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挟《一个人的战争》在上个世纪末的中国文坛甫一登台亮相，就给读者以强烈的阅读冲击：那桀骜不顺的个人性甚至是私密性的话语形式，特别是对自己的个人生存感受、生命体验忠实的文学传达，或许就是林白所谓的文学作为个人的生存方式的实质所在。十多年来，林白的作品一直被冠以个人化写作的招贴，无论言下之意是褒或贬，所指称的作品的个性化特征应该大致不差。
时下《妇女闲聊录》的出版，似乎给人带来了一个无法定位、难以描摹的林白。这部作者自称的长篇小说的问世，给文坛的震动或许不亚于当年的《一个人的战争》。因为面对《一个人的战争》，人们犹疑的是小说能否写这些或这样写，冲击的是文学的指涉性问题；而到了《妇女闲聊录》，人们的追问已经转变为这是否是小说或者文学，问题转移到对于是与不是的文学拷问，引发的是对于文学本质的思考。
在《妇女闲聊录》问世之后，多有评论者把它作后现代主义解读，但是在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即闲聊主角（讲述人）木珍的故乡鄂东，《妇女闲聊录》的读者也多有自己的读法，而关于这部作品是否文学的问题在这诸多读法中也就获得了活生生大众化版本。正因为《妇女闲聊录》毕显了鄂东农村的生活状貌和民俗风情，更为叫绝的是这些现实和风俗尽皆以地道的鄂东方言和声情逼肖的村妇口吻出之，碎杂中透出一股闲聊的自在与从容，致使很多鄂东籍的读者对着扑面而来的乡风土语以及琐碎零散的闲话，倍感亲切的同时也不无疑惑：如果这样一种实录也算是文学创作，那随便在七大姑八大姨中找个能说会道的，且聊且记，按照林白的身形手段如法炮制，说不定还更有情趣、更多精彩？疑惑所至，有时还附带的扯出作品的作者署名到底应该是林白还是她的农村亲戚木珍的玩笑。当然，更严肃更尖锐的评论也更直截了当：《妇女闲聊录》要不是林白的作品，换个普通的无名之辈，还会不会有出版社把它当作小说印行呢？
所有这些质询都在指向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妇女闲聊录》到底算不算小说，到底是不是文学。
那么，如何面对专业评论者和普通阅读者之间的两极化阅读反差呢？
首先我们必须对于通常的小说观念有清醒的认识，近人关于小说的观念是建立在近代和现代小说出版物的基础之上的，带有强烈经验性，经验性的偏执往往带来囿于先入为主的自以为是。如果我们能够反顾中外小说迁变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从长远的历史视野看来，小说从来没有在某一形态上固着下来，不断变化着的形态便是小说的常态。据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里的考察，“西方文学史中的小说（novol），是一个十八世纪后期才正式定名的文学形式，此前的准小说形式是用‘散文虚构故事’（fiction）来加以称谓的。二者之间的区别绝非仅限于名称的不同，而是包含了一种文学形式从诞生到成熟的长期艰难的发展演变过程”（见该书译者序）。索诸中国小说史的著作，对中国小说史的追溯，或取汉魏的志怪志人小说，以《
世说新语》为代表，或取唐传奇，以其为有意为小说的开始。小说的起源，无论中土还是西方，都不离于街谈巷议中的故事传奇。
有评论者指《妇女闲聊录》为“新世说”，似乎也在《妇女闲聊录》中看到了现代小说依稀可辨的远祖的背影。所以，对于小说在实录体问题上的质疑，我们大可以古已有之回应之。
但是，问题的症结并没有就此冰释，因为新世说之新，即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分野之所在。“新世说”不仅描述了《妇女闲聊录》所具有的小说的旧的品相之外，而且敏感到它作为现代小说的新的质素。而中国小说从古代向现代转型中二者的分野，就在于现代小说已经脱离了“讲故事”的模式而注重对“生活实感”或“生命体验”的贯注，这就是大量游离于故事之外的叙述语言的出现。恰恰在这点上，《妇女闲聊录》有值得辨析的地方。
作家对于自己的把握更多的应该是体验式的、而未必一定是理性的，因为理性把握意味着在把生命体验进行抽象、提升的同时必然会伴随着大规模的简约、过滤，以及由这简约、过滤而来的生命体验的蓬茸茸的原生状貌的丧失。文学与文学家的价值，就是在人的理性认识之外能够提供给人感性生命的雀跃与感动，这样的文本才能提供诸多接受者不尽相同的解读的可能。林白一再在访谈中强调自己是一个极其感性的作家，此之谓也。
从作家类型讲，林白毫无疑义的属于自恋型作家，她早期的作品中的自恋往往到达了顾影自怜甚至于自闭的地步，正是这种纯粹的个人创造使得她的作品阳春白雪到不免有些落落寡合的地步。而林白走出自我的尝试，借由《万物花开》到《妇女闲聊录》达到极致，因为这里的叙说人已经完全退场，小说似乎等同于原始的素材，作家放弃了自我沦落为一个书记员的角色。事情其实不然，林白在一次访谈中明确表示：“小说写作我是按照她的语言方式来写的，可以肯定经过了文学加工，不是单纯记录那么简单”。
其实，在《一个人的战争》和《妇女闲聊录》这两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前者是一个敏感的女性面对自我孤芳自赏时的自信，后者则是这同一个女性面对外在世界时的迷茫以及因这迷茫而来的自失。自信的极度强化便是林白式的语言狂欢，自失的坦然展示自然是“木珍”的语言狂欢——在这两极之间的跳跃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爱人、爱生活的真诚的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除了一个农妇眼中的世界，还有一个更为紧要的便是一个作家眼中的农妇，这种作家主体叙述地位的让步——对于一个农妇的让步，需要一个作家的诚实，因为她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迷茫自失并忠实的以一种得体的方式表达。如果迷茫也是一种思考的话，林白有思考，只是未必有确切的答案。这种迷茫直接导致作品中价值判断出现了混乱：木珍的近邻们在对某某的女儿在外面做鸡回家后极尽潇洒之能事普遍表示出不屑，而他们自己却并不缺少越轨之事，并且习以为常、安之若素。这种小说内部的裂隙或冲突，在作家主导作品的常规的情形下是不会出现的，反常的出现，恰恰印证了林白的创作姿态的特别来。
一言以蔽之：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作家，《妇女闲聊录》固然是林白创作中的一个异数，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异数。它以貌似自失的姿态表现出对于艺术的既定规程和自己的绝端自恋的反叛，这种差点走向反小说、反文学边缘的惊险动作，终归只是作家的一次大胆的梦游式的出走，回归是必然的。
既然对于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作家下一部作品，我们永远不能预料，那就让我们期待好了。
饶向阳，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陈海秀，湖北鄂东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