。
       读小学后，我们不再唱浅俗的童谣，在大人们的引导与教诲下，我们开始唱有点文气的诗，如“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字花。”诗中嵌进了从1到10的数字。也唱一些谜诗，如“一点一横长，一撇到汉阳，汉阳转个弯，回家吃晚饭"（谜底为“方”字）；“一点一横长，一撇到汉阳，破田不装水，底下水汪汪”（谜底为“康”字）等。
       童谣除了内容生活化，儿童能够理解外，最大的特点是押韵，朗朗上口，这对我后来写打油诗、快板、鼓词等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记得武汉解放那年，我10岁，读四年级，那时居委会时兴办墙报，不过在文盲充斥的单洞门，真正懂文墨的人少得可怜，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自然是婆婆妈妈眼中的宝贝，于是被派上了用场，并很快成为街上办墙报的主力，除了画刊头，画插图外，还结合时事政治编顺口溜、打油诗、宝塔诗之类，我记得我就写过这样一首宝塔诗：“庆，解放，齐欢唱，锣鼓咚锵，百姓喜洋洋，新旧对比两样，感谢中国共产党……”
       小学毕业进入师范学校读书以后，我虽然不再唱童谣，但对有韵的诗很喜欢，开始读艾青、田间、张永枚等中国诗人，以及普希金、歌德、海涅等外国诗人的诗，这种兴趣无疑是童谣熏陶的结果。
       我当了教师以后，因为与青少年有着密切的接触，童谣也频频入耳，特别是在跳橡筋成为青少年最喜爱的活动的岁月，孩子们一边唱一边跳的音乐感、节奏感依然让我陶醉，记得有一支橡皮筋童谣很有意思：“一，一什么一，一是小猫开飞机；二，二什么二，二是小猫梳小辫；三，三什么三，三是小猫爬雪山；四，四什么四，四是小猫吃鱼刺；五，五什么五，五是小猫打花鼓；六，六什么六，六是小猫吃肥肉；七，七什么七，七是小猫下象棋；八，八什么八，八是小猫吹喇叭；九，九什么九，九是小猫喝烧酒；十，十什么十，十是小猫打蒋介石。”
       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橡皮筋的伴唱转向流行儿歌，如“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显然童谣已走向了真正的文学时代，对人生的文学熏陶，更是显而易见。
       傅炯业，作家，现居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