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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研究]鲁迅作品的忧患意识
作者:刘新建 杨勇胜

《文学教育》 2006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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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作品集中了我们民族先进的思想情感,体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中华民族全部感情和所有愿望。透过他的作品,我们看到了其中反封建的民族精华部分,也看到了他在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中所体现的忧患意识。
       忧患是人类诞生以来就产生的古老精神现象之一。孔子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也有不朽命题:“生于忧虑,死于安乐”,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都笼罩着浓重的忧郁和悲哀:为了实现举贤荐能和修明法度的政治理想,他上下求索,九死未悔。可以说,屈原的忧国忧民精神是我国古代文学忧患意识的精华,为后世人们称颂。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屈原的忧愤只限于阴险的小人,昏昧的君主。而鲁迅的忧愤却在于整个社会制度。鲁迅不像屈原那样想要“补天”,只是在传统的范围里鸣不平,他对封建关系不存任何幻想,他是封建专制彻底的、不妥协的叛逆者。这种精神体现在他那一系列反对封建礼教和改造国民性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山之作的《狂人日记》,通过对狂人变态心理的描写,暴露了礼教和家庭制度的弊害。小说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字是“吃人”!
       几千年来奉为行为规范和准则的封建道德,和吃人联结了起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封建统治者以仁义道德吃人的历史,这是对封建礼教道德最深刻最本质的揭露,是作者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长期研究后的重大发现。《药》继续着对封建制度“吃人”的揭露,这里不仅有被封建的愚昧,迷信“吃掉”的年轻的革命者。它的悲剧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用钢刀杀害革命者,另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造成群众的愚昧迷信,革命者为人民而奋斗牺牲,但人民并不理解,反把他的血当药吃。这更突出了人民群众的愚昧麻木,而革命者死得又是何等寂寞、冷清,这篇小说在揭露封建专制的罪恶的同时,也表现了鲁迅对民主革命脱离群众的深深忧虑。
       最能体现鲁迅优患意识的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主人公阿Q是赤贪的农民,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孤苦无依,只被当作一个任意驱使的劳动工具:“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社会地位低下,受尽剥削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更可悲的是阿Q对自己这种备受压榨的可悲境遇不以为痛,反而沾沾自喜于“阿Q真能做”,他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欺凌弱者、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妙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和别人口角时,会瞪着眼睛说:“我以前比你们阔多啦!”被赵太爷打了,会想:“现在的世界太不像话,儿子打老子”,想到赵太爷这么威风,现在居然成了他的儿子了,就得意起来,他以第一个能自轻自贱而得意,甚至以作贱自己,用力打自己的耳光来反败为胜。被假洋鬼子打了,以调笑、欺侮小尼姑博得闲人们的喝彩而对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他这样以自轻自贱来解脱,或者以攻击侮辱地位相仿或更弱者来求得精神上的慰藉,或者以即刻忘却掩饿伤痛……,凡此种种,使得阿Q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处境,虽然受尽欺凌,都并无真正的不平,便永难振作起来以求自强,永在屈辱中苟活。直到最后,糊里糊涂地被杀,在“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呼喊声中,完成了最后一次精神胜利。
       《阿Q正传》不仅从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一国民性弱点反映了鲁迅的忧患意识,而且在对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刻描写中,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药》中夏瑜的悲剧一样,表现了对民主革命的忧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鲁迅的作品中对广大民众的忧虑是双重的;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他把劳苦大众作为革命阵营里的潜在革命力量而哀其不幸,由于他意识到改造中国有赖于他们的觉悟而又怒其不争。所以,鲁迅的全部创作出发点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就使他的忧患意识冲破了传统忧患意识的感时忧国的局限,化优患为不懈的斗志,刚健的行动,“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献身精神,这就铸成了鲁迅忧患意识的深刻内涵。
       刘新建,杨勇胜,江西分宜县三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