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家族为本位来结构整个社会组织、营造社会理想的中国，随着西方现代国家观念和现代公民意识的传入，延续了近两千年的将个人命运捆绑在家族利益上的传统开始在上个世纪初出现了些许松动，以个性主义为主导的“个人的觉醒”就是这松动的反映，整个现代中国的现代思想意识的体系以此开端。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下来，具有现代思想观念的第一代“新青年”的诞生之日，应是他们从作为实体存在和观念象征的“家”中出走之时。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擎旗大将的陈独秀，早在1916年初写作的《吾人最后之觉醒》思考“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的怪现状的根源所在，以其惯有的无须商量的决绝口气指出：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吾人最后之觉悟——伦理的觉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有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
[1]所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在这由家国之臣民而国家之公民的观念和身份转换过程中，因为不可避免的关涉到血缘亲情的复杂纠葛和身家性命的生养的利害忧戚，每一个陷落其间的个体生命都会显示出蜕变的艰难甚至反复，我们于新落成的思想观念的大厦的下面不难于嗅出腐臭中的血腥。巴金的小说《家》里的高觉新，在标示着“家”之难离的同时又宣示着“家”的不可不离，在触动中国社会思想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也最为敏感的命题时，显示出人物灵魂之深的同时也显示出作者忧思之深。
高觉新生活的年代已经是西风劲吹的新旧交替的当口，高家世代聚族而居的西蜀之都的学堂里各式各样的西方文艺文化思潮接踵而至，来自辽远的异国他乡的宣扬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宝岛》《复活》成了中学生的教本，而出自本乡本土的“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则成为学生欢迎的教员；在一切似乎都一如既往的平静的深家大院中，孕育着巨大的变动，因为代表未来的青年觉民、觉慧的心在驿动。不过，热闹终究不属于觉新——在小说里，这位被称为“大哥”的人，虽然也是青年，但“处境并不相同”，“在这一房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所以，“在他出世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
[2]，他是一个青年，却没有青春，由于濡染了太深的封建思想观念，他的身体里浸淫了那本该只属于垂老一代的毒素而无以自我振拔。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觉新最后毁灭的必然，而看不到他曾经有过的痛苦、挣扎和些微的振作的话，我们所理解的必然将是懦夫懒汉式的被动接受的必然，正确的途径应该是清楚那不得不如此的、矛盾纠结的情境之后，再作出我们的结论。
觉新性本善良，又是“在爱的环境中渐渐地长成”的，他憧憬于自己远大的前程和美妙的梦幻：对未来，他想报考北京或上海的大学专修化学，以科学救世；对爱情，他倾心于“能够了解他、安慰他”的表妹，想望有朝一日能终成眷属。他接触过新思潮，心里也明白新的人生的方向，灵魂里同样不乏神往与热望。应该说，这是一个与传统的封建士大夫阶层有所不同的人生理想和处世之道的开始，但可惜的是他处在介乎古老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临界点上，因之而来的思想上的犹疑、行动上的游移，只能扮演个介于新旧明暗之间的角色，最后也只能眼看着光明在前面徒生艳羡之心，而把自己留在了黑暗里，演完一曲灰色人生的悲喜剧。觉新这一文学形象的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直观而形象的展现了传统思想的因袭和生活环境的保守的巨大的阻力，无论是在人的觉醒还是在民族的现代化都是如此。
在《家》里，觉新相对于高家的长辈他是新式人物，他知道在高家大院之外还有社会，在成都之外还有中国和世界，这种眼界上的超越，以家族为中心的利益范围、价值上的超越，以家族为纽带的血缘伦理，意味着具有现代国家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萌生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对于那沿袭千年的封建家族而言，完全是形同水火的异质之物。惟其性质如是，觉新在精神追求和人生理想上的新生的冲动，遭受摧残和磨折而或迟或早的夭折，亦是势所难免。
如果事情结局仅凭这种简单的直线式的因果律就不可移易的决定了，那人类的进化发展史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部人类对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被动适应的历史。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觉新远非如许的清浅直白，正如众多读者都能解读出来的那样，觉新信奉的是“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这种以消磨人的意志为特征的生活观，导致他在师长辈和弟妹辈之间以周旋为体、以调和为用的“和稀泥”的角色。只要不抱成见，我们不难看到：在觉新的内心深处有着对家庭的依恋和对亲情的不舍，他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家庭、家族观念里面固然有传统观念的集体无意识形态的潜存，但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现代教育的受教者，他的行为活动中的盲动成分远不敌自觉的份额。就像觉慧在高老太爷病重垂危时，以一人之力独自抗争那于病人无异于摧残和折磨的祈神禳福同样的性质，觉新对家庭家族的深深眷恋中也毫无疑问的有基于对人的生存、幸福的肯定的人道主义的因素存在。换句话说，觉新这位大家族的末代长孙之所以双眼有世界广阔、内心也装有国家民族的命运，但他面对自己所熟悉的家人的生计日蹙、道德日下的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困厄，他的悲天悯人之心战胜了逃离的欲望，哪怕这些被悲悯者是自己苦难的加害者。应该说，觉新的这种滞留的抉择里有着和觉慧出走的举动同样的勇气，所不同者在于觉慧是在舟船将覆拯救无望之际选择了率先救出自己——先自救再救世；而觉新则有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基督精神和以身饲虎的佛徒气概，所以觉新的路有着义之所在、不辞其咎的献身的悲感。我们与其把觉新的留给家庭、付与家人理解为中封建之毒而不自知觉的可怜虫，不如老实的承认他是带着绝大的责任感和义务心来自觉甚至自愿的受虐苦行者。
我们在《家》看到最多的是觉新那忙碌的身形、悲苦的脸和愁肠百结的心，他办事处世只求对得起爷爷和让爷爷能瞑目于九泉之下。当他每每以其出色的办事能力在大家庭各色成员间巧于周旋以应付局面时，他是在延缓这大厦的倾覆，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于灵魂深处进行着与爷爷的关于责任和义务的对话。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旧传统和新思潮撞击的火花，使一个善良而懦弱的灵魂在地狱般的环境中左右失据，倍受煎熬，他以受难者的身份充当旧势力的‘帮凶’，又在帮凶的过程中成为丧失青春和幸福的牺牲品，他以伟大的支付造成了自己渺小的人生”
[3]。当然，我们会看到，所谓伟大和渺小是价值上的评判，其间见仁见智的地方很多，而觉新整个人生历程呈现出来的最让人感奋又心疼的依然是他那因善良而来的痛苦、为爱人而生的悲伤。家庭——家族这个让几千年的国人醉心不已的赏心乐院，在那世纪之交的知识者心里竟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它让善根结出有毒汁的果子，也使龙种蜕变为连作恶都不配的只会咬咬人的虱子。这股萦绕着“家”的激流的回荡，足以见出巴金对个人的觉醒和民族的觉醒进程中那关于“家”的伦理的觉醒的重视和沉思。
巴金在写作《家》是以自己的兄长为原型来塑造觉新这一人物形象的，在动笔之前他还征求过大哥的意见，大哥对于以自己为影子来通过自己的家的历史去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的想法深表赞许，并充满了期望。殊不料，在巴金刚刚完成的小说的头几章于《时报》开始连载时，他的大哥竟然在未睹一字的遗恨中不堪家庭的负累而服毒自杀。或许是出于深深的同情和不忍，“巴金后来写觉新，始终没有把他的大哥自杀这一点写进去，他还是对这个人物寄托着希望，他不忍让这个善良的人有这样阴暗的结局”
[4]。从这个细节上，我们是否也可以想见巴金本人于家庭亲情濡染也深、感触也细、系念也殷。在这一情势下，巴金对于作为千年古国文明所系的“家”的问题的思考便带有切身之痛，自然能够发现问题的复杂性的所在。
事实上，在《家》创作十年之后，少小离家的巴金在国难日深中第一次返回自己的家乡，并把自己回乡的感受艺术化为中篇《憩园》里那掩面于“家”的衰落而生的凄婉的调子，我们会诧异于作者在对“家”的理性批判之后的精神返顾的真诚与无奈。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与《家》同时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出现的新的激进价值观——阶级论价值观，我们会多一份参照物。那些热辣辣的革命文学反复出现的情节模式是：阶级意识觉醒的儿子——因为革命的需要不惜拿自己的父亲作为革命的首要对象开刀——最后以弑父宣告自己的革命化的完成，这种宣示所带来的伦理道德上的冲击差不多是对于传统社会范型的釜底抽薪，因为它在人的社会关系定位上把家庭家族的层面给全盘抽空，而以阶级的归属感作为冒险的灵魂的共同的皈依。这种过河拆桥、甚至还没过河就准备拆掉返乡之桥的决绝态度的后面所透露的，不是对“家”的视若无睹而是对“家”的诱惑与羁绊的极度防范，他们是以斩草除根式的毁弃来断绝自己心中的不绝如缕的念想。无论是巴金式的由激进而温和或于激进中藏温和、还是左翼作家的自始至终的绝端的激进，我们都会感觉到不同的姿态后面潜隐的却是同一个对象——“家”。
对社会，觉新不能有所作为，因为与他所服务的“家”同气连枝的传统形态的家国已是西山之日、生机无多；而他所瞩望甚至向往的现代形态的国家，由于他那难以移易的驻足点的限制，总处于可望不可即的“想望”之中。对家人，觉新充任的永远只是送行者和送葬者的角色——把觉慧、觉民和淑英送上离家远赴上海的轮船的是他，把蕙表妹、枚表弟和自己两个心爱的女人送进坟墓的还是他。对自己，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并不存在，因为这个善良的人是忘我或无我的。或许，觉新周围的人能够感受到他自我燃烧时的一丁点的微光微热，但这自我毁灭式的燃烧终究不能与人以真切的温暖。它虽然也是留在黑暗里，但远不是鲁迅所自认的死火，而只是一堆尚余温热之星火的灰烬，熄灭是它必然的结局。这是一个大的时代变更和大的文化转换前每每会有的“零余者”或“多余人”的或一形态的重现，觉新的不同只是在于他与“家”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灵魂深处精神上的扭结。
因为“家”，而留在黑暗中并最后消失的零余者——其觉新欤？
注释：
[1]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醒》，《
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2]巴金：《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3]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6页。
[4]徐开垒：《巴金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饶向阳，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陈海秀，湖北鄂东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