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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叙事作品的话语结构中，时间是一个基本要素。“叙事作品中时间的特征是它的二元性：一个是本文时间，即阅读作品本文所需要的实际时间；另一个是故事时间，即在故事中虚构的时间关系，两种时间的矛盾关系形成了叙事结构中的节奏性。”^[1]张天翼的代表作《包氏父子》所以能达到相当高的思想水平和呈现出精湛的讽刺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家对于叙事时间的艺术处理。其独特的处理方式既是作品最显著的叙事特征,也显现出作家追求叙事艺术现代性的自觉意识。
       作为一个叙事文本，《包氏父子》的故事时间从老包接到包国维的成绩单与缴费通知单开始，到小包被学校开除结束，其间历时约半月余。其中，前四部分的内容与第五部分的内容在故事时间上约有半月的间隔，其间的情节，作者以省略的方法一笔带过。前四部分则安排得比较紧凑，从老包接到通知单开始直到老包顺利缴费，其间约两三天的时间，除了夜晚包氏父子的睡眠没有叙述外，白日两人的活动基本得以展现。我们可以将小说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内容全部时长根据情节发展顺序划分为九个时段：
       （一）老包接到缴费通知单后为钱发愁；
       （二）老包与小包商量缴费的事；
       （三）老包到市民银行和学校乞求减免费用；
       （四）小包与同学路上调戏女生；
       （五）小包谄媚逢迎富家子弟；
       （六）老包为制服费四处讨借；
       （七）老包顺利缴费并为小包偷头发油；
       （八）小包在郭纯家做着富家子白日梦；
       （九）小包责备老包；
       显然小说的主人公是老包和小包两个人物，这里问题出现了：对于两个主人公，叙述时间应如何安排才能获得最好的艺术效果？传统的叙事作品常常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法，先叙述主人公甲在某一时段的活动，再叙述主人公乙在相同时段的活动，这样的处理虽然可以使甲、乙在同一时段的活动均得以详尽的描述，但是却会使本文时间成倍增加，无疑延长了本文时间，而与故事时间的时长严重的不协调，从而产生叙述的凝滞状态，在阅读效果上会导致冗赘感的产生。《包氏父子》摒弃了传统的叙事方法，以故事时间为基准，以两主人公的路遇、回家、交谈等情节作为衔接，在前一时段叙述老包的行为，又在紧接的时段叙述小包的行为，在接下来的时段又将叙述视角变换为老包，这样在一个自然的时间序列里以不同的时段为单位，灵活变换不同的叙述视角，穿插表现两个行为主体的贯穿动作。从不同的叙述视角来看，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被分割成九个不同的时段；从情节的接续来看，作品将两主人公的路遇、回家、交谈作为衔接巧妙地进行叙述视角的切换，因此这九个时段又毫无间隙地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单元，也就是说本文时间与故事时间基本等长。这样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里，即使同时兼顾表现两个主人公的行为，叙事也显得十分简洁流畅，有效避免了传统叙事方法所带来的沉闷和冗赘感。
       《包氏父子》这样的叙事时间处理反映出现代小说对于叙事流动感的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与完备，固然是叙事的一种追求，但将叙事行为本身作为一种艺术，并上升为小说形式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更是小说发展所提出的一种现代性要求。《包氏父子》正是适应了这种历史要求，通过对叙述时间的艺术处理在叙事上独树一帜，以叙事创造出独特的审美内涵。
       如上所述，前四部分的内容从老包接到通知单开始直到老包顺利缴费结束，在这个相对完整的时间单位里，老包和小包各自的行为均没有得到完整的叙述，如果将老包或小包的行为分别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观照，那么俩人的活动被分割成若干个不同的时段，并且分置在不同的时间序位上，时段（一）、（二）、（三）、（六）、（七）、（九）呈现的是老包的行为，时段（二）、（四）、（五）、（八）、（九）呈现的是小包的行为。无论是关于老包还是关于小包，如果单从情节上看的确无法全部自然接续，但是却有一些内在的因子将这些被分割的时段连接在一起，那就是两个主人公各自的贯穿动作和行动呈现出的内在目的性。老包的贯穿动作是发愁、借钱、哀告和乞求，其行为目的性就是供子读书，望子成龙。小包的贯穿动作是谄媚、追捧、虚荣和效仿，其行为目的性就是攀附权贵追求享受，过上富贵生活。这样就在时段内容上形成重复，并通过这种重复和强调，来达到对人物心理的漫画化描写。反之，被割裂、不连续的时段又被这种对人物心理始终不懈地描写刻画连接在一起，并且获得多层意义指向。
       首先，表层意义指向体现为小说独特的情节结构形式，这些被分割的时段分别以老包和小包为中心，形成了两条情节线索：一面是老包借钱、应付讨债者，一面是小包不学无术、攀附富家子弟。两条线索同时进行，其间通过路遇、回家、交谈、父子冲突等情节元素连接在一起。最终小包被校方开除，老包哀告无门，两条线索在这里合为一股，父与子的梦想均告破灭成为大结局。我们看到，两条情节线索穿插交织，形成鲜明对照，在叙事上老包和小包构成两个行动元。老包一心要让儿子在贵族学校读书，寄望于以后儿子学业有成、光宗耀祖，他也可当老太爷享享清福，这样的人生目的迫使他到处借钱支付儿子昂贵的学费；小包在学校却是跟随着富家子弟，比穿比用，学业上一无所获接连留级，带给父亲愈益沉重的经济负担。两个行动元互相影响，推动情节往前发展，而两条线索则构成小说完整的情节结构形式，并以典型的悲剧形态冲决中国传统叙事作品中梦想成真大团圆的结局怪圈，以严肃冷峻的现代意识观照望子成龙的传统思想，传达出深刻的现代意义。
       其次，深层意义指向则体现为小说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上贵族学校过富人生活，对于这种生活目标的确立和实现途径的选择，包氏父子是高度一致的，并由此形成父子俩共同的人生理想，即中国传统的家庭理想模式：望子成龙、子贵父荣。在这个家庭理想模式里，父挣钱子读书，子发达父享福，父与子分别构成模式的两个支点，两者互为支持，缺一不可，从而形成一个二元整体。这种二元整体缺少任何一元都将轰然倒塌，不能重建。但是在《包氏父子》里，我们看到二元各自的行为：父亲挣钱、借钱、供子读书，甚至偷窃来满足儿子的所有要求，儿子却是谄媚逢迎富家子弟，甚至因打架而被学校开除。在一个煞费苦心债台高筑的父亲背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勤奋学习努力上进的儿子，而是不学无术、攀附富贵、挥霍滋事的儿子。在这个二元整体中，父子行为形成鲜明的矛盾对比，并隐伏于上贵族学校过富人生活这个共同的人生理想之下，被掩盖藏匿、被有意忽略，于是构成悖论。
       悖论一旦存在，二元整体的构成就会受到置疑，其实现家庭理想的可能性更是受到挑战。当叙事走向最后，小包的打架滋事致人受伤，不仅需要老包掏出一大笔医药费，而且包国维也被学校开除，作为二元整体中的一元，小包丢掉了学校就意味着，另一元即老包的人生理想支点倒塌，作品中我们看到纠缠于重重债务之中尚且得以应对的老包面对小包的失学，其反应是“脑袋摇摇的，身子跟着脑袋的方向——退了几步。他背撞到了墙上；腿子一软，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下。”^[2]老包彻底地陷入了绝境。悖论的结果就是家庭理想的彻底破灭。
       其实，在这个中国传统的家庭理想模式里，一直潜伏着这样的危险：即二元整体中二元之间互相支撑、不可或缺、过于紧密的依存关系存在极大的缺陷，一旦二元中任何一元出现差错未尽到本分，那么悖论就会出现，其结局就是另一元前功尽弃并陷入绝境。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个人理想寄望于他人是多么幼稚而危险的事情。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深层的生存怪象：“子贵父荣”、“夫贵妻荣”、“母以子贵”等，都是这种怪象的表征，即把个人命运寄托于他人。中国人尤其是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常常缺乏个体独立性，总是将自我的生存命题交付于他人。深究原因，这一方面是由特殊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氛围所致，另一方面恐怕也和中国人长期以来主体意识的缺失有密切关系。张天翼以冷峻的现代意识和独特的叙事结构揭示了这个家庭理想模式中潜伏着的悖论可能性以及悖论所必然带来的悲剧结果，也因此，这样的叙事结构具有了深广的文化意义，它不再是简单的情节构筑形式和叙事技巧，因为渗透了浓郁的文化探询和批判意识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成为别一种内容。
       《包氏父子》对于叙事时间的艺术处理彰显出作家的现代意识，也正是这种对于叙事艺术现代性的不懈追求，才使得张天翼在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群中独树一帜，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
       注释：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2]张天翼，《张天翼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陈晓燕，女，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