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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烈的“罪感意识”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所独有的一种精神特征。在深受压迫、啼饥号寒的平民百姓面前，俄罗斯知识分子没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悲天悯人，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对百姓的这种困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常常为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而自责，甚至自感有罪。正如布尔加科夫所说：“俄国知识阶层，特别是他们的前辈，在民众面前固有一种负罪感。这一种‘社会忏悔’，当然不是对上帝，而是对‘民众’或‘无产者’”^[1]。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这种“罪感意识”，是东正教情感与西欧启蒙思想、特别是“人生而平等”的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这就使俄罗斯知识分子们纯然自省的涤罪观念转换为对俄罗斯普遍存在的专制压迫现象的反思。别尔嘉耶夫也认为：“知识分子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沙皇政权的力量和人民自发的力量。后者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隐秘的力量，知识分子自身与人民截然不同的，他感到自己有负于人民，他希望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命题纯然是俄罗斯的命题，西方很难理解”^[2]。19世纪70年代民粹派知识分子为了赎自己的罪，尽自己的义务而深入民间，和人民打成一片，教育他们，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甚至为了唤醒民众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罪感中不断地自责、自省，并向自己和社会发出了尖锐的道德拷问，在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就出现了一系列“忏悔的贵族”和“忏悔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道德拷问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罪感意识的突出表现。
       鲁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对人的心灵进行拷问，在洁白的心灵下拷问出心灵的污秽，而又在心灵的污秽中拷问出心灵的真正洁白。这种对于灵魂的拷问，实际上也是对读者心灵的拷问，往往使人不堪忍受，不能卒读。所以，鲁迅称他是拷问人类灵魂的“残酷的天才”。伍尔夫在谈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三位俄国作家时说：“在那三位作家中，正是托尔斯泰最强烈地吸引我们，也最强烈地引起我们反感，他迫使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要生活’”？“在所有那些光华闪烁的花瓣的中心，总是蛰伏着这条蝎子：‘为什么要生活’”^[3]？人们忍受不了这种“蝎子式”的追问。正是知识分子们的罪感意识和道德拷问，让文学的笔触突破了生活的表层而达到了社会和人类心灵的深处，使得19世纪的俄国文学超越了西方而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座高峰。
       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也鲜明地体现着俄罗斯知识分子强烈的罪感意识和强烈的道德诉求。在《古拉格群岛》等作品中，索尔仁尼琴对自己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剖。在被捕之前，作为一名军官，他练就了“老虎般的军官步态和发号施令的金属般的嗓音”^[4]，而忽视了人民所受的苦难。“骄傲在心中增长起来，像猪身上的肥膘一样”^[4]。他惯于对下属颐指气使，随意惩罚士兵，自视高人一等，对自己的肩章洋洋自得，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军官的特权。就是在被捕后从前线押解回后方受审的囚犯队列里，他仍以军官的优越感让同队的士兵难友和德国人替自己拿箱子而毫无愧色。后来在劳改营里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之后，他痛心疾首地意识到自己当时行为的可耻和自由精神的丧失，这使他汗颜无地。在饱受了“蓝滚边”（索尔仁尼琴以此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国家安全人员）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之后，他反省自己，如果上大学时他也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学校招募，成了“蓝滚边”，那我今天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不也会成为这样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子手吗？善与恶的界线在哪里？一个人在不同的境况里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就像俄国谚语所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从恶到善亦是如此。“看来，暴行也是一种阈限量。人一生动摇、辗转于善恶之间，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只要不越过暴行的阈限——他还有可能回头，而他本人也还在我们的希望之中。当他因作恶过多，或达到了某种程度，或因权力过大而突然越过了阈限——他便自外于人类了。而且也许是一去不复返了”^[4]。他认为，人都有一个道德底线，千万不能逾越。所以，索尔仁尼琴对人们大声疾呼苏格拉底的遗言：“认识你自己”！——他说：“‘认识你自己’是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是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起戴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连在炮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进军，于是我说：‘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5]？通过对自己严厉的解剖，索尔仁尼琴还进一步反省了20世纪俄国的专制悲剧的根源：“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是我们的——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4]。他希望人们从内心里认识到专制极权及其思想灌输是产生社会罪恶的根源，从而祛除狼种，恢复人性。
       索尔仁尼琴从作家的天职出发，以匡正世道人心为己任，不断地在他的小说里对人们发出尖锐的道德拷问。他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像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一样，将笔下的人物置于将死的绝境中，然后再一一地进行道德的拷问，或自我反省，或强制审判——每一个人在生死之际、善恶之间都无法遁形。作者特别对道德沦丧、人性泯灭，靠告密、诬陷、迫害他人而步步高升的鲁萨诺夫之流，进行了严厉的道德批判，并以此说明，肉体的疾病只是人类苦难的表征，精神的苦难才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那些自以为身体健康的人，实际上许多都是灵魂上的病人。癌症之于人体，犹如邪恶制度之于社会。他表面上说的是生理之癌，实际上剖析的是社会之病。“癌症楼”就是索尔仁尼琴眼中的人类处境，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空间里，他通过对身处其间的各种人物的命运展示和道德拷问，反映了现实，反思了历史，呼唤人性复活，充分表现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崇高的精神力量。
       读者在给索尔仁尼琴五十大寿的贺信中说：“您的一本本痛苦的书让人心灵受伤，同时又医治这些创伤。您把无与伦比的伟力还给了俄罗斯文学”^[6]。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时，《真理报》评论说：“我们读这篇杰出的小说时，心痛苦得缩紧了，但又觉得精神向上飞扬”^[7]。索尔仁尼琴把逐渐被当代人遗忘的罪感意识引进了他的小说，在道德和哲学层面上向世人提出了尖锐的拷问。他的作品将和他的前辈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一道，当之无愧地成为俄罗斯最深刻地表现人类心灵的文学瑰宝。
       注释：
       [1]见文池：《俄罗斯文化之旅——在北大听讲座第八辑》。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
       [2]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三联书店，1995年。第28页。
       [3]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
       [4]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158页。
       [5]见大迟：《面对永恒矛盾的俄罗斯诗人》。《书屋》2000年第3期。
       [6]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陈淑贤等译。群众出版社，2000年。第253页。
       [7]何茂正：《〈红轮〉及其作者索尔仁尼琴》。《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3期。第41页。
       李小驹，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此文为索尔仁尼琴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之系列论文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