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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沈从文一生的创作总量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算得上首屈一指，但他的创作历程并不算很长，严格说来，从1924年底在《晨报副刊》发表第一篇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算起，到1947年底发表杂论《学鲁迅》和小说《传奇不奇》后基本停止创作，前后不过二十三年时间。尽管沈从文在建国后也零星地发表过几篇作品，但多为应景之作，已经完全失去其惯有的风格，因此，沈从文实际上在建国前已结束其创作生命，建国后完全转向文物研究，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由作为物质文化史家的沈从文所代替。沈从文的整个创作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分野，大体而言，从他在1924年底开始发表作品到1928年8月发表短篇小说《柏子》前后，可以看作是沈从文的早期创作阶段；1928—1930年具有过渡性质，从1930年开始，沈从文的创作进入成熟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是其创作的黄金时期；后期创作从40年代初的“创作向内转”至40年代末终止创作时为止。在某种意义上，沈从文全部创作的主题都可以归结为生命抒写，对生命的探索与讴歌传达出其审美理想的独特性，蕴涵着他对人生内容与生命形式的独特思考，这深刻地影响到他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由此形成其独特的生命主题，从中可以发现其创作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一般认为，沈从文最初是怀着谋生的目的开始创作的，如果深入探究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就会发现，创作谋生只是沈从文从事创作的表层动机，而对生命焦虑的倾诉与表达才是他走向创作道路的深层动机，是他进行创作的内驱力。沈从文说过，“一个人写作的动力，应当自内而发。”对他自己来说，就是在一种“自内而发”的动力驱使下从事创作的。在沈从文的整个创作历程中，这种发自生命深处的内驱力对他的创作状态具有决定性意义，他在四十年代前后的“创作向内转”和后来的终止写作都可以从其创作内驱力的转化中找到根源。从沈从文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早期创作具有爆发性的特征，作品不仅多而杂，而且流于一种平面化的日常生活叙事，给人以慌不择言的感觉，这固然与他对文字的掌握程度和艺术积累有关，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早期创作时就说：“我从事这工作是远不如人所想的那么便利的。首先的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其深层原因却在于对人生苦闷与生命焦虑的宣泄式表达，创作成为他的一种生命寄托方式，通过创作可以缓解生存压力和提高生命品格。因此，他的早期作品虽在艺术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但都毫无例外地是从生命深处流出来的音符，与作者的生命体验圆融一致，自然率真，具有本色之美，自有其动人的地方，在当时的文坛上独标一格，初显沈从文创作上的独特性。这个创作开端对沈从文具有方向性意义，追寻生命成为其全部创作的基调，因此其早期创作自有独特的价值，不能简单地一概抹杀。
       沈从文创作成熟期的作品则趋向一种内敛式的沉静与抒情性的平和，在艺术上臻于化境，鲜明地表现出沈从文的主体独特性，这并不仅仅表明沈从文在艺术风格上的成熟，更重要的是表明沈从文表达生命体验方式的转化。如果说，他的早期创作表现为生命力与情感的向外喷发，那么其成熟期的创作则表现为一种讲究节制的艺术化抒写，是对生命状态的虚静式观照。这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态度，表明沈从文的生命状态已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人要抽象观念稳定生命，恐得三十岁以后，已由人事方面证实一部分生命意义后。”这个时期的沈从文经过在文坛的多年拼打，已经功成名就，生活稳定，在事实上已经由湘西的“乡下人”变成都市里的“绅士爷”，尽管表现在他身上的绅士气不那么地道，还混合着根深蒂固的湘西土地气息，但毕竟与原来的湘西“乡下人”判然有别，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生活方式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思想观念与文学观念上。这时期的沈从文，乡恋情结远不如初来京城时那么直接而强烈，他对都市生活的情绪化敌视也得到极大的缓解，由于创作上的成功，原来的自卑心理与怨天尤人也得到有效的克服，尤其是多年来苦苦追求的爱情终于如愿以尝，沈从文的生活在平静中不无一种温馨的诗意，他的心境也由原来的骚动不安转入平静状态。这种变化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沈从文天性就不是一个“愤怒的诗人”，这种宁静的生活状态使他倾心于创造纯粹的艺术，这种生活状态有利于沈从文摆脱早期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为稻梁谋的现实功利目的，使其创作上升到精神性的审美超越层面。一般来说，生活境遇与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体验方式与表达方式，使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对一个作家来说，则会进一步影响到其创作的各个方面，使其审美趣味、文学观念、思维方式、艺术风格等发生深刻的变化，乃至会导致其创作的根本性转向。具体到沈从文，如果说，他早期创作所表达出来的生命体验呈现出外发性特征，在形式上表现为自内向外的生命力喷发，那么，他在创作成熟期的生命体验则呈现出内敛性特征，是一种深度生命体验，在创作观念上表现为和谐与节制的美学原则。这时期沈从文的创作，尽管数量上明显减少，但在艺术上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其独特的风格臻于成熟，其代表性作品多产生在这一时期。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沈从文的成熟期创作与其早期创作呈现出重大的差异与变化，但仍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对生命的关注与抒写仍是其创作的核心，沈从文的创作内驱力仍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生命焦虑，不过其生命焦虑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如果说他创作早期的生命焦虑主要是一种个体生命焦虑，那么，其创作成熟期的生命焦虑则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文化焦虑，换言之，是一种社会群体化的生命焦虑，体现出一种深沉的民族文化心态。
       沈从文的后期创作发生重大变异，情况较为复杂，他在1940年前后开始的创作“向内转”，表现出“抽象的抒情”性质，追求向生命的更深处迈进，追求对生命的神性抒写，具有浓厚的弗洛伊德色彩与尼采式的超人意识，尽管表现出极其可贵的探索意识和艺术创新精神，但从总体上看，得失参半，并没有在艺术上取得多少新的突破，倒是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的创作后继乏力，已经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这是沈从文创作的尾声。这时期支配沈从文进行创作的是一种主导性的文化焦虑，其创作格局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小说创作大幅度减少，散文、杂论与文论显著增多。从这种创作上的变化来看，沈从文的社会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但他对中国现代政治运动的背景从来就缺乏基本的认识，尤其是对将要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动缺乏最起码的预见，这使他对社会政治的参与主要采取一种“书生议政”的方式，对社会政治运动本身则持疏离的态度，并不以实际上的行动参与进去，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是以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来涉入社会政治的，同时不难发现他面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复杂心态。这时期沈从文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生命重造与文化重造，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重造、民族重造和文学运动的重造，他把中国现代政治的症结归结为民族生命力的萎缩与文化精神的沦丧，认为实现国家重造与民族重造的前提条件是生命重造与文化重造，这与他的政治态度是相一致的，与他的文学观和生命观也是相一致的，在其创作中表现出来，成为其后期创作中的“生命重造”主题。
       综观沈从文的整个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紧紧抓住生命的作家，他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抒写生命之真，思考生命之理，这成为他全部创作的基调和底色。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沈从文的全部作品是有其内在统一性的，生命是其全部创作的统摄性因素或核心所在。也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创作追求，沈从文的创作道路具有悲剧性意味，说到底，他是一个文学的殉道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就其创作的全部独特性和一种特定的文学形态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创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确乎是“最后一首抒情诗”，其独特的创作风格显示出卓异的品格与美学追求，称之为“沈从文范式”并不为过，对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尽管沈从文的后期创作出现重大变异，但生命主题作为其全部创作的统摄性因素并没有改变，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呈现出一个整体性的生命诗学构架，这是其创作最为显著的标志，也是其创作独特性的根源所在。从生命主题的角度，可以为揭示沈从文的创作独特性探索又一条途径，藉此还原一个独特的沈从文，还原沈从文的独特性。
       吴投文，男，湖南郴州人，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