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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李白的诗歌登上了诗美的光辉峰巅，他那充盈着生命和力度的诗歌，体现了盛唐魄力和盛唐气象。唐代的诗人中,李白的“仙”的形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确定下来,好像他真是一个狂歌痛饮、放浪形骸、远离尘俗、飘然欲仙的人物,这应当说是对李白很大的误解。因此，历来论者多注重李白诗歌的奔放豪迈，而忽略了其诗蕴涵的强烈悲剧感。其实，李白诗歌深蕴着悲剧精神。
       一、诗与酒
       中国古代文人一脉相承的最令人神往和陶醉的人生方式可以说是诗酒风流。诗酒因缘，于唐尤甚，这是唐代魅力奇特的精神文化现象。作为这个精神文化行为系统中最有神采的人物李白，曾被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摄下了富有象征意味和原型意味的形象：“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简直成了诗酒风流的象征。“太白醉酒”几乎成了李白固定的造型。在尼采的悲剧观中，“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1]李白的醉酒，是在出与处的苦闷中“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李白诗歌的魅力正是出于这种状态之中。
       诗与酒的结缘而成为风气，盛于唐代，却始于魏晋。中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在魏晋时代，文人们追求自然洒脱，艺术创作上显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宇宙意识，魏晋时代酒文化更是增浓了个人化和审美化的色彩。敏感的文人深切地感受到生存危机，在道教、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借酒自陶自适，在任性放诞的士风中体验着内在生命的苍凉与畅达，使生命进入了一种诗情的奇幻境界。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陶渊明把诗和酒连了起来，以酒大量写入诗中。从此诗与酒便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酒中仙”李白进一步将诗与酒融为一体，不过，李白比陶渊明多了几分想在盛唐以雄才济世，以诗酒傲世的豪放意气和激情。李白的世界是诗化的、情感化的，更是理想化的、自由化的。杜甫天宝间赠李白诗“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几乎成了李白的生活写照。
       杨义认为：李白超越魏晋，创造盛唐的一项重要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种以醉态狂幻为基本特征的诗学思维方式。他不仅把醉态当作一种生命形态来体验，而且把醉态当作一种诗学形态来体验。……从而达到一种酒、诗与生命大激荡而又大交融的境界。”^[2]醉态诗学可极大地强化诗歌中的生命力度，拓展奇思妙想的思维空间。盛唐文明的博大雄厚激发着李白的诗性思维。他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李白在醉态狂幻中，把酒、月、影三合为一，从中体验人生的本质。诗人花间独酌，举目无亲，弥漫着浓浓的孤独感。但是由于有那壶酒充当精神的媒介，把诗人内心的灵性投射到天上月、身边影，诸种无情都变成有情，人与宇宙间出现了大欢娱、大交融。在这里，醉态狂幻把宇宙间远近、虚实、动静的种种生命都唤醒了。“醉态诗学乃是一种审美形态的生命哲学，它通过对生命潜能的激发、宣泄、畸变、升华和幻化，于醉心腾跃和醉眼朦胧中，体临着生命的种种临界状态，看取了生命的内在秘密。”^[3]在酒后吐真言的情形中生命的丰富性和抑郁感，悲剧性和桀骜感，都痛快淋漓地吐露出来了。李白的醉态诗学在一种非常态中恢复了生命的丰富多彩的真与自由。李白诗歌的吟唱正是在“饮酒”中对其本真生命状态的自由表达。其诗因为醇郁的酒香而获得了恒久的活力。
       二、本真自由的悲剧人生
       李白的一生是自由地追求理想的人生，然而他总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中。李白的人生是真与自由的一生，同时也是悲剧性的一生。李白出生在唐王朝的上升时期, 具有唐代士人的积极进取精神，曾有过崇高的社会理想、远大的政治抱负。在《大鹏赋》中刻画了“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的大鹏形象,表达自己展翅高飞的凌云壮志。他一生每以吕尚、管仲、乐毅、张良、诸葛亮等人自比, 渴望建立“安社稷”、“济苍生”的不世之功。但是他的光明的政治理想却与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而他热爱自由、蔑视权贵的性格,也必然为当权的龌龊群小所不容，他陷入巨大的愤慨与苦闷之中。在《行路难》之一中,“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形象地写出了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重重险阻、举步维艰的情况。《将进酒》、《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这些诗歌更真实、更深刻地反映了李白的一生。在这些诗里,作者的理想与失望,旷达与抑郁,心灵的高傲与现实的苦闷,不可遏制的激情与无可奈何的颓放,种种复杂情绪交织成诗人内心强大的感情风暴。诗人渴望光明的心灵与黑暗现实之间发生剧烈冲突,诗人的感情虽然极端痛苦,但却表现出不屈的反抗、挣扎和奋斗,从而使这些诗歌具有了强烈的、突出的悲剧精神。
       悲剧的关键在于有冲突而得不到解决。李白诗之所以有悲剧感，就在于“不屈己，不干人”的处世原则与委曲求全的实践的冲突得不到解决。范传正谓其“慷慨自负，不拘常调”。李白对整个现存社会秩序产生怀疑，不愿走世俗而有屈辱的干谒之途，而要靠自己的天纵之材，“平交王侯”、“为帝王师”，干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业。李白既有忠君报主的思想,但却又追求平交帝王,不肯降心屈志、自贬人格。李白在《梁甫吟》中这样写道“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李白的这种追求人格价值的理想，产生在盛唐政治开明的社会历史土壤中,受到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的培养和滋育，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富有人格价值的人生追求。但是，李白对待君王的这种态度，如果说在贞观、开元政治开明的时代也只能算是一种美好幻想的话，那么到了天宝时期，就已经构成对现存君臣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因而为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这是李白陷入政治困境、造成他一生悲剧的重要原因。李白太天真，他以理想来取代现实的人生，必然充满着现实的悲剧性。他是一个意欲兼济天下而不能的悲剧英雄。
       恩格斯说过,悲剧的本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4]。李白诗中反映出来的理想，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理想，而是盛唐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孕育出的整个社会对光明未来的美好憧憬。尽管它热烈浪漫得近于天真，但却是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崇高追求，它代表了“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理想的实现却是不可能的。当政治开明的历史瞬间消失，当封建统治的黑暗本质暴露出来的时候，这种理想就会必然与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的冲突。李白诗歌的悲剧的实质，便在这里。李白的人生是与黑暗现实对抗的悲剧人生，是天真烂漫的自由人生，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叛逆抗争令人崇敬，他对本真生命的自由追寻令人感佩！
       三、悲剧精神的自由彰显
       盛唐自由浪漫的时代气息、儒道佛三家并存的思想氛围,培养了这位伟大诗人的批判精神和自由品格,使他的诗歌蕴涵着强烈的悲剧精神。这也正是李白诗歌能够放射出奇异光彩的主要原因。林庚先生曾指出，李白的自信“给他的诗歌带来了一种英雄气概。因此，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为英雄。”^[5]李白的诗，是大唐帝国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雄奇奔放的英雄主义气概。李白诗歌的豪放中常含有悲愤，其英雄气概里充满着悲剧精神。
       中国传统诗歌抒写悲情往往做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可是李白诗歌显出更多的英雄风格。李白的诗歌，雄奇奔放，具有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般的气势，他很少用哀怨缠绵的方式来诉说自己的悲哀,而是像火山喷发一样,像江涛海浪一样,发出愤怒的呼喊,以雷霆万钧之力,表达自己胸中不可遏止的激情。李白的诗歌是对本真生命状态的无比自由的表达。且看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是如何借诗酒自由抒写宇宙人生本真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两句对逝者如斯、人生多悲这永恒的悲剧意识脱口而出，是那样的突兀而又自然；是那样的直率而又深沉。青春不永的大悲与壮志难酬的烦忧熔铸在一起，使其悲忧的情怀弥漫开来，塞满天地。然而，目送归雁与对楼酣歌又使他的悲剧情怀流泻而出，使他壮思腾飞，青天揽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两句愁绪再度袭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终于再次飞向自由的空间。诗人在“昨日——今日——明朝”的时间链条中，经历着大忧患、大喜悦和大超脱。
       在跌宕起合中诗人将心灵世界巨细无遗地呈现出来，令人感到人生忧患之沉重，而在沉重之余，诗人又把人们引导向高朗壮阔的境界，诗中悲剧精神得以自由彰显。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有一种夸张是只属于李白的。李白式的夸张，已经不是一种艺术手法，而是一种不以常规为参照，只凭内心那近乎幻觉的真诚感受的表露，是本真自我的自然外化，是真正的生命的体验。如《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诗作抒写了诗人在政治道路上遭遇艰难，“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产生出不可抑制的激愤情绪。诗人把矛盾推向极致，“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远大的政治理想，仍盼着总有一天会施展自己的抱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现了他对人生前途乐观豪迈的气概，充满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情调。全诗蕴意波澜起伏，跌宕多姿。诗作的力度，正来自与命运的抗争，在李白式的夸张中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悲剧精神。
       其实，李白的人格是在强烈的悲剧感中展开的，他常用酒来消解浓烈的悲剧意识。中国传统悲剧的消解因素,是仙、自然、梦、酒等等,通过引入这些心理的补偿物或安慰物,使处于悲剧冲突之中的心灵平静下来,从而使心理困境得到解脱。这些消解因素在李白的诗歌中也是存在的，但它们却使原有的悲剧意识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得到延伸,这就使它们的消解作用大打了折扣。如《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诗作长歌当哭,痛快淋漓地抒发了李白的极端悲愤，愿在长醉中了却一切。李白常常借酒浇愁,企图在痛饮酣醉中忘记痛苦，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暂时的解脱。可是他醉酒的结果,却往往不是痛苦的抚平，而是“举杯销愁愁更愁”，是使他在另一种精神境界里去更强烈地体味现实的痛苦，这就使他的悲剧精神并非消弥，而是得到一种延续。而且“黄河之水天上来”泻下的乐观而愤怒的情绪也很强烈，当这种情绪与“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宣言叠合起来形成不可遏制的力量时，便凸现了李白的豪放形象，于悲愤中又见其豪迈的英雄气概，在诗人的超越中悲剧精神得以高扬。可见，酒并不是对悲剧意识的消解,而是使悲剧精神继续延伸和高扬。
       李白是盛唐一座青春的偶像，终其一生都未见衰惫之气。李白以其自由不羁的生命唱出了一曲“酒神颂”，把盛唐诗歌带上了浪漫的顶峰。毕李白之一生，总处在“出”与“处”的冲突不得解决之中。故李白的英雄品格之中不能不显露其悲剧性格，而李白诗歌豪迈风格之中又不能不显露其悲剧精神。
       参考文献：
       [1]周国平《悲剧的诞生》译序，三联书店1987.
       [2][3]杨义《李杜诗学》[M].北京出版社，200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林庚《唐诗综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郑泽红，女，湖北利川市人，湖北民族学院文学院讲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