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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教育不同于文学鉴赏的重要一点在于，它不以高深的见识和独到的发现来苛求受教育者，重要的在于启发、诱导受教育者养成积极阅读的习惯，学会从文本的角度来理解文学作品的旨趣，并由此培养他们持久的阅读兴趣。当然，如果由此晋升至鉴赏的层面，能够做新颖的发现，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我们这里要谈的主要是第一个层面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的音符，这样的问题由来已久，并有继续蔓延的趋势，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般来讲，中学阶段的教育总是不能摆脱应试的阴影，文学自然不能幸免。老师和学生共同受利益的驱动，一起谋划寻求获取阅读高分的秘技，老师力求使自己的讲解具有针对性并充满指导意义，学生渴求老师教给自己金钥匙，可以照搬套用。二者一起努力肢解分化文章本体，把文学教育与阅读等同于问题设置与答案界定，设置一系列关于文章主旨、手法、字句方面的问题，并由此总结归纳出许多技巧，期望一劳永逸。实际上这种做法无异于舍本逐末，贻害无穷，教者劳累，学者无获，既不能一招致敌，又无端让学生迷惑文学阅读的要义。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有一种双重伤害的后果可能是教者与学者都未曾料到的，教者愈加潜心技巧的研究，希望找到真正的秘技，成为点化的高人，但徒劳无获；学者坐享其成但愈加迷惑，总是埋怨讲授者的方法不够应付所有的问题，怀疑讲授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并可能由此逐渐丧失文学阅读、探寻的动力，听天由命，当然更不用说文学旨趣的培养。除此之外，文学教育还有一种简单理论化的倾向，老师善于从文学史的角度归纳介绍各种流派，以文学归类代替文本阅读，学生从中掌握不少刚性的知识，谈则古今中外，诸子百家，一旦涉及具体的文学作品，只知流派、人物、情节，难以有细致、精妙的见解，空有其表。
       以上两种做法都损害了文学教育本身，往往会导致学生阅读兴趣的丧失。针对这种现状，笔者认为应该着力强调文学教育对文本解读的回归，让文学教育从真实、具体的文学作品出发，让学生真正懂得并领悟其中的乐趣与真实。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缓解目前这种尴尬的局面。
       一、文学教育要还原生活的真实，诱发学生阅读兴趣，避免教条化教学。
       所谓生活的真实是指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作者自身的特殊遭遇与人生体验，详尽而准确地了解和领会作品生长的土壤，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深入生活中去还原作品的原貌，产生认知上的共鸣。例如我们在讲解《阿Q正传》这篇文章时，不能只是简单化的处理阿Q这一人物形象，把它教条化地等同于“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作为嘲笑与批判的靶子，而要着重介绍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现状与旧中国农民的心理传统等，让学生在旧时代的大环境中能够理解阿Q实则是潜藏在国民骨子中的一种病症，是一个民族旧制度、旧传统、旧习俗的浓缩，更要体会到人物自身的悲剧性，可以对我们自身作更多的参照。这样来讲，可以避免简单的条理化分析，可以解除学生无恶意的局外人式的嘲讽。
       二、文学教育要还原艺术的真实，启发学生的认知，鼓励学生对作品进行多重解读。
       所谓艺术的真实是指文学教育要尊重艺术本身的特质，要从艺术的角度来解读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真实的艺术教育。这里的真实包括艺术作品的真实与创作者内心意旨的真实，文学解读应尽量避免人为的歪曲，尤其是受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得出定向单一化的结论以及无端的拔高和贬低。例如：在传统的一般性理解中，人们往往将荷裔美国人亨德里克·房龙先生在《〈宽容〉序言》中阐释的精神归结为提倡思想自由，提倡宽容，反对以愚昧无知顽固凶残的态度扼杀真理，并把最后人们冲破律法与迷信专制的束缚，过上幸福生活的结局理解成进步对愚昧的胜利，过分地宣扬真理战胜无知的观念。从正面肯定真理前进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所有阻碍它前进的制度或人都将被证明是荒谬与错误的，以此劝告人们应该对新事物、新观念的萌发与发展持宽容态度。从发展观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界定自有道理。但从本文涉及的环境、人物与精神的关系来分析理解，可以有更大的启发，从多个角度出发来阐释《宽容》精神的实质，更符合作者的本意。
       1.对普通民众盲目愚昧的宽容。从作品的语言文字中，我们了解到“无知山谷”是封闭、愚昧、落后、浅薄的代名词。我们可以想到：生活在这样一个圈子中的普通人，他们的思想觉悟与见识有多高，他们一贯接受的就是绝对遵从的教育；他们的反抗意识有多强，可以说浅陋与顺从已经成了他们沿袭已久的习性，并经由传播性教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普遍民众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方面要求他们在某种固有秩序下能够理解先驱者行为的预见性与重大意义，并给予最大限度的宽容，显然勉为其难。并且目前他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可以安定地过着简单幸福的生活的时候，美好而未知的充满危机的外部世界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是没有太大诱惑力的，他们也很难认同和理解先驱者不顾生命危险，翻越千山万水去寻找更好家园的做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先驱者的悲剧是注定的，他们的做法缺乏足够的文化认同土壤。即使他们帮助人们找到了躲避灾难的水草丰美的乐园，这样的处境可能依然没有太大的改观，人们除了感激之外，可能没有更深的精神意义，因为他们解决的只是普通人的生存问题而不是观念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驱者找到美好家园后的回归具有特别的价值，他们以自身的见闻向人们宣扬美好家园存在的真实性，正是这样的宣讲会改变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动摇他们一直信奉的“山谷法则”，让他们认同和理解先驱者的做法，即使他们没有成为先驱者的坚定拥护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宽容先驱者，不会成为权威的帮凶。作者在最后的结局中，并没有让无知愚昧的民众因为自己的盲从而遭受灭顶之灾，而是让人们循着先驱者的路找到了新的家园，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也可以视作“宽容”精神的体现。所以“宽容”对于民众而言，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批评指责，而是启发诱导他们改变自己固有的观念，对开创性行为持理解的态度，从而创设一种宽松的人文环境，软化封建统治思想以及其他传统权威形成的思想冻土。
       2.对旧秩序的代表守旧老人的宽容。任何一种生存状态在进入相对有序状态以后，都有一种潜在的秩序和规则来维持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无知山谷”中，守旧老人承担着这样的责任。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一眼就能发现守旧老人整天捧读的那本“神秘莫测”的古书，肯定是愚昧、无知的代表，我们可以诅咒他们的顽固不化，残忍凶狠。但作为规则与律法的代名词，我们又不得不理解这种现象的特殊性，无论是对守旧老人，还是山谷中的人们，他们都需要这样一个载体来作为他们信奉秩序、规则的象征。从维持现有状况的角度出发分析，他们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如果不是一场特殊的灾难降临，一代代的从普通民众中产生的所谓年长的智者会一直信守这些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法则，普通民众也会对其信仰终生。这样来想，当守旧老人拿起律法的武器，对先驱者施以惩罚的时候，我们就不难理解人们的赞同。守旧老人也是为了维护大众，尽管可能是浅薄的幸福才主张杀死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先驱者，并不是谋求私利的暴君。作者在文章的结尾让满腹怨气的民众带走了顽固不化的守旧老人，使他们同样在新的居所过上幸福的日子，也是一种“宽容”精神的体现。所以，守旧老人的做法所产生的结果固然令人痛心，但更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如何确立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社会规则体系，让执行者不会拿着盲目、愚昧的律法去阻止人们对未来的创造与探索，让信仰它的人们不会因为对新事物的怀疑而成为无恶意的帮凶。
       3.对先驱者开拓创新的宽容。先驱者是“无知山谷”中的先知先觉者，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使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前赴后继，不惜殒命来发现和告诉人们外部世界的真相，他们执著探索的精神和无畏献身的勇气令人钦佩。这样的例子不独在“无知山谷”中存在，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这样的挑战与这样的迫害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它们一直在进行着激烈而不可扭转的斗争。人们总是习惯形成传统与权威，总是不能很宽厚地包容新生观念和事物。当我们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来审视这种现象时，不难发现，每一次创新都会毫无例外的遭到强大的阻力，有时甚至会有很多人为此献出生命，但每一次这样的创新都对人类文明或多或少的起到了推动作用。所以，从先驱者对人类文明的作用，以及对个人精神的肯定角度出发，我们都应该形成一种良性的社会制度及文化心理，能够对先驱者的做法给予足够的尊重与包容，而不是事后几十年或几百年再来树碑立传，以示褒扬。
       总而言之，真正的宽容精神不是新的战胜旧的这样简单的逻辑。重要的是形成理性、宽松的社会价值观，促使民众养成宽容的心态，社会形成宽容的秩序，先驱者才会得到真正的理解与包容，才能避免同类悲剧的重演。
       如果我们经常引导学生做这样的求真、求异的思考，不满足于既定的解释，相信学生的阅读兴趣一定会日渐浓厚。如果我们的文学教育多一些对文学作品内部的关注，真正引导学生在文学的园圃中去拾掇五彩的叶和斑斓的花，相信可以帮助学生实现阅读能力提高与文学旨趣培养的双重效果，解除一些困扰我们的疑惑。
       谭志鸿，教师，现居湖北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