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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贤亮的姊妹篇《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悲剧精神贯穿始终。我们所论述的悲剧，不是悲伤、哀愁、眼泪或鲜血，它是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只要这种“反抗”永远不停，“悲剧”也就永恒地存在。叔本华曾说过:“悲剧，无论是从效果的巨大或造诣的困难方面来看，都应被认为是诗的艺术的顶峰”，它的目的“在于表现人生的可怕方面、难以言说的痛苦、人类的不幸、罪恶的胜利、机运的恶作剧，以及正直无辜者不可挽救的失败，都在这里展示给我们。”张贤亮正是以这样的悲剧精神和忧患意识，从主人公的生存、爱情、命运悲剧着手，来探讨悲剧发生的原因，来逃离悲剧的命运！从而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
       一、生存悲剧：生的窘困
       人之生存，所谓“食、色、性也！”“食为天，生为大！”“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些话语时常挂在我们嘴边。自古皆然。“仓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都充分说明粮食的重要性，人的生存的重要性。人首先要具有生命，并需要把这个生命延续下去，必须有物质食粮支撑才行！
       章永璘（简称章）所处的年代，生存问题就成了人们面临的重大的难题。炊事员在章临走时给了他两个稗子面馍馍，让他兴奋了好几天，他认为这就是“祖宗有灵”，让他拥有了很宝贵的东西。他把怎样弄粮食问题当成一个最大的难题来思考和解决。“总而言之，打稠饭的机会比世界经济情况的变化还难以捉摸。完全要靠偶然性，靠运道。”为了比别的犯人多喝到100CC的粥，他还专门做了一个罐头筒“我用铁丝牢牢地在上面绕了一圈，拧成一个手柄，把它改装成带把的搪瓷缸，却比一般搪瓷缸大得多。它的口径虽然只有饭碗那么大，饭瓢外面沥沥拉拉的汤汁虽然牺牲了，但由于它的深度，由于用同等的材料做成的容器以筒状容器的容量为最大这个物理和几何原理，总使炊事员看起来给我舀的饭要比别人的少，所以每次舀饭时都要给我添一点。而这‘一点’，就比洒在外面的多得多。”“这100CC是利用人的视觉误差得到的。”“罐头筒是没法舔的，这真是个遗憾！我只能在每次吃完饭后用水把它涮得干干净净，再把涮罐头筒的水喝掉。”来到劳改队，他也想尽一切办法弄吃的。他主动申请打火炉，好借此机会偷煎稗子面吃。另外，章也在一些农民的身上打主意。“我熟知他们有一种直线式的思想方法。有时候，他们会出奇地固执，拼命地钻牛角，只记一点，不计其余......但更大的可能倒是被人愚弄，被人戏耍，让他们顾此失彼，大上其当。”年轻的章终于深深地懂得：“‘吃饱了不饿’这个真理，我花了二十五年时间才知道。弄懂这个真理，要比弄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困难得多，还要付出接近死亡的代价。”（《绿化树》）就连与黄香久（简称黄）结婚，多少也有一些功利目的，“咱们结婚，就等于两个单干户办了一个合作社。”便于过日子。
       章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海喜喜（简称海）不就开荒私种大豆吗？马缨花（简称马）不就利用姿色来开“美国饭店”吗？人们活着几乎就只为了吃，吃的目的就是使自己能活着。当生存问题成了困扰人们的大问题、大难题时，这就上升为人类生存的大悲剧了。正如刘恒《狗日的粮食》中罂袋因丢了购粮证而发狂，而自残死去一样。
       二、爱情悲剧：爱情梦想的破灭
       章与马从相识到互相容纳再到相知相恋，经历了艰难的过程。章在整个爱情中始终感到一种屈辱，他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反而要靠马的帮助来填饱肚子，来保障自己的健康。至于章与马之间的关系，无可厚非，马是越来越爱章的，而章则是在不断地自我反省中越来越融入马。让我们看他们的一段对话：（《绿化树》）
       “你刚才叫我啥？”马说。
       “叫你......叫你‘亲爱的’呀。”章回答。
       “不，不好听！”
       “那叫你什么呢？”
       “你要叫我‘肉肉’！”
       “那你叫我什么呢？”
       “我叫你‘狗狗’！”
       这里不乏有一种亲昵的称呼，但“肉肉”与“狗狗”之间的关系，恰好更确切地体现了马与章的特殊的现实关系。马供给食物给章，她就是他的物质食粮；章就像一只可怜的狗一样不得不听任马的施舍。饥饿和虚弱使章不可能拒绝这种诱惑而与马断绝关系。虽然他们都真诚的相爱，但这种爱情首先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一种依附关系上，因此难免存在心理距离，并产生心理错位。他俩最大的悲切还在于有缘无分，连离别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爱情的梦想从此被打得粉碎。
       章与黄戏剧化的结合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芦苇丛中邂逅，惊恐万状，打下伏笔。第二天再遇，“我恨不得宰了你！”又设一波。八年后偶遇，终于走到一起。但所得的并非是他八年来梦寐以求的，所渴望的也是他自己所不能享受的，反而使章更加压抑，更加受到束缚。章的爱情总是在不断错位中折磨着他，让他欲哭不得，欲罢不能。在爱与被爱，在男人与女人的搏斗中，章伤痕累累。
       三、命运悲剧：命运多舛
       章先以“书写反动笔记”的罪名被判三年管制，“社教运动”中，又以“右派翻案”的罪名被判三年劳改。劳改期满，回到农场，正遇上“文化大革命”，又被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群专起来。一九七零年，他又被投进农场私设的监狱。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五分之一个世纪！他的青春和激情都在人为的劳改生活中磨损殆尽。
       章的命运悲剧具有三重性：首先是行动悲剧，他有彻底悔改的决心和勇气，有走入群众，融入群众的思想，但却在行动上受到禁锢和限制，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其次是心理悲剧，禁锢导致其心理的郁闷和压抑。“大自然赋予我这样大的耐力，难道就是要我在一种精神堕落的状态下苟且偷生？难道我就不能准备将来干些什么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社会层面的东西退却，生理层面的东西彰显出来，对女人身体的强烈欲望左右着他，政治领域成为禁区，乱搞男女关系却成为非禁区；再次是身体悲剧，心理压抑导致其性本能的衰竭，使其失去了一个男人应有的本能。
       四、社会悲剧
       当一个人活着只为了努力去满足食，色，性的时候，而食、色、性又成为困扰他的无法解决的难题的时候，人的最基本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个体社会层面的理想和价值就会完全被基本需求掩盖和淹没，但同时个体本身却在矛盾的困境中积极地追求社会层面的东西，从来都不曾放弃。在这种情况下所导致的个体悲剧，如果具有普遍性，那么这一定不是个体的原因，而是社会的原因所导致的！这是一个永恒的定理！章的悲剧在海喜喜、马缨花、黄香久等人的身上仍然存在。海不仅在爱情上失败，也在事业上受到限制，舒展不开，发挥不了一个能人的作用。马靠周旋于几个男人之间来获取物质上的利益。而黄则结了两次婚，又离了两次婚。所有这些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同时又是社会的悲剧。在人们看来，最大的伤害莫过于“男人入错行，女人嫁错郎。”但对他们来说，却是男人找不到行，女人嫁不了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动派”、“社教运动”、“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反革命”。二十年左右的阶级斗争，五分之一世纪的政难史，个体与社会的悲剧史！“政治的激情和情欲的冲动很相似，都是体内的内分泌。”“国家与个人的现在与前途，都成了把握不住的东西，神秘莫测的东西，于是，只能把一切归之于‘劫数’和命运了。”（《绿化树》）用一幅图来描摹人们当时的生活图景和状态：社会悲剧的存在，使人们深受其害。图中的主人公（个体）们交叉错位地生活在社会中，并逃离开群体，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而事实上他们又无法彻底逃离，这正是他们的悲剧命运和悲苦的生活状态的生动写照。
       五、对悲剧生命的逃离：路在何方
       主人公对悲剧生命的逃离，包括两种方式：一是个体对个体的逃离；二是个体对群体的逃离。自传统以来，中华民族都喜欢稳定的农耕生活，留恋自己生活的土地，不愿随意迁徙，更不愿到处漂泊。但小说中的主人公都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去寻求新的生活天地。章在经历两次爱情的挫折之后，在社会价值和社会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之下，抛弃了牵绊他的平凡生活，逃离了黄（个体对个体的逃离），也逃离了所在的农场（个体对群体的逃离）。海的社会理想和抱负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在他的爱情失败以后，逃离了马和章（个体对个体的逃离），也逃离了所在的生产队（个体对群体的逃离），去寻求他新的爱情和生活。马在失去所爱的人之后，为了生活也为了保持住对章的忠贞，她不得不逃离开想打她主意的保管员（个体对个体的逃离），也不得不离开生活的农场（个体对群体的逃离）。而黄却逃离了她的两次不幸的婚姻，在她的最后一次婚姻中，她无力挽留住所爱的人，最后只得逃离掉自己对章的包围圈。
       但是，他们会逃离到什么地方？究竟结局会怎样？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给我们指出一条充满希望和阳光的大道。只是让主人公“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绿化树》）然后让他们逃掉。或许作者本人也不知道究竟路在何方？这就是作者的迷茫与困惑！矛盾与挣扎！
       费元琴，贵州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