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大学中文专业的文学鉴赏，还是中学语文的文学课文的教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总是容易受惯有的单一的价值取向影响，尤其是从意识形态的观念出发，而忽略（或扭曲）了文本丰富的、本来的美学内涵，创作技巧有时也会成为思想价值取向的附庸。这样既不利于对中学生培养良好的语感，也不利于大学生研读性能力的养成。当前在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都呈现多元并存的状态下，建立正确的阅读理念，消除惰性积淀是文学教育同等重要的工作，尤其是一些经典（范本）的文学欣赏还是有必要重新审视，以纠正偏颇、谬误、纯主观的误读。朱自清先生的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精品，是进入中学和大学课堂最多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一，本文就以其散文创作技巧进行解读，并对习常的价值取向进行商略。
首先是散文的“直”与“迂”。传统的文学价值观是“重迂轻直”的，“文似看山不喜平”大家都耳熟能详。现在一些学者就指出胡适先生在“五四”时的激进也有流弊，如他在倡导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反对用典，号召直白，摧毁了文章的曲线美，以致贻害至今。文学作品好“绕圈儿”由来已久，我们可以追溯到先秦的《
诗经》，“诗六艺”中的“兴”（朱熹的注释：“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就是一种“绕”（或者说“迂”）的手法，比如先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然后才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由熟见的自然物作铺垫，再托出青年男女的爱恋之情，两种相类的事物通过比衬更显丰满、和谐、华美。后人把这种传统运用得更为纯熟，例子也就很多。但“直”与“迂”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它绝对化，认为一定是“直劣迂优”，那就错了。在朱自清的作品中，“曲径通幽”之作固然有，诸如借物抒情、以景抒怀、暗藏玄机的作品不少，可是成就最高的恰是直抒胸臆的佳品，《背影》自不必说，《春》、《绿》、《匆匆》、《冬天》等，都不是靠绕弯子取胜的，而是开门见山、正面突破，明白晓畅、淡妆浓抹。就说《荷塘月色》吧，有评家认为起首的“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是“文眼”，认为这是全篇的一根红线，这样一来，此文中最优美的写景文字就被赋予了思想政治的内容，语文老师也只好跟着盲目地、主观地联系时代政治背景了。把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描写与“心里颇不宁静”拉在一起，硬要猜出文字后面还隐藏着什么内容，或者是“直劣迂优”的意识在主导，或者是“思想性为第一性”的“时代要求”，这实在是太牵强了。其实我认为起首只是为去荷塘找到一个由头，写作结构上的需要更重些。而作者真要写的就是月色下的荷塘那特有的和谐美，就像作家要歌颂“春”，要赞美“绿”，要感叹时间的“匆匆”一样，难道这还不够吗？显然“直”与“迂”并非评价散文的绝对价值标准，还得看它的其它要素的组合。
再说“质”与“场”。“质”的构建往往是终极目的的，于是“场”的营造就容易被忽略，初学者甚至以为“场”只是个帮衬或搭头，可有可无，其实不然。就说《背影》吧，它的感人真如一些分析所说在于语言和情感的朴实与至情吗？如果没有作者的暗示和刻意营造的“场”，任何语言都会显得单调、无力，这也就是一般文章中只注意用感人的事迹来描写父亲，却失去了场的支撑，也就不那么感人的缘故。我们来看《背影》里的“场”是什么？是家庭气氛中父子间难以沟通的代沟，是一方施爱一方拒爱的别扭，是“祸不单行”的家运，是“买橘子”的场面拉开后我的幡然悔悟（似乎也可用朱光潜先生所提出的“距离产生美”的审美观来解释），是造成家运衰败的更为巨大的社会的“场”。正是在这些“场”的大背景下，“质”——父亲、父爱才得以凸现，我们才理解父亲说“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时的无奈、痛苦和悯子之情，理解“他们去不好”的执拗，理解一个壮实的青年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矮又胖的老人艰难爬过月台的尴尬，理解“到那边来信”的牵挂，“我的泪”才赚取了我们大家的泪。
还有“素”与“艳”的关系问题（这有别于“俗”与“雅”）。美学界有“清水出芙蓉”的自然美；“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赤，傅粉则太白”的标准美；以及“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和谐美之分。其实自然美、标准美和和谐美都涉及到用语的“素”与“艳”问题，或者说是美学的“度”的问题。文学的美靠语言作媒体，“素”与“艳”的运用是语言的美学选择，我们是提倡朴实的文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选择“素”，而抛弃“艳”，就像美术家既爱素描也工重彩一样。文学史上我们曾批判诸如南北朝时期宫廷中浮靡的文风，到了现代我们批桐城派，批八股文，提倡通俗平易的写实，这在文学革命初期要扭转一种颓风，树立一种新风时，也许需要“矫枉过正”，但现在仍有人反对骈文，他们不知道骈体文恰恰是汉语的一种审美体现和审美需求，甚至有的连汉赋一起批，这种做法太过偏激。其实我们反对的应该是一味沉迷在文字的空头游戏中的无病呻吟或矫揉造作，以及由此形成的语言定势。好的文章并不是因为它拒斥了“艳”，而是看实际表达的需要和效果。《荷塘月色》的用语就艳，有浓得化不开的月与荷、光与影、情与景的渗合，“弥望”、“凝碧”、“袅娜”、“倩影”等书面语的点染，比喻、通感、拟人等修辞格的运用，像一幅浓艳的山水画。再看《绿》，对一种颜色的描摹居然那么的传神、具象，像把玩一件精巧的艺术品，不断变换欣赏的角度，先是仰视、远观，给个全景；接着是俯视、近景，写潭的得名；然后用特写细工慢作地刻画，那精美的排喻令人叫绝，那些看似信手拈来的类比物象，把梅雨潭的“绿”光鲜剔透地烘托出来，汉赋铺排的手法十分明显，我甚至要断言，已经没有比这更美艳、更形象、更恰当的文字了。需要强调的是，朱自清的散文决非一味地艳，《给亡妇》、《冬天》、《儿女》、《说扬州》等篇什文字就很清素，可说是以“素”取胜的了。
最后想说说对传统文学营养吸收的问题。我们看到，不仅是新文学初期有非古的冲动，前些年也有学者提倡减少甚至剔除中学课文中的文言文。我们常说要多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古训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所谓烂熟于心，取法乎上。巴金先生就曾背诵过《
古文观止》。朱自清先生幼年受过士大夫家庭的传统教育，对诸子散文、古典诗词和小说等多有涉猎，形成了厚实的文化基础。他在《论百读不厌》里说到，“经典给人知识，教给人怎样做人，其中有许多语言的、历史的、修养的课题，有许多注解，此外还有许多相关的考证，读上百遍，也未必能够处处贯通，教人多读是有道理的”（《月光下的人生》第33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2月版），这是经验之谈。他的抒情散文情真意切，取材于现实生活中普通的人和事，却能感人至深，给人以美的享受，是很见功力的。尽管他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但在一片向传统文化的讨伐声中，朱自清还是清醒地从传统民族文化中吸取了营养，融合了中外古今的文学精华。就以《给亡妇》为例吧，通篇没有摧肝裂肺的号啕，也不大肆描摹思念时哀恸的气氛，甚至看不到涕泗交流一类的言辞，只平铺直叙了亡妇生前的日常琐事，但读来却感同身受，令人沉吟，令人感伤，令人泪涌。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以一梦勾出对亡妻的无限思念，不粉饰、不做作，不作捶胸顿足之态，却有牵肠挂肚之情。把苏学士词与朱先生文作一比较，至少有如下相类：一是两者都暗含社会语境。苏词首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交代了十年来阴阳相隔，其间生者官职频繁调动，颠沛流离，以致“尘满面，鬓如霜”，生活多变、多艰，却又衷肠难诉、凄凉盈怀。而朱文开头便道：“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其正文虽是日常琐事，但与动荡的社会不无关系，漂泊无定的生活折磨着生前的妻子，同样也会勾起生者的憾恨与别情。文中诉说亡妻逃难时拖儿带女，还要带上他那沉重的“劳什子书”，短短数言，酸辛中更带怜爱。二是均采用了对诉语式。对于苏词，我们采取直译法，完全可以第二人称的“你”来进行叙述；而朱文的书信体则直接采用了“你……”的语式。我想也只有这种语式才能淋漓尽致地向亡人倾诉内心的话语，一如“她”生前一样，在晨起梳妆之侧，在午榻耳鬓厮磨之际，在月临西窗之时，进行平等的对话吧？三是对“坟”的描写。“坟”给人的感官刺激首先是压抑、恐惧、哀痛、凄怆，它是逝者的归宿，也是生者的情感寄托，而在苏词与朱文中则是着力渲染的生者与亡者的情感交合点。苏词的末尾是“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朱文的末一段全是写坟，看似无话找话地说坟的大小位置，其实正是生者情感升华的极致，生死之隔的人距离最近之处，怕也就是“坟”了，那么，有什么比致于营造心之深处的坟墓更能表达思念之深，哀悼之切呢？当然，这些相类并不就意味着朱文对苏词构思的模仿或照搬，相反我们还可发现两者有很多不同，比如苏词借梦境发感慨，有些躲闪，婉曲，欲言又止；朱文则娓娓道来，如泣如诉，显得自然流畅，通脱真切，这除了文体和作者所处环境的不同，自然也是体现了作者的原创力的，因此，我更愿意认为是有了朱自清先生深厚传统文化的学养，才有了这异曲同工之妙。那么，让学生课外阅读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名作，并适当进行比较欣赏，我想一定是非常有益的事。
谭为宜，广西河池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现为北京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