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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实甫的《西厢记》有着强烈的反叛思想，具体表现在与传统截然不同的男女形象、主仆关系、伦理关系、功名利禄及婚姻观念上。
       一、重塑男女形象
       《西厢记》中男主角是张生，女主角是莺莺，另外有两位重要人物即崔母及丫环红娘，这两位人物对情节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普救寺中的偶遇，让张生遇见了美艳无比的莺莺，此后的张生为莺莺魂牵梦绕，然而这位“书剑飘零”的书生除了挚诚与痴情外，并不具备别的能力，在援兵解了普救寺之围后，便乐滋滋地做起了娶莺莺的美梦。当他帽儿光光，打扮得干净亮堂去见崔母和莺莺时，却遭崔母阻挠，美梦的破灭让张生一病不起。
       与剧本中的女性形象相比，张生的形象则显得相形见绌。崔母虽并非正面形象，却有一种威慑力；莺莺性格复杂，却始终有一种反抗性；而红娘则是勇敢、机智、最大胆、最有反抗性的角色。与张生相比，这三位女性形象是极富有个性的。张生的虚弱更显出了女性的坚强不屈，这与封建社会中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社会观念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剧本中的情节确有夸张，但王实甫告诉我们：女性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二、改变主仆地位
       《西厢记》中的丫环——红娘机智、勇敢、乐观、有胆有识，堪称文学史上塑造得最动人、最丰满的侍婢形象，“红娘”也成了人皆熟知的代名词。在《拷红》一折中，她以攻为守，变被动为主动，一番有理、有利、有节的言辞，以四两拨千斤的气势改变了老夫人的主意，使得张生与莺莺的爱情得以公开。在红娘面前，老夫人的威严荡然无存，莺莺的作假变得可笑，而张生的揶揄则更显得她有胆有识。红娘其实是劳动人民的代言人，与那些封建礼教的驯服者比起来，更充满活力和希望。同时红娘形象对于剧情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没有红娘的帮助，莺莺小姐是不可能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张生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没有红娘，就不会有《西厢记》。
       红娘的光辉、不朽，才显出了莺莺、崔母的苍白之力，也因为有了红娘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才暗示了封建势力的衰弱和必然走向灭亡。
       三、更新伦理观念
       在封建社会之中，不听父母之命便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但是在《西厢记》中，崔母却在女儿莺莺的面前妥胁了。莺莺最初是被许配给母亲的侄儿郑恒的，对这一桩婚事，莺莺一直心里不太愿意，然而却无能为力，直到普救寺中遇到了张生，事情才有了转机。莺莺被张生的挚诚深深感动，虽然最初徘徊在理智与情感之中，始终不敢摆脱传统礼教的束缚，然而在红娘的帮助下，最终敢于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虽然有崔母的严加管教，不断遏止，却始终阻止不了有情人的厮守。莺莺和张生的最后胜利，预示着封建的势力无论多么森严，无论怎样企图阻止和扼杀真情，其结果都是徒劳的，再森严的封建礼教，终究也无法战胜至真至诚的情感！
       四、厌弃功名利禄
       自明代以来，科举考试一直是读书人平步青云,进入上层社会的阶梯。然而《西厢记》中却将其认为“蝎角虚名，蝇头微利，拆散了‘鸳鸯’”。这一观点无疑是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尤其是由相国之女唱出。在剧中第四折，莺莺对张生的一再叮嘱，先是以诗相探，继而明白讲出怕“最后叮咛”这一节的“君须记”。由含蓄到显露，由委婉到强烈，除了思念、体贴之外，还有一种深深的忧虑，以及对功名利禄的厌弃。
       在封建上层社会中，状元往往是名门贵族选择的对象。莺莺的反抗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女子在爱情婚姻上的精神负担——唯恐被男子无端的抛弃。“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些景物的描写都体现了莺莺的心境，体现了莺莺小姐对功名利禄的蔑视。她在爱情上的觉醒，体现了她对至真至诚情感的渴望，对于浮名虚利的厌弃。
       王实甫在创作中安排一位贵族小姐的唱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不仅体现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蔑视，而且还表明了广大妇女对科举制度的态度。一位名门之女对此制度都深表厌弃，更何况一般女子呢？
       五、反叛传统婚姻
       中国封建时代的婚姻往往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无权自由选择。
       《西厢记》中的婚姻观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莺莺与张生的结合可以说是最完美的，才子与佳人在一起，外貌上相配，学识上相当，而且是自由的选择。王实甫的这一观念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可以说这一观念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婚姻观，是对封建桎梏的反抗与挑战。
       王实甫的《西厢记》因为艺术上的重大突破，思想上的深刻革新，使其成为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关于其价值与意义仍需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
       
       俞师，广西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