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英雄，崇尚英雄主义或许是人类的固有本性之一，而英雄豪杰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古至今广为人传诵。侠义小说最早起源于先秦两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了大批的侠客义士，活跃在当时的诸侯国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暴力统治的气焰，声援了正义。至此侠客义士随着人们的敬仰层出不穷。司马迁为倡扬他们的功德，在《
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为他们树碑立传，成为侠义小说的源头。侠义公案小说发展至清代，创作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风靡一时，《
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尤为突出，且塑造了以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丁氏双侠为代表的具有自身独特气质的侠客，具有不同与以往的“侠客精神”。
“侠”即侠客义士，即《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受其德，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人，又说“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可见，诚实守信，行侠仗义，与官方朝廷对立，与战争英雄相区别等是构成“侠”的基本特征。侠义小说也成为古典小说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由先秦两汉一直发展到清末名初。在清代，《
三侠五义》是公案侠义小说中最有艺术成就的作品，由清道光、咸丰年间著名的民间说书艺人石玉昆所述。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及社会心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的侠客代表的“侠”的精神既不同于传统小说如《
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也不同于“江湖义士”，除了突出的保留了传统侠客们高强的武艺和仗义之心外，还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自己的独立品格。这里只要是突出了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思想境界与以往侠客的不同。
一、清代标准下的守制遵礼。
1、忠君、崇君：“侠”的本质是维护封建王权，全心全意为皇帝效忠。侠客们在行走江湖中盲目的甘心为封建王朝效力甚至带有了明显的奴性和媚态。这种奴性和媚态充分体现在第二十二回的“耀武楼南侠封护卫”中，皇帝三试展昭武艺。展昭一开始对皇帝要试其武艺就没有任何的反感，而是承受了包公的好意，并竭尽全力的展示。展昭每次献艺均先必恭必敬的不厌其烦的不断叩拜。试剑法时“施展平生学艺，看着用意，处处留心”；试袖箭时，不断的改变射箭的姿势，翻新花样并“深知圣意，估量圣上必能看见，方叫人把木牌立稳”；表演纵跃法时，更是提前“已将袍服脱却，扎缚停当，显弄本领”，在房顶上跳来跳去，不断地作出惊险的动作以求皇帝的满意。展昭尽心尽力的表演，简直象杂耍的小丑一般。但皇帝并不是出于对其政治才能的肯定，也不可能提拔他到政治核心，对他们只是利用和拉拢。从“天子听闻展昭的武艺，不觉鼓掌大笑”到观看表演的“大乐”“甚觉罕然，连称绝技”到“惊喜非常”“不觉失声”可以看出，从始至终皇帝都只是一种观看精彩表演的好奇，带着期待与惊喜猎奇的心态，并顺便的消遣皇宫众人及各封建大臣。
可以看出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是真正的尊敬“侠客”的，统治阶级心态上是看轻和排斥“侠客”的。就算是清官也是利用“侠客”，“侠客”是附属于他们的，听从他们的指示。比如包公与展昭的关系就是展昭保护包公，为包公办案的，是包公的属下无疑。双方的地位是绝对的不平衡。特别是天子评价展昭“这那里是个人，分明是朕的御猫一般”把鼎鼎有名的一代大侠降格为天子的小小宠物，一个畜生一只猫。而大侠的反应呢？“谁知展爷在高处业已听见，便在房上与圣上叩头。”皇上的话既是对他人格的不尊重又是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而展昭以此为荣，抓住机会得到了“御猫”的封号。统治阶级显然已经习惯了“侠客”对他们的忠诚，并不认为这样的带着谄媚的奴态可恶，反倒是很欢迎的。皇帝把他加为四品带刀护卫，官员对不惧危险在房顶上受封的展昭是又欢喜又替他害怕。平民代表的江湖上的人也承认了“御猫”的称号，与“南侠”一起并做展昭的代称，这多么的讽刺啊。而同为侠客的丁兆蕙明确同意“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认为展昭升为四品，钦赐“御猫”是很荣耀的事情“听得吾兄荣升，不敢高攀”。可见清代的全国上下，对侠客的为封建王权效力是给予的高度肯定的。统治阶级也当然希望他们除掉社会垃圾，安定民心，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将侠客拉入卫道士的队伍来巩固其统治。
2、维护封建王权，侠客的行为上突出的表现在保护清官。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民间的恶霸歹人以维护统治秩序，并铲除朝廷中的贪官污吏，依附权贵作恶的皇亲国戚和分裂国家投靠外族的反王等。如展昭三救包公。包公赶考在金龙寺遇凶僧，展昭用绳索救其脱险；包公奉旨陈州放粮，展昭在三星镇留字柬提醒并射刺客项福后缉拿；包公中邪，展昭割老道首级破法术并掷头下庞吉。这里的展昭几乎是一路追随着包公从他的赶考到位居臣相，直到包公道：“从今后务望义士常在开封，扶助一二”，展爷连说“不敢，不敢”也就应承了下来。这里的侠客对封建王朝的忠心是如此的入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此作了高度的概括：“虽意在叙勇侠之事，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有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这里的包拯和颜查散就先后总领侠客义士。当然，侠客保护清官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庞吉见掷进一个毛茸茸血淋淋的人头，猛然吃这一吓，几乎在椅子上栽倒。旁边庞福吓得缩作一团……只得忿忿悔恨而已。”小说独步纵横江湖的侠客怎么与清官结合，侠客又怎么与公案合流呢？在贪官任意欺凌清官，陷害、谋杀、用邪术等阴险手段全用的黑暗的官场。清官秉公办案必将触犯有权势的奸贼逆臣及各种邪恶势力。往往是遇到阻力，甚至无法逃脱被害的命运，更别说为民请命，为民伸冤。所以侠客的出现给清官带来了最起码的保障与干实事的生机，也铲除了贪官，维护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统治秩序。侠客也是乐意担当这样与公案、朝廷、清官等相结合的角色的。
对比《
三侠五义》中的义士，特别有血性，有反抗精神的白玉堂潜入包公住所留刀，闯入皇宫演出内苑杀人，宫墙题诗，盗取三宝等诸多戏君的把戏，这样的行为是不为朝廷所容的，也不能称的上是“侠”。再对比《
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个个都个性刚毅，他们是决不会在皇帝面前杂耍表演的。就连宋江接受招安一事，也是有很多好汉来反对的。他们也就更不可能轻易的接受封建官职，尽心尽力的为王朝服务。有着天然反抗精神的李逵对封建统治者永远燃烧着仇恨的怒火。与敌人打仗他总是赤膊上阵，冲杀在前，就是至高无上的“大宋皇帝”的“鸟位”，他也想有朝一日把它夺了，他是招安在坚决的反对者，提起招安他便要怒吼。特别在宋江死前还特地把黑旋风李逵用毒酒先毒死，因为他明白有很多好汉在他死后必定会反抗朝廷为他报仇，而李逵将是第一人。从这里看出，英雄好汉们是以“义”为第一的，为朋友，为兄弟而反抗，他们在心态上是藐视朝廷。这也就是“侠客”“义士”“英雄好汉”在心态和行为上的不同。这也是清代对于侠客定义的一条根本标准。
这样描述的情形与当时的社会思想与心态是密不可分的，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因为《
三侠五义》风行时正是中国内忧外患最深重的时期，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遭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满清王朝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这个时期的侠客被赋予了更大的政治责任——打击乱臣贼子，维护正统王权。充分表现了作者在封建王朝面临四面楚歌的危势下，油然而生的保清官，保朝廷的落后的封建思想。所以说《
三侠五义》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正统皇权的至高无上，颂扬清官率侠客效命朝廷，符合统治当局利益的行为。于是在晚清社会风靡一时，“惊动公卿夸绝调”。与《
水浒传》屡遭统治阶级的禁毁和某些封建文人的斥责的命运完全不一样。也是因为特定的心态，才创造出了这样一种既继承并保持了秦汉以来中国游侠不畏强暴，见义勇为的传统精神，又消泯了向来民间绿林侠客反抗官府替天行道的反封建精神，生发了新的报恩忠君的思想，既行侠仗义，又效命官府的形象，“侠”也有了新的内涵。
二、完全的遵守封建的忠、孝、仁、礼等道德标准，带有明显的封建思想。
对封建王朝的忠显而易见。这里的孝，展昭“惟有老母跟前，晨昏定省，克尽孝道”，老母有病便“延医调治，昼夜待奉”，老母死后“服丧百日”，他都一一作到。而丁二爷对自己的母亲也是尊敬有加，大事小事也是听其决定的。展昭懂得一切礼数并完全遵守，刚进丁家门前便放下宝剑，因为是初到别人家，而且老伯母还在堂，作者用赞赏的语气夸奖他“这便是展爷的细心之处”，还有对男女礼节的尊重“与丁小姐比剑，凡有不到之处，俱各点到，点到却又抽回。”对包公的妻子毕恭毕敬的叩拜，与关公的门外守嫂可相提并论。还有行为的仁义，解救颜福后直接送其回到家才离开。当然对朋友的客气，对平民的帮助都是符合封建的道德标准的。
《
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其中的“义”也是被作者所强调的。先对比《
水浒传》中的“义”，里面的人物是被定义为“草莽英雄”而不是“侠”。他们的义在于重许诺，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肝胆相照。锄恶扬善，敢于扫荡人世间一切不公平，不合理，不畏强暴，敢于直前，决不低头。具有一种英雄的豪迈之气和草莽的野蛮习性。他们常积聚满腔的怒火，一股激愤的不平之气。因为他们的阶级立场和人生境遇与三侠是完全不同的。像李逵、鲁智深、武松等自身就遭遇了最多人世间的不平，担负着血海深仇，对统治阶级的腐朽、罪恶有切肤的体会。他们首先便是自我的救赎，然后才是发展到救他人。他们在历经磨难后，便有着强烈的主动反抗不公平社会的愿望，并有了采取了挑战社会制度，打破社会秩序的有力行动，成为“草莽”，“起义反叛者”和“放火杀人的强盗”。这些人之间只讲“义气”，即为彼此共同的利益结成一伙，不拘小节，不顾生死。这种义气只限于“问气相求”，局限于“好汉”们之间，对于自己的同类，无论有过什么争斗宿憾，只要知道对方是条好汉，便可以前嫌尽释，握手言欢。甚至为朋友不惜“担血海也似的干系”。这种“义气”与“侠义”并不全同。“侠”的核心仍是具有路见不平，拨刀相助，仗义疏财的高尚品质，义士们有时会“随意”的做出仗义之事，却绝对没有锄强扶弱，救济贫贱的自觉意识。他们没有明确目的，缺乏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如鲁智深保护林冲暗中相送到沧州纯粹是出于对朋友的关照，救下金老父女的事迹也是纯属偶然，凭一时气愤不平搭救了他们，带着英雄随性而为“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意味。而“侠”却有着明确的行动目的，行侠仗义成为他们的出发点与归宿，贯穿他们整个思想与行动。是一种自觉的追求，体现“侠”的特质。
其次，侠义们除了见义勇为，济弱扶困等正义的行为外。就朋友的关系而言，他们之间的义并不是是非不分，一味的“江湖义气”。如展昭被擒后，由于误会白玉堂霸占良家妇女而引起的争斗；白玉堂与有小人品行的朋友断交都注重了声张正义，并非只是愚昧浅薄的匹夫；还有更典型的就是当北侠和五鼠的利益发生冲突，五鼠手下跑来抢鱼的时候，朋友的关系便先放在了一边而重要的是解决利益问题。后来更是大打出手，一代大侠把对方打的头破血流。由此看出，侠客也是很重视自己利益的；北侠对同为朋友的白玉堂的评价也是客观有依据的“虽少年华美，器宇不凡，但为人阴险狠毒，却好行侠仗义，行事太刻薄”。
再次，从书的开头，他们便年少有盛名，受人尊敬，出手阔绰，每战必胜，是人生顺利的典型，所以他们斗争时自然就不会有“激奋之气”而带有少年得志的“儒雅之风”。这也决定了他们的“义”是有着独特品格。
但侠客的思想中也是封建的糟粕，因为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人带有明显的特征。如展昭为了保全田忠妻的贞洁而全力救她，这是贞洁观念在起作用。他还特地嘱咐马汉“他乃贞烈之妇，不必当堂对质”。而且，还有一种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对于霸占茶楼的恶人并没有直接的斥责，反倒说“想是续娶的姑娘不好，但凡好么，如何他们翁婿会在仁和县打官司呢！”等等。
《
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形象作为晚清人心中的完美英雄，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自身特点。他们的行侠仗义，人格完善，清代标准下的守制遵礼，对封建道德伦理的恪守等正是晚清市民阶层对完美侠客的要求。透过这一文本，可以使我们更接近延续千年的侠义文化精神的变更和清代侠客的特质。
参考文献：
[1]陈颖著，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M]，江苏教育出版社。
[2]曹亦冰著，侠义公案小说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
[3]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清石玉昆著，三侠五义[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陈婷，女，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03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