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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各种文学期刊，可以发现关于农民工的小说日益摆上了作家们的案头。在这些写农民工的小说中，对于农民工体现着两种定位。第一，身份定位：他者。城市乡村这种二元对立自古已经存在，随着现代社会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农民工涌进城市，这种二元对立得到了酣畅淋漓地演绎，农民工的“他者”身份突现得更为明显。地位他者，文化他者，即使是语言、服装、眼神都无时无刻地提醒读者这是一群农民工。就如同陈应松的小说《太平狗》（《人民文学》2005年第10期）里那个称之为太平的狗在铁笼子里与城市狗的对立，透露出古老的、传统的神农架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立隐喻。第二，命运定位：堕落（或者死亡）与回去。小说《太平狗》里人狗隐喻昭示着这样两条道路，这也是大多数此类小说要告诉读者的内容。
       对于这两种定位，我们不禁要问：这就是当前农民工的形象吗？他们思想麻木，精神空虚，看不出农民工之间的区别，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简直就是混沌的一片。在城乡二元对话里的农民工不是处于弱势地位，而是完全没有“说话”的权利。小说里展现着一道道溃烂的伤口，却让人完全没有疼痛的感觉，文本之内和文本之外都平静如水。
       农民工社会保障、工资、子女受教育等一系列问题早已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重视，但是，在文学领域里，作家应该怎样面对这样的“现实”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代人民立言、为老百姓写作一度深入人心，但是，“为老百姓写作”这一宏大的命题本身就置我们以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是一种“准庙堂的写作”。莫言提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关涉到作家的写作立场等一系列问题，其间，至关重要的是作家应该怎样理解和体验农民工的精神世界，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注意到那些真正来自他们生命内部的悲欢。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农民向城市进军的过程中，淳朴和善良与城市文明的碰击、挤压下不堪一击。在城市里，善良的农民使用暴力，为了金钱也会去“买马”，纯情的乡村少女在城市的霓虹灯下堕落。但是，当这种异化在小说文本凸现出来的时候，作家不仅要展现中国现实的真相，应该看到现实后面的文学；作家不仅要体现批判主体对于现实的批判，更要有对于现实的逼问。农民工生活悲苦、思想落后，在与城市的对话中处于弱势的地位，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可能，农民工的出现是城市动乱、抢劫、暴力的由头之一，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乃天经地义。不过，文本对于农民工这一群体应该体现的是更多的人文关怀和人性体验。作家的内心深处应该更关心着这样的问题：谁应该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当农民工的尊严和权利遭受践踏时谁为其负责？在城市的生活底层，农民工们用自己的血汗构筑着城市的大厦，又是什么让他们连容身之处也没有？这不是一个单靠制度和政策所能解决的问题。
       农民工不是城市的他者，和众多的城市人一样，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也是国家的建设者。在向现代化进军的过程中，农民工不应该是被遗弃和剥削的对象。在共建和谐社会的道路里，永远体现城乡二元对立的城市和社会必然是孤独的城市、道德沦丧的社会。同样，农民工也不是作家和文学的他者。对于作家来说，如果把发生在农民工身上的丑恶现象看作是应该有的“现实”，采取认同的态度，那么，这样的“现实”又将是另外一种“媚俗现实主义”。
       汪林，男，深圳大学2004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