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儿童时代到18岁以前，我得到过许多人的关心和爱护，但那个时期对我关爱最多、影响最深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生我、养我的母亲，一个是教我知识和做人的刘静娴老师。
1934年8月我出生于武昌，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武汉以前，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弟弟离开武汉回到老家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洛阳店的刘家湾。母亲于清代末年(1906年）出生在随县城关的一个老中医家庭，从小跟着外祖父读过《三字经》、《
百家姓》、《
千家诗》、《女儿经》、《增广贤文》等书。我七岁时在刘家湾读私塾，在家里母亲便时常教我念旧体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坐在母亲身旁，母亲用舒缓的语调教我念“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诗句；还常常对我讲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映雪读书”等故事。在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从小就喜欢读书，那时候在私塾和家里主要也是读《增广贤文》、《
幼学琼林》等儿童启蒙读物，还读过《
论语》、《
孟子》中的一些篇章。
后来，因为日本鬼子侵占随县，到处烧杀抢掠，在云南、缅甸一带与日寇打仗的父亲，便要我六叔护送我家母子四人于1943年秋天辗转到了昆明，到昆明后我才进了公立小学读书。记得有一天傍晚，我放学后回到家里写大字，听妈妈说“要吃晚饭了”，便连忙放下毛笔，站起来就要去吃饭。这时妈妈走到我面前，看到大字本上那一页还有几个空格没写，便要我去写完，于是我写完了这一页，洗了手才去吃饭。从那以后，我记住了母亲的要求：读书、写字，都要认真，不能一页字没写完就放下来；做任何作业，都要有始有终，努力做好。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家随父亲一起到了重庆。我在重庆南岸西南小学读书。小学毕业考试时，我在班上得了第一名。母亲知道后特别高兴，专门做了两样好菜来“奖励”我。由于父亲任职的地方经常变动，我们家也经常迁移，我从初中一年级上学期到初中毕业的三年中，先后在重庆、湖北汉阳、南京和武昌的六所中学读过书，从来没有留级，也从未跳级，就这样，那几年每年寒假、暑假，我都得认真复习功课，参加转学考试。为了进一所好学校，有时一个假期要参加几所学校的转学考试，真可谓是久经“考”验、身经百战的学生。而在我从小学到初中阶段的每次重要考试前，妈妈最爱给我做的一样菜是藕，或是炒藕片，或是排骨煨藕汤。妈妈常说：藕有很多窟眼，吃了藕考试的时候心里开窍，就会考得好；赶考前千万不要吃苕，一吃苕，就把心窟眼堵住了。不知是因为应考前我常常吃藕，还是因为记得母亲对我的殷切期望，少年时代的我学习和考试成绩一直都比较好。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我和同学们一样在实验中学初中提前一个多月毕业。那年夏天，我考上了实验中学高中，可是家里已无力支付我们姐弟三人的学费。于是我申请转到湖北省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因为师范学校有助学金，还有伙食费。这一要求得到批准，我终于可以继续读书了。
进教院附师后，我受到了全新的教育。学校领导和老师常教育我们要“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老师们都认真讲课，对学生都亲切、和气，特别是刘静娴老师，是我在新中国学校里的第一个班主任，对我们的学习、思想和生活都很关心。她给我们讲心理学，深入浅出，简明生动，同学们都喜欢听；她教代数也讲得很好，同学们都很佩服她。她对我们讲话总是轻言细语，态度和蔼可亲。她教导我们，今天我们爱祖国，就要为祖国好好学习本领，将来好培养新中国需要的建设人才。1950年6月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刘老师向我祝贺，并要求我今后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现在回想起来，母亲教育我要努力学习，知书识礼，这对我以后几十年坚持认真读书、教书、写书，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她所处的时代和所受教育的局限性，对我们的教育中也不免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消极的思想影响。而刘静娴老师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中国第一批青年教师，她多次教育我们要做为祖国培养新型人才的教师，为我和同学们指明了正确的人生路标。
还有一件令我永远难忘的事情：大概是1950年上半年，我在大冶师范读书的姐姐突然患急性阑尾炎，急需住院开刀；可我家经济困难，姐姐没钱住院。我去向刘老师讲家里的难处，竟急得哭起来了。刘老师同情我、安慰我，并在班上向同学们讲了这件事。刘老师和一些同学还捐献了一些钱，钱虽不多，却表达了刘老师和同学真挚的爱心。我感谢他们的关心，也从他们特别是从刘老师那里懂得了教师应当时刻关爱学生。
我们在武昌学习了一年半，到1951年初，省教院附师普师科迁到汉川马口喻家集，改名为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实验师范校址原先是德国人建立的一座教堂，三面有湖水环绕，周围都是农村和田野。那时学校的生活条件艰苦，交通不便，与外界的联系也很少。当时刘静娴老师的儿子才一岁多，为了人民的教育事业，她毅然离开大城市武汉，与学校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到了汉川喻家集；为了照顾孩子，她把孩子的奶奶也带到汉川乡下去了。到了汉川，刘老师不仅依然满腔热情地给我们讲课，而且为了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也为了到附近的农村去宣传土地改革政策，她积极组织和指导我们班上的同学扭秧歌，打腰鼓，导演快板剧、小话剧。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展现了她的多才多艺，而且更显示了她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对学生的热爱。她用切实的行动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刘老师的言传身教，使我们更深切地领会到，现在的和未来的优秀的人民教师应当怎样去对待学习，对待事业，对待学生。
在实验师范的一年半，在各位老师特别是刘静娴老师的关心和教育下，我继续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各门功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校行政举办的时事测验和校团委举办的团课测验中，我都获得全校第一名，受到了表彰和奖励。1952年夏天在实验师范毕业时，我和另外七个同学作为优秀中师毕业生被保送升入华中高等师范学校（今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我深深感谢在我青春年少时所有给我教育和帮助的领导、师长和亲人，特别是慈爱的母亲和恩师刘静娴先生。
刘兴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