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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大约除了杜甫外，没有哪个诗人拥有像陶渊明那么多的崇拜者了！他那些平淡自然的诗篇，被人们反复吟诵，再三玩味，甚至被奉为“为诗之根本准则”，他“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感士不遇赋》）的节操，被人们赞叹不已；至于他笔下那位“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的五柳先生的那份洒脱，那份散淡，那份高韵，更是令后世文人向往不已。
       陶渊明用优美的文笔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引人向往的田园世界，同时他也比较客观的描述了自己一生贫困淳朴、自得其乐的生活。甘居淡泊、顺应生死，追求一种舒适、高尚、宁静的生活，这就是他的人生选择。他就是靠着这种选择进行着艰难的精神跋涉，终于到达了“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五柳先生传》）的地步，达到了“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同上）的境界，求得了心理上的相对平衡。田园胜境是陶渊明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他精神跋涉的绿洲，是他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
       一、陶渊明不绝俗积极人生选择的背景和内涵
       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巨变的时代。在经济上，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开始减弱，独立庄园经济逐渐兴起。在政治上，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已经解体，独立的或具有相当程度独立性的政治势力迅速发展起来。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儒家思想受到历史性的冲击，“读经——入仕——扬名”这一封建文化最高的人生理想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而口谈玄理、不问政事则成为高雅的举措、脱俗的象征,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种局面的出现使相当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在思想深处由国家和皇帝无条件的绝对忠诚、对入仕的极端崇尚和向往转向对个人、对家庭的注重，以及对自我享乐、自我满足、个性自由的追求，这种转变虽然有消极的一面，但同时也是魏晋时期“思想解放”和“人的自觉”的一种表现形式。
       我们知道，东晋末年是一个政治污浊、战乱纷起的年代。陶渊明自得其乐的田园躬耕生活不可能不受到它的干扰，然而他的田园诗创作好像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以安详静谧的田园取代了骚乱动荡的现实，一句“心远地自偏”实质上是诗人对一种人生哲学的概括。心灵对外物与尘俗纷扰的滤除使得诗人目之所见、心之所想，均为理想化的生活之美，客观的现实环境中更多地渗入了主观精神的因素，纯然客观的外部环境注入了自我的、理想化的心灵色彩。因而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相结合，诗人疲惫的身体得到休息，忧愁的心灵得到慰藉，激愤的情绪得到释放，田园景色之美得到发现。实际上，正是那份超然旷达的心境，才令诗人有了这份新奇的发现与创造。
       陶渊明选择的生活的丰富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农耕生活的体验和认识。陶渊明在亲身参加农业实践的基础上，对农耕的意义产生了十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卿可观”（《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顾余俦列，能不怀愧?”（《劝农》）从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对“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已有了朦胧但又十分深刻的认识，陶渊明对农耕活动的体验和认识，使得他的整个人生历程比其他文人的现实生活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更加扎实的根基。第二、对人际交往的注重和体验。陶渊明与老农的“共话桑麻”一直被传为千古佳话，这一行为的产生与陶渊明对人的价值——所有人的价值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他曾把一位仆人交给自己的儿子，且满怀温情的叮嘱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说明陶渊明已经认识到任何一个人的存在都是有价值的！任何一个人都应得到与“人”的称谓相适应的最基本的尊重！这种认识无疑表明陶渊明已成功的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局限，陶渊明一直在积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默契和精神沟通。第三、对读书（实质上是与先哲进行思想和精神沟通）的注重和体验。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使陶渊明充分感受到了“不绝俗”的人生的快乐，体验到有限生活中的无限与超越。正是这种对人生切实的欢愉体验，（而不是阿Q式的虚幻满足）使陶渊明真正感受并深刻认识到自己所选定的生活比“混世”更有价值、更值得追求。如他曾这样坦率、坚定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岂忘袭轻裘（“轻裘”在此是富足的物质生活和极高的社会地位的象征），苟得非所钦”；“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这表明陶渊明并不像有些人、特别是某些伪君子那样绝对否定人们追求富贵的内在欲求的合理性，但同时他也十分清楚，获取富贵是以抛弃自己更加向往和热爱的生活方式为沉重代价的，因此当两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他便毅然舍弃了前者，这无疑是理性精神的重大胜利。
       通过内涵丰富的现世现实生活，陶渊明还实现了有限度的个人自由。我们认为“自由”是人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条件下积极认真的生活及在此基础上的思想、道德、情感、才智等的全面发展，而陶渊明正是以“田园”为基础和依托，通过农耕实践，通过人际交往，通过读书和写诗，通过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索，实现了自己有限度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就实现了有限度的个人自由。因此陶渊明的人生选择是十分积极而不是消极的。我们决不否认把个人价值和自由的实现与整个社会的完善结合起来是最为完美的人生选择，但在历史上适合这种结合的社会条件往往是不存在的，而如果在某一特定时代不存在一种比现实的人生选择更完美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种现实选择的相对完美性和积极性。
       二、陶渊明对“高密度”和“诗化”生活的积极追求
       陶渊明对“高密度”生活的积极追求与时代精神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魏晋思想的显著特点是个性心灵的觉醒和理性精神重新占据重要地位，而这两者突出的表现在对“死亡”真实含义清醒理智的认识（即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而不仅仅是构成“人类”的一个无差别的原子，其生命是有限而短暂的），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带有浓重感伤色彩的迁逝感（即生命迁化、时光流逝之感）。既然生命只有短暂的一次，那么面对这具有永恒“悲剧”意味的现实，人们应该如何生活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呢（短暂的人生无疑常常给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打上一个重重的问号）。这是摆在真正意识到生命有限的深刻内涵的人面前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个性心灵已经觉醒的人来说，回答往往是这样的：既然生命是短暂的，那么人们更应该珍视宝贵的生命，努力追求“生命的密度”，即在短暂的一生中最大限度的追求浓烈的欢愉和充分的满足。在陶渊明看来，既然“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杂诗》），那么就应该“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对人生彻悟的境界，“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二十首》）。
       陶渊明的这一人生选择归结起来有以下要点：其一，着眼现实，抓住现在。做到这一点往往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人们很容易忽视平凡的现在，而总是在追忆过去、憧憬未来。其二，在摒弃虚名等的前提下，追求实实在在的现实快乐与满足，使自己在短暂的一生中最大限度的体验人生的快乐，并以此为基础使自己经常体验精神升华后的极度喜悦，使人生得到超世的张扬（当然也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张扬）。
       陶渊明的人生选择也使他切实超越了死亡和有限。当成功的超越了死亡和有限之后，生命的有限对陶渊明来说就不仅仅是对人生意义的威胁，与这种威胁相伴着的是其积极的作用，因为假如人生是有限的，“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巳酉岁九月九日》），便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人生本身也将变得平淡无奇，“不死复不老，万岁如平常”（《读山海经十三首》）。
       在追求“高密度”生活的同时，陶渊明以诗人对生活超凡的认识和理解，以诗人特有的心境和敏感，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不平凡、富有诗意的内容，同时给日常生活染上了其原本没有的色彩，这就是日常生活的诗化。对诗化生活的体验是陶渊明精神升华的另一条重要途径，这种体验使其精神升华到了超世的澄彻恬静的境界。生活的诗化和精神的升华使陶渊明充分感受到极高层次的快乐和满足，而所谓的“高层次”主要表现在这种快乐和满足本身，也是极富诗意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诗化生活所实现的澄彻恬静和与“高密度”生活相伴随着激情勃发本来是根本不同的两种心境，但在陶渊明那里它们却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这种统一在任何时代都是人的精神全面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
       陶渊明对诗化生活的追求是十分积极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田园生活的追求上。“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陶渊明一生都在追求着旷达超脱、卓然于世的人生境界，田园躬耕是其必然选择。这种生活既是诗人社会理想有限的寄托，又是诗人主观理想世界的本真之一。在他一系列理想与现实相交织的田园诗人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有别于农事诗篇的新内容与新创造。他笔下的田园生活是美好的，优美的田园景色，恬淡闲静的生活，自由的人生境界，尽在诗中显现出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儒道理想世界中的那份淳朴至真的上古之风，“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这种独特的发现与感受是由诗人陶渊明追求自然的天性所决定的。几经出仕与弃官的往返，陶渊明终于发现自己的理想境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当从“尘网”中回归“自然”时，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与宁静，如他自己笔下的“桃源”一般，方宅草屋，绿树掩映，远村近烟，犬吠鸡鸣，在诗人的眼中全无世俗的喧嚣与纷扰，主观思绪倾注于笔端，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
       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以一种独特的目光审视农村自然景色躬耕生活，更以一种新的观念感受体验着田园生活中的人情、人性美，在《和郭主簿》其二中，陶渊明发出了这样的咏叹：“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这里，诗人以芳菊、青松来比喻理想人格，并流露出了对人生知己的渴盼之情，但是诗人对人生知己的理解，不仅仅限于互相推赏的隐逸之士、世外高人、更有那些在纯朴的乡村田园中，因躬耕而结下友情的田野村夫。《归园田居》其二云：“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饮酒》十一云：“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从这种共通的言语、共通的心境中可以看到，诗人把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具体落实到呼喝为伴的野老夫身上，在那个时代不能不说是一种超越历史的情怀展示。诗人以对质朴率真人性赞美来对抗虚伪丑恶的世俗社会，而其中的思想感情更是前无古人的。因而，田园诗作有了更新的内容，田园景色的美好与凋敝，诗人与知己间的美好真情，通过陶渊明的田园诗得到生动的反映，充分的显示。在他的诗作中，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遭到了否定，躬耕之苦中蕴涵着陶渊明人生的欢乐。“田园诗之祖”的称号，陶渊明当之无愧！
       总而言之，围绕陶渊明人生选择和诗风的热烈反响已经持续一千多年了，人们往往在欣赏他优美田园诗文时，不大注意他严重的思想冲突，在赞美他优美的田园诗文时，常常忽略他为了进入这种理想的审美状态而付出的艰苦努力，人们把他看的太飘逸、太轻松了。对于陶渊明来说，这种艰苦与优美、压抑与舒展，激愤与平静的对应，是山之于谷、鱼之于水一样不可分割的。陶渊明在时代和社会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展了自己的各个方面。这一人生目标的实现，既仰赖他的精神努力和超越，同时更是其“不绝俗”、积极有效的选择，充实和改造现实现世生活的结果。陶渊明的价值不在于无冲突，而在重重冲突中以高洁的人格热诚执著的追求着美好的理想，从而在脚下开辟出一块奇异的花圃，给后代人留下深长的回味。
       冯艳萍，山东枣庄八中南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