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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泊，事实上是生命实体在生存空间的动态转换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无家可归的存在状态，它既是对固定居所的游离，又是对固定居所的寻觅，反映了生命实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的不和谐关系。[1]而漂泊意识既是指生命实体对生存根基的无力把握，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无法企及的心理感受以及情绪体验；又是指生命个体为了自由发展的愿望与生存环境中否定“自我”的力量相抗争，在寻找“诗意的栖居”的旅程中，捍卫人的尊严、体现人的价值的一种精神追求。
       萧红的漂泊意识则主要指她在生命漂泊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孤独无助感与渺小脆弱感的混合，也是她作为女性在特有的精神深处对“精神家园”的深切渴望与对命运无常的认定，更是她永不满足的理想精神的体现。具体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一、物质层面，指因漂泊等不安定的生活环境因素所带来生理及心理上的不满足而产生的无根的悬浮感；二、精神层面，指萧红渴望永久的爱与温暖而不得，因而产生内心的空虚感以及生命的荒芜感；三、创作层面，指萧红在追求被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表现出独立创作的姿态，因而与主流话语疏离，并被当时人们误解所造成的孤独感。
       漂泊意识是萧红人生情感经历的一个缩影，也是识别萧红创作特色的最鲜活、最永久的标记之一。漂泊意识贯串在萧红的整个创作中，除她的诗歌、散文外，在小说创作中，更是被作为她表现生命意识的一个特殊视角，决定了她在选材、人物的刻画、意象的设置以及叙写方式的运用等多方面的独特创造，因而成就了她小说创作的别样风格。
       为了更好地展示漂泊意识对萧红小说创作的影响,首先有必要对萧红的小说创作作一个整体回顾。纵观萧红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可以鲜明地看出萧红情感变化过程与小说表现内容之间的关联。萧红的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一、前期：开始离家流浪，途经哈尔滨、青岛、上海等地。在哈尔滨时，萧红在文坛崭露头角，此时创作了处女作《王阿嫂之死》及小说集《跋涉》等，并因《生死场》而迅速成名。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以反映下层人民的生存困境为重点，对人物充满了悲悯与同情。二、中期：因与萧军的情感出现危机，再加上抗战全面爆发，这一阶段，途经日本、武汉、重庆等地。萧红创作了散文集《商市街》，从去日本开始，忆乡之作增多，作品多以战争为背景。这一时期的小说主人公几乎都处在一种无所归依的漂泊状态，对人生、命运充满了迷惘与质疑，被弃感、无家感流溢在字里行间。其中以《马房之夜》为起点，标志着中期创作风格的转变。三、后期：远离祖国，蛰居香港。香港时期是萧红创作的高峰期和丰收期，小说风格趋向成熟。因远离故土，思乡的情绪浓重，她先后写下了《后花园》、《北中国》、《呼兰和传》、《家族以外的人》等自传及忆乡之作，还写了长篇小说《马伯乐》（上部）。这一时期，小说的指向分明，对扼杀生命力的传统文化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对理想人生和原始生命力充满了憧憬和赞美。
       从上述的回顾中可以看出，萧红每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各有其特点：“如开始反愚昧、反落后，直到反封建，是满腔热情、锋芒毕露、大刀阔斧、尖锐无比；中期则因受了一些人生的磨炼，便有些含蓄和选择了；晚期则更加成熟，幽默中带辛辣，极尽冷嘲热讽之至。”[2]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现实和创作心理背景：即躯体的无家可归与心灵的漂泊无依，双重的流浪造成了笼罩在不同时期的萧红心头的同一“阴影”——漂泊意识。然而由于人生经历、社会环境、自身个性发展以及创作心态的演变等诸因素的影响，漂泊意识具体体现在萧红小说创作中又是呈一个动态、演进的态势。前期主要是物质层面，表现在小说内容上侧重于无根的漂泊与生存困境的书写；中期主要是精神层面，表现在小说内容上更侧重于精神的漂泊与荒凉人生的抒写，由此带来了中期创作风格的转变；后期则突出表现为独立的写作姿态，即更多的坚持自我的漂泊与文化批判的初衷，这就使得她的后期创作能够更多的由个人的命运生发开去，把笔触伸向造成个人和民族悲剧命运的文化根源，从而取得了后期小说创作的一系列成就。为了更好地说明漂泊意识与萧红小说文本形态的关联，本文重点阐释漂泊意识对萧红后期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在经过中期较长时间的自我的困惑与探索之后，萧红终于超越了个人的情感，自觉地承担起一个作家的历史责任。她仍然坚持主体的自我漂泊和独立的写作姿态，并没有被当时左翼文学倡导的中心人物论、典型环境论、创作方法论等主流话语所束缚。后期以《呼兰河传》为代表的创作进一步深化了文化批判的内涵，并在创作方法上大胆创新，把诗体小说推向象征的层面，从而使她的小说创作观念和创作风格卓然不群，后期小说的风格趋于成熟。
       漂泊意识对萧红后期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不为主流话语所左右，坚持独立创作的写作姿态；二、缘于独立的写作姿态，因而受到主流话语的疏离和误解。
       评论界就对萧红后期小说的真实创作动机产生过种种误读。一般都把萧红后期的创作动机及创作转向归结为童年寂寞的生活以及与萧军的情感危机的阴影所致。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就数以茅盾为代表的“寂寞论”，[3]认为萧红远离了主流话语思念故土，产生对人生失望的寂寞情绪；另一种则是浓重“故乡情结论”或是“怀旧论”，此种说法实际上是与寂寞论有异曲同工之意；还有人说萧红后期创作是“现实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的证明”的“才思枯竭论”，或是按“抗战文艺”的思维方式来判定萧红的创作的“思想倒退论”。
       诚然，萧红在后期创作时，内心确实充满了寂寞和乡思，但以上诸种说法却都有以偏概全之疑，不足以揭示萧红后期创作的本质意旨。萧红后期的小说创作既不是“才思枯竭”、或是“思想倒退”，更不是因为感情失意逃避到寂寞的“象牙塔”中，在思乡的幻影里去舔自己的伤口。如果说是才思枯竭，她怎么会在蛰居香港仅仅两年的时间，而且又是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创作出堪称经典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呢？并且，还列下了宏伟的长篇创作计划。我们可以设想，若不是因为战争和病魔夺取了萧红年青的生命，萧红的创作青春一定会更长久。再说“寂寞论”和“怀旧论”，萧红后期作品中是不乏寂寞、思乡的情绪，但这些并不是萧红后期创作的全部。如果以此推论，又怎么能解释她所创作的《马伯乐》以及她在创作计划中所包括的准备写反映哈尔滨女学生抗争生活的长篇《晚钟》？更可贵的是还准备创作以开垦自己家乡北大荒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泥河》和反映红军长征生活的《红楼》！再说“思想倒退说”，萧红炽热的反帝爱国情绪是一以贯之的，这在她的散文中十分突出。从最早的《春意挂上树梢》中对日伪统治下疮痍满目的哈尔滨的揭露，到《滑竿》里的轿夫辛劳饥馑，忍辱负重地度日，再到《放火者》里燃烧着抗议日本侵略者暴行的仇恨的怒火，可见她心中的爱国心是滚烫的。写于“九·一八”事变10周年之际的《致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更是直抒爱国胸臆的宣言，当时萧红已经重病卧床，但她对故乡的思念、对胜利的憧憬无时不萦绕心头。如果说萧红的后期创作是思想倒退，那么一个作家怎么可能在同一时期不同的创作形态里表现出如此的思想分裂呢？可以说，正是由于作者充满了深沉的爱国忧思，才焕发出后期小说创作激越人心的光彩。所以我们在读萧红后期作品时，明显感受到风格悲凉而不悲观，低沉而不抑郁，在一幅幅阴暗的生活画面中，却时时闪现出鲁迅所赞赏的“明丽和新鲜”的亮色。[4]
       《马伯乐》是从另一个崭新视角——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完成对国民性批判的主题的书写，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继承及深入开掘。着眼于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身上的软弱性、委琐人格去说明国民性改造的复杂性、艰巨性；在他身上也反映出抗战时期人们思想和心态的一种典型；同时也是对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相比，中华文化传统里的负面影响却是害怕挑战、害怕改变，因此，中国信徒们对洋教的崇拜与“媚外”的心理就具有了复杂的意味。其实，“媚外”的惶惑与中国几前年来“媚上”的遗传又是多么的一致。所以在《马伯乐》里，洋人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用到马伯乐一家人身上则显得是特别滑稽可笑，而体现在马伯乐身上的国民劣根性则更令人担忧。更可怕的是并不只有一个“马伯乐”，真正的马伯乐有一个家族，有一群“马伯乐们”，他的儿子大卫就是他的嫡传。大卫和马伯乐一样的瘦弱、一样的胆小、一样的卑微、一样的猥琐。从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看，马伯乐们的软弱其根源在于民族文化自我封闭的心理结构。作者从外域文化的视角来反观我们自己的文化，并对此怀着深深的忧思。西方的文化传统崇尚“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大卫在西方文化里是勇武、力量的象征。可是，一与崇尚“温柔敦厚”的中国文化相结合，就失却了刚健杀伐之气，由西洋粗犷刚强的大卫退化为软弱又无力的中国马伯乐的儿子了。与大卫相对照的还有另一个来自异域的眼光就是大卫的弟弟约瑟，约瑟虽是弟弟，但“尚武好斗”，性格气质与大卫迥异。他对人的态度：对不如他的人，或是地位低的，或是力量不如他的，第一反映是轻视，第二反映是拳头报复。所以，面对约瑟，大卫只能永久的让着他，实在不得已，就请求母亲的庇护。作者挖掘小马伯乐的深层心理结构：对父母精神上的依赖，只有在父母的羽翼下才感到是安全的。作者把对“马伯乐”的性格刻画与对整个以西方文化相依托的现代文化反思相联系，以日本人的侵略战争为背景，那么好战尚武一直以小欺大、以强胜弱的约瑟的隐喻义就不言自明了。小马伯乐那种典型的“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在崇尚武力的外侵者面前一下子变得滑稽可笑，甚至是荒诞。
       萧红《马伯乐》的创作构思早在她去香港之前就已经在酝酿，从《逃难》的何南生到在散文《放火者》中所表达的思想，“警报的笛子到处叫起，……街上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跑。我想疯狂的日本刽子手们若看见这一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满足的吧，他们是何等可以骄傲呀！”在另一篇散文《无题》中，作者创作《马伯乐》的题旨就更分明了：“偏偏给我看到的生命力顶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人家都说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是兽类，是爬虫类，是没有血液的东西。完全荒毛的呀！”可见，让萧红担心的偏偏是敌人的凶悍，国民的消极退守与软弱无力。国民生命力的衰弱是萧红最痛心疾首的，其根源也是萧红一直要深究的。
       其实，萧红后期创作只是坚持“自我漂泊”的写作姿态，坚持忠实地书写最真切的人生感受，不为外界的主流话语所左右。萧红后期坚持“自我漂泊”的实质是追求生命个体自由发展的愿望，与生存环境中否定“自我”的力量相抗争，不断地从与“自我”对峙的现实环境出发，在寻找“诗意的栖居”的旅程中捍卫自己的尊严，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精神追求。这也是萧红最可贵的品质，也是萧红小说创作最独特的品质。萧红后期创作正是沿着《生死场》所创造的审美批判这一文学起点，对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作进一步的开拓。只要我们从历史深度来把握《生死场》，也就不难理解后期《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家族以外的人》等作品的深刻意图。其实，作者的后期创作是从不同地域视角来探究造成如此国民性及中国社会现实的原因及民族真正的出路。《生死场》是从乡村农民生活状态出发对国民性进行反思；《呼兰河传》的创作侧重点则转移到另一个更广、更具历史感的城镇视角反省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揭示呼兰河人最为普遍的悲剧——悲剧的主人丧失了悲剧感。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由农民麻木的生存状态转到集中批评小城镇人的精神状态——“集体无意识”，在文化反思的深度上无疑由生活的表层向深层的社会心理开掘；某种程度上又弥补了鲁迅国民性批判主题的小说仅以塑造单一人物形象的不足。而《马伯乐》则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呼兰河传》的主题，把后者的写实提高到象征的层面。作者已经从日常生活的不满上升到形而上的忧思，开始在哲理的高度上来反省国人的文化品格，可以说萧红后期创作对国民性的批判更加深化。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萧红正是基于她的漂泊意识以及所坚持的独立写作姿态，才使得她能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漂泊感受与作品的思想内涵相互交织，因袭发展，因而使得后期小说创作带有浓重的文化批判的意味。由此可见，萧红小说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并不是无意的、偶然的，而是作家深厚的情感体验与智性思考的产物。
       以上仅是从萧红小说内容的角度阐释了漂泊意识与萧红小说创作的关系，实际上漂泊意识不仅影响了她小说的内容，还对她小说独特的形式创造以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产生了重要、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潭桂林，《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第161页。
       2、张秀珂，《回忆我的姐姐—萧红》，季红真编《萧萧落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页。
       3、茅盾，《呼兰河传·序》载《萧红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4、鲁迅，《生死场·序》载《生死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李军，女，江苏盐城纺织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