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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是一位以崇尚儒学、入世济人为目的，以佛道为羽翼，保全自己超渡苦海的儒释道大家。
       苏轼青年时便“奋历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的党争中几经起落，而且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己之是信”，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人生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与王安石构隙初起自愿外调时，还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相信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管抱负无法施展，仍致力政事，致力诗文反映时政和人民疾苦。他的思想始终是以“入世”为主导的儒家思想。可因“乌台诗案”毁灭了他尽有的“立言”梦想时，他似乎成了一个在佛道中求生活的骚人了。“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出世”思想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但他至死也没皈依佛道，这如何理解呢？李泽厚先生在阐述苏轼诗文的美学观时说：“苏轼把中晚唐开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可见苏轼是以“入世”为“出世”，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格言的最顽强最执着的实践者。他晚年在写给老朋友的一封信上说：自己“虽怀坎壈于时，遇时有可尊主泽民者则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因此苏子诗文很多貌似“出世”的内容思想，实质都是“入世”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出世”是苏子用来抵抗天灾人祸保护自己的良弓利器。“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贾生“不善处穷”，“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可见东坡是深知“忍”和“待”的要义，随时准备着东山再起一展雄才的。因此，不管处境怎样艰难险恶，他都能做到低落而不消沉，徘徊而不停步。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无敌的，才更有益于人民和社会。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磨难面前，苏轼是洒脱的、旷达的、无所谓的。“乌台诗案”，他九死一生，“穷交旧绝”，这样的新怨旧恨，在《卜算子》词中他只说“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用陈述的语调，平缓而深沉的语气表达“有恨无人省”的人生的孤寂和悲哀。他没有窦娥般地呼天抢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也没有《黍离》行人样地感慨忿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他的心潮已平静了，一种火山爆发后的平静，一种从死亡线上逃回来的平静，没有哭泣，没有抗争，只剩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和随遇而安。
       然而，他“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结果却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一个人毕生理想的毁灭，才大如海而无用武之地，“事业荒唐”徒见人老，这毕竟是人生的莫大悲哀。苏轼旷达的背后是藏着厚重的无奈和忧愁的。他一生之所以写了大量的诗词文赋便是最好的明证。这是“不平则鸣”的幽恨，是人世间悲极后的哭泣。这正是苏轼的本色，苏轼的伟大!
       郑永祥，教师，现居浙江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