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人的八年沉寂
一个文人以读佛经拓碑刻抄嵇康来排遣时日，没有发出一声呐喊，这个文人所在的时代如果不是太清平，就是太黑暗。
这个文人，当然是鲁迅。
他沉寂的八年，肇自辛亥革命失败，终自钱玄同与他的一席长谈。
这八年，他在教育部任职，许多时日，便寓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不会有问题和主义。他的愿望居然便是生命暗暗地消去。他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
补树书屋，俨然便是鲁迅沉寂时修练内功的一旺火炉。
他为什么沉寂？
辛亥革命后，“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以皇权崩溃为标志的旧的体制、规范、信仰、风习已经毁坏或者动摇，而保守顽固势力尊孔读经和宣扬复辟的浪潮，对年轻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形成了夹击，国家和个人的前景渺茫。上一代革命者的热忱衰退了，一些人仍围绕在孙中山的身旁作着力不从心效果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除此而外，很大一批人消沉下来，范爱农、吕纬甫、魏连殳式的知识分子大量涌现。这是万马齐喑的黑暗王国，是“五四”前最深的黑夜。在帝制和复辟的过程中，特务遍地如蝗，人人设法逃避耳目，重的嫖赌蓄妾，轻则赏古玩画，鲁迅，他便去抄古碑。
倘若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一个文人终日以古碑、佛经、嵇康为伴，该是幸福之至的事。但“五四”之前的鲁迅，搜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遗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辑录《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名目录》，却是逃避环境而潜入古代的歪打正着。这期间，一种沉默的发声不得的窒息始终萦绕在鲁迅身边，如同鲁迅呐喊之前铁屋中的屏息凝气。
如果抛弃民主和科学、启蒙和救亡这样沉重的时代命题，鲁迅的八年沉寂，那种雅致的清风明月相伴的文人生活，该是多么令人沉醉！
看佛经。自1914年起，鲁迅大量购置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如1914年4月18日，“往有正书局买《选佛谱》一部，《三教平心论》《法句经》《释迦如来应化事迹》《阅藏知律》各一部”，次日又买《华严经》合论三十册等。十几年后他去杭州游西湖，知客僧向鲁迅大谈佛学，反被鲁迅说倒。
会师友。与鲁迅往来的有孙伏园、许寿裳、陈师曾、刘半农、钱玄同等，均是新文化运动之翘楚。这十年，鲁迅专程拜访的人并不多，可谓深居简出。1914年8月22日，“午后许季黻来，同至钱粮胡同谒章师（即章太炎），坐至傍晚归。”1918年6月1日，上午往北京大学访蔡元培。
逛琉璃厂。琉璃厂是鲁迅近十年里最常去的地方，去则大量搜集汉朝画像拓本及杂书，淘古玩旧，收藏日丰。
鲁迅这八年的日记，与其说是他思想轨迹的每日鉴证，不如说是文人生活的全景再现。他这种儒雅而别致的逃离尘世的方式，让后世之人常常恍然大悟，并心仪良久。
就在鲁迅寓在绍兴会馆抄古碑的日子里，陈独秀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发难了。不能不佩服陈独秀先生的得风气之先，他喊出的民主与科学是社会进步的两把尖刀。在觉醒者的行列中，陈独秀远远早于鲁迅，这也是陈恒久伟大之所在。
鲁迅要呐喊了。他的呐喊，孕育时日已久，专等钱玄同打开闸门。当钱玄同翻看古碑的抄本并发了研究的质问后，鲁迅答应为《新青年》作文章，于是有了《狂人日记》，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于是有了真正的鲁迅。他的呐喊，“慰藉着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一个文人八年沉寂的日子结束了。他的隐居生活结束了。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从住了近八年的绍兴会馆补树书屋搬至八道弯11号新居。
我怅然若失。
从此以后，一个文人与他比较纯粹的文人生活有了一定间隔，他仍然是文人，是知识分子，但更像一个不平则鸣的斗士，剑锋所指，愈老愈辣，一个都不宽恕。
他居住了八年的补树书屋，安静清逸如同一座清心普善的寺院，而他此后的居所，刀光剑影，更像一座铁马冰河的军工场。
我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那样的时代有那样的战士而庆幸，也为一个文人在那样的时代失去像样的文人生活而泣不成声。
鲁迅画的一棵松树
美术者，有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想，三曰美化。这是鲁迅关于美术的看法。鲁迅不是专业美术大师，却是新美术运动史上执话语之牛耳的卓然大家。
他说，宋末以后，除了山水，实在没有什么绘画，山水画的发达也到了绝顶，后人无以胜之。
他说，世界上版画出现最早的是中国，或者刻在石头上，给人模拓，或者刻在木板上，分布人间。
他说，雅人往往说不出他以为好的画的内容来，俗人却非问内容不可，从这一点看，连环图画是宜于俗人的。
他说，漫画的第一件要紧事是诚实，要确切地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
鲁迅先生在不同场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看似漫不经心，却像密授武林秘笈的侠客，让专门操持书画生涯的人看一次，吃惊一次，顿悟一次。
我看到街上的画展越来越多。一个书法家闭门谢客练了三四年国画，开门伊始便办起了画展。进去看了，顿觉心惊肉跳：我不知道他是想以奇惊人的达达派，还是习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的西粹派，总之，我所看到的是在整尺整尺的画纸上一览无余地显示出蔑弃了传统功力的勉强制作，画不达意，徒存轮廓，力量自然缺失。
人人都在写字画画，人人都想留下宝墨佳构，倘用以修身养性未尝不可，但置之于艺术切磋的案头，则徒有浮躁与自欺欺人。艺术是需要精熟的技工、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为底色的，缺一则失之于陋、失之于僻、失之于邪。今人偏爱向书画阵营投奔，将这泓清潭搅成了不忍卒睹的大染缸，新是新了许多，却难以更加伟大。
鲁迅的时代，一语可以切中美术堕落或前进的要害，今人再没有一颗发芽于诚实的心从事书画创作，最终止于以拙劣的色彩与线条来济思想与境界之贫。
鲁迅曾画过一棵松树，松梢婀娜，树干虬劲，嫩叶清新。他不是专业画师，画技却俨然入木三分。他的绘画背景是幼年临摹小说绣像，成年亲自设计封面和倡导新美术运动。他的画只有一张信笺大小，但凝神结想，一派高士风骨。此画是鲁迅为《天觉报》创刊所作，题为《如松之盛》，隶书体笔墨诚实，威仪抑抑，雄迈而静穆。在同一天的《天觉报》上，有鲁迅电文一则：“敬祝《天觉报》出版自由。北京周树人祝。”此画正可视作鲁迅祝《天觉报》出版自由的一种巧妙的象征。这是一种政治热情，更是19世纪初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迹。
鲁迅所作之画极少，而且大多不传。他临摹的《
荡寇志》和《
西游记》绣像，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还有两幅画没有留存下来，一是《射杀八斤》，一是《刺猬撑伞》。视之弥贵，读之弥珍，鲁迅亲自设计的封面图案、一幅“活无常”和一幅《如松之直》，是我们能看到的鲁迅美术手迹的全部。一位对美术本质与美的规律持有手术刀般犀利见解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没有留下更多的画迹，只此一鳞半爪便足以令画坛震动，而我们身边思想一贫如洗、技艺近于悬空的书画大师们正在日复一日地炮制着不朽的艺术佳构。
对鲁迅所关注的新美术而言，这与其说是一种反讽，不如说是一种屈辱。
和音乐擦肩而过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教父级位置无人能够动摇，这甚至一度让他走上了神坛。鲁迅对于现代文学观念、文学思维和文学形式的确立，负有开山之功。他同时还热爱电影、美术，或热情观瞻，或奔走倡导，各有心得。唯一对于音乐，鲁迅极少谈及，卷帙浩繁的16卷《
鲁迅全集》，洋洋几百万字，鲁迅对音乐几乎三缄其口，可以说是圣哉忍者，踏雪无痕。
鲁迅的一生，似乎只有两次和音乐相关的接触。
据60年代苏联的一份杂志介绍，1927年，鲁迅曾托高尔基给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捎过一份信，而且还寄给他们几首有谱的中国民歌，信的全文现收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6卷本《
鲁迅全集》第13卷附录中：
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热情洋溢的歌声飞越万里，给中国无线电听众留下了美好的、难忘的印象。现通过高尔基同志寄给你们几首有谱的中国民歌，借以表示崇高的敬意与谢忱。
祝你们全体同志在创作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及生活幸福！
敬爱你们的中国朋友和同志鲁迅。
鲁迅能给遥远的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寄去中国民歌，至少说明他对中国民歌是极其推崇的，虽然他闭口不谈对民歌的认识，但仅此举动，已体现了他对真正民族文化的深刻体认，这一态度与他对京剧的态度截然相反。
鲁迅在《社戏》中说他怕听“咚咚”，他在战斗的岁月中对号称国粹的京剧总是提不起兴趣。“五四”以来。鲁迅一直对京剧持批评的态度，鲁迅说他从1902年至1922年20年间只看过两回京剧，而印象都十分之坏：“咚咚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总之是“戏台下不太适宜生存了”。至于用京剧表现现代生活，鲁迅更是认为根本不可能。根据鲁迅的挚友郁达夫回忆：“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茅盾、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他（鲁迅）根本就不赞成，并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了，这行吗？”鲁迅对梅兰芳本人的批评、讽刺和挖苦，也是随处可见。以鲁迅“人民本位”的艺术观及他对整个社会历史的考察，他能把中国民歌如此郑重地推荐给苏联朋友，真是那些如水银般披泻于山川河流的中国民歌之幸了！
鲁迅还有一次和音乐贴近的机会。那时距离他去世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
1934年5月21日，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原名切列普宁·亚历山大）（1899——1977）为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写信给当时的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建议“筹划一个以制作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音乐为目的的比赛”，其中一首最好的钢琴曲将得一百银元的奖金。这一建议得到萧友梅的响应，在这次比赛中，贺绿汀以一曲《牧童短笛》获一等奖。
齐尔品很欣赏《
红楼梦》，他深为贾宝玉、林黛玉间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所吸引，认为是谱写歌剧的好题材，有把《
红楼梦》编成歌剧演出的构想，为此，他特意写信给鲁迅。鲁迅收信后，兴致很高，随即回信，表示身体有所好转时立即“从命”。可惜，鲁迅的病况一直起色不大，直到他逝世，这项可能影响中国歌剧创作的倡议终于未果。
这件中国乐坛轶事，说明齐尔品了解到鲁迅对外国音乐文化有相当高深的学养，否则不会无的放矢，邀鲁迅编剧。
鲁迅就这样一生和音乐擦肩而过，他是对米开朗基罗、达·芬奇那样的大画家极其推崇的人，却没有对巴赫、贝多芬、西贝柳斯们给予足够的关注。
他越过天籁而走，知有大美而不言。
或者他认为音乐是无需用语言来传达的，就像禅宗，就像佛家拈花微笑，不能说，一说就是错？
或者他的性格本身对音乐心存一种恐惧，一种敬而远之，乃至远而弃之，就像他在《社戏》中所说的怕听“咚咚”？
或者他根本就没有领略音乐的奥义，远远听了，又远远地离去了？
他一生对音乐不感兴趣，是因为他忙于匕首和投枪，无暇洞悉最高处的天籁吗？
他离天籁那么近。
又是那么远。
（选自《北京文学》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