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源于生活，是社会生活能动的反映。关于文学的起源，鲁迅先生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我们的祖先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的劳动必须发表意见，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这就是文学，他当然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一个时代的作品，无不折射出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们教学文学作品，只有把作品摆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才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挖掘其深刻的意义，加深对社会的认识，从而在学习中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文学即人学，文学反映社会生活，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通过生动、具体的形象再现生活，时代不同，反映的形式和内容也各有千秋。“凡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各有差别，在表现手法上也因文体不同而有差异。比如，诗词常用“赋、比、兴”，同是诗，唐诗重形象，“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宋诗重哲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同文学评论家孙绍振说的，“诗和散文比更强调想象”。同是古典文学作品的教学，教法也不一致，鲁迅先生说：“自从有《
红楼梦》以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那么哪些是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呢，教者也应该研究。只有把握了不同时期的作品及风格，才能较好地教好文学作品，避免教学的“千人一面”。因此，作为一个教者，教文学作品首先要懂文学，懂社会，才能教出作品的文学味。同样的道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作品的理解也不应强求一致，诗人舒婷说得好，“作品既然为大家所接受，也不是我的了，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人们常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文学作品的教学要突出文学的特点，要注重对作品的表现手法的分析，教者要引导学生披文入情，理解作品，去揣摩、咀嚼，使学生读出作品的文学味。试比较“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象剑，也象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象沉重的叹息，又象英勇的火炬。”（舒婷《致橡树》），“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戴望舒《雨巷》），这两首诗的作者，一个是象征派的代表，一个是朦胧派的中坚，他们的诗作在表现手法上各不相同，如果不注重表现手法的分析，是难以理解作品。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我们组织教学是在教师与文本、学生与文本、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的。因此，教师、学生、文本三者融为一体，才能产生共鸣，实现语文课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与文本对话，就要深研文本，如孔乙己，有钱时“排”出几文大钱，潦倒时“摸”出几个钱来，一“排”、一“摸”，作者对二个穷困潦倒知识分子的描写跃然纸上。“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大约”、“的确”前者猜测，后者肯定，看似矛盾，实则点睛之笔。“大约”是我的猜测，因为孔乙己我没有见，“的确”是肯定，它指出了孔乙己们在这样社会的必然命运。它把作品摆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显示出作品深刻的社会意义。我们在学习中，要引导学生深钻作品的中心字、句，领会作者匠心独运，就能读出作品的文学味。
与文本对话，要领味文本表现的“这一个”。文学作品对人物的塑造，是作者对社会现象深刻认识的反映，鲁迅作品刻画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但我们找不出两个相同的人物，提到阿Q，我们仿佛听到他“儿子打老子”的自我解嘲的精神胜利法，看到他在死前判决书上立志要把圆圈画得圆而未能画圆时的惭愧，我们也和作者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同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殉葬品，孔乙己绝不等同于范进。
文学作品教学有其独特的地方，只要我们抓住特点进行教学，就能把它和其它作品区别开来，教出作品的文学味。
刘仲仁，教师，现居湖南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